玄武门之变褒多贬少，靖难之役贬多褒少，有三方面因素
主流舆论对于玄武门之变与靖难之役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一般是前者肯定的多于后者，后者否定的多于前者。造成这一现象，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因素。
第一大因素：理由的正当性不同
玄武门之变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兄弟之间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主要以李建成的亲信杨文干造反事件为分水岭。杨文干造反事件之前，李世民的秦王府人才济济，对太子李建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到了杨文干造反事件发生的时候，李建成可以说是被打入谷底；但经历杨文干事件之后，唐高祖李渊对兄弟俩的态度开始转变，一方面略微防着李建成，另一方面逐渐剥夺了李世民的所有兵权，兄弟俩手中都无兵可用，为了防止万一均养了私兵，而且都在努力收买禁军。
但后期的形势总是李建成占上风，成功阻止李世民去洛阳避祸，还有毒酒事件之后李建成也没有受到处罚，这些事情已经摆明唐高祖李渊的态度，已经是默许李建成对李世民的打击行为。只要等李建成继位，掌握了兵权，李世民以及他的亲信们的性命岌岌可危。
所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其实是有被迫触底反击的正当理由。
反观靖难之役，理由就显得没那么充分了。靖难之役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削藩，而这个问题其实是明太祖朱元璋留给建文帝朱允炆的坑。
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藩王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是为了防御外患，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他杀了太多开国功臣了，导致无人可用，所以才想着让子侄们去边境驻守。但问题是给藩王的权力实在过大了，他们的亲兵一般有三千到两万不等，封地面积也与汉初的刘姓王差不多。有个官员叫叶伯巨的认为要限制一下，防止出现七国之乱或者八王之乱之类的隐患，结果朱元璋不仅不听反而将其下狱囚禁至死。
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这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在他驾崩的时候马上隐患就表现出来了。本来他规定藩王就藩之后，没有征召不得无故归京，并且藩王之间不得互相往来。但燕王朱棣偏偏大摇大摆地跑来南京了，完全藐视皇权的存在。
所以对于建文帝朱允炆来说，削藩势在必行，而朱棣本来就越界在先，他发起靖难之役在法理上是没法获得支持的。战争的过程中响应朱棣的官员确实不少，但是百姓参军的却不多，使得朱棣兵力时常捉襟见肘，可见其当时不得的民心。
第二大因素：社会破坏程度不一样
玄武门之变秦王府阵营被杀的主要是敬君弘、吕世衡两员将领，其他都是兵喽喽。东宫集团被杀的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以及跟着去朝见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大部分是文官；第二批是赶来支援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卫兵，死的也是兵喽喽；第三批是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儿子们，女儿则被放过了，其他家属要么被罚作官婢，要么被李世民笑纳了。
不过这三批人，非战斗人员伤亡不足百人。而两方人马参战的也差不多2000人左右，局限在皇宫玄武门附近与东宫、秦王府、齐王府这几个地方。总体规模其实很小，对长安的百姓影响并不大。
东宫集团的大部分人才，诸如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王圭、魏征、韦挺、李志安、李思行等人后来都被赦免了，而且基本都受到了重用，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才损失，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弹，社会依旧稳定如初。
靖难之役就不一样了，前后打了四年，经历滹沱河之战、大宁偷袭战、郑村坝之战、白沟河之战、济南之战、东昌之战、夹河之战、藳城之战、灵壁之战等很多场战争，对中原地区以及江淮破坏较大。攻入南京后，皇宫还烧毁了，损失不可估量。
战争过程中损失的人口、破坏的经济且不说，朱棣攻入南京后还杀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景清、毛泰、郭任、王叔英、谢升、卢植、戴德彝、卓敬、暴昭、练子宁、王艮、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陈迪、铁铉、茅大芳等诸多建文帝旧臣，而且多数是灭族，有的甚至“瓜蔓抄”——顺带着屠他们所在的家乡，血腥且不说，都不知道因此损失了多少人才。
因为南京城的破坏，之后朱棣又迁都北京，这其实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劳民伤财。而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将建文帝朱允炆所有的改革不论好坏都改回去了，这里面也有很多倒退之事，也是很负面的。
虽然明成祖朱棣在之后拥有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比肩的永乐盛世，但当时的玄武门之变对社会基本没有破坏可言，而靖难之役破坏程度大得恐怖，肯定免不了批判的。
第三大因素：道德评价不一样
因为李建成被杀的时候还是太子，所以玄武门之变的本质其实是夺嫡。李世民的行为要批判最多是骨肉相残，他之后继承唐高祖李渊的帝位，是正儿八经地接受禅让的，属于合法继承，所以玄武门之变谈不上篡位嫌疑。
而靖难之役发生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已经驾崩了一年，建文帝朱允炆是其合法继承人，且已经顺利登基。所以燕王朱棣这个时候起兵，打败建文帝朱允炆，夺取皇位，皇位继承来源是谁呢？朱元璋已经驾崩了，不可能传给他，朱允炆跟他敌对且可能已经烧死了也不可能传给他，这意味着朱棣的皇位没有正当的继承来源。而且建文帝朱允炆可以算作是他弄死的，这意味着他弑君，明摆着属于大逆不道谋反篡位。
孔子早就定义了封建社会最高的伦理准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统治者更是直接将忠君作为臣子最高的伦理道德。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本质是篡位，违背的正是这最高的伦理道德；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本质是夺嫡，违背的只是兄弟友爱的伦理道德，远远排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
很显然，在道德评价方面，朱棣的罪过要严重得多。
综上所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有正当理由，对社会整体没有负面影响，而政变的本质只是夺嫡，所以历史评价褒多贬少；而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没有充分的理由，对社会破坏巨大，且政变的本质是篡位，所以历史评价褒少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