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宝森：缠足之下，被遮蔽的家务劳动与被贬损的女性价值丨燕京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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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缠足的起源，一直陷于模糊的争议。汉学家宝森与葛希芝将这种性别文化习俗，放在更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中考察，呈现缠足女性的主体性和复杂性，以及为何经济因素是缠足的动机，还有缠足女性劳动价值的贬损等问题。
关于历史上女性为什么要缠足，不少研究学者曾猜测，缠足象征着中国精英女性与世隔绝的休闲生活，或者当时女性对于某种时尚与美的趋之若鹜。但在学者劳拉·宝森（Laurel Bossen）看来，这是类似于“小脚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浪漫想象，在广大农村女性包办婚姻、终身劳作的现实面前，上述观点很难成立。
那么，中国农村女性缠足之后如何劳动？难道她们只是“吃闲饭”吗？带着困惑，宝森和她的同事葛希芝（Hill Gates）于上世纪90年代深入中国农村，与在世的最后一批老年缠足女性做了深入的问卷访谈和田野调查。
在各地的调研过程中，宝森和葛希芝发现，大部分曾裹脚的乡村妇女，都从事过贴补家庭收入的各类手工劳动。这是一个鲜有学者深究的方向，很少人会将被束缚的“脚”与作为潜在劳动力的“手”联系起来。宝森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史料的局限性：发生在农村家庭内部的女性劳作，很难被书写历史的精英阶级和城市男性作者看到；在父权制的背景下，女性并不被当做独立的经济主体。
宝森与葛希芝关注缠足习俗在中国的消逝，这并不是一瞬息的事情，它历经漫长，过程反复，在不同的地区也呈现出一定的“时间差”。在《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一书中，宝森二人从数据上论证了，手工劳动任务繁重的地区和家庭，通常缠足的风俗延续时间也更长。
宝森二人试图将缠足这一性别文化习俗，放置在更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中考察，将女性劳动力的角色重新纳入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中。研究显示，这些缠足女性，不仅为自己的家庭生产，也为晚期帝国内外的相关贸易贡献了大量的纺织品和手工产品。她们曾骄傲于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精致漂亮的，是能为家庭做贡献的，是有价值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转型以及家庭纺织业的衰亡，她们的双手和技术再次失去价值，已经畸形的脚却要重新适应新型的劳动模式和放足革命之后的日常生活。
缠足女性多数都不识字，不善表达，可是她们的声音需要被历史听见。就缠足女性的主体性和复杂性，经济因素作为缠足的动机何以成立，女性劳动价值的贬损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宝森。
短片《荷花》里的缠足场景
▌理解缠足母亲的残忍：艰难环境下的谋生之计
燕京书评：为什么想要研究中国农村女性的缠足问题？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契机促使你选择这个课题？
宝森：我开始研究缠足，主要还是受我同事葛希芝的启发；她说，这是可以被研究的。她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去四川采访几千名当地的农村老年妇女，她们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里被缠过足。然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经历了缠足的人还活着，她们一生都带着畸形的脚在生活。
关于为什么要缠足，很多人猜测是为了显示家庭财富，因为缠足使得这些女性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也有观点认为，缠足是一种时尚，或者女性本身就很闲。这些说法都很肤浅，甚至不太现实。我自己在研究农村妇女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来自非精英家庭的缠足老人。现实情况往往和上述观点相矛盾：农村妇女尽管被裹脚，但仍努力劳动来养活家庭。
中国农民通常都是非常勤劳和务实的。和葛希芝一样，我也很想了解缠足在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体系中的普及程度，以及农村家庭如何能承担得起这种阻碍女性身体活动的落后习俗。这就促使我们前往八个省份的农村地区，考察缠足的机制，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它的分布和衰亡。
燕京书评：根据你的研究，母亲给女儿缠足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取得对其劳动的控制权，减少母亲劳作和育儿时的负担，这在理性层面确实具有合理性。但是，母亲作为经历过缠足之痛的人，要亲手把自己年幼女儿的脚给绑上，情感上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你也说到，母亲通常不能直接向女儿点明缠足是为了让她专心手工劳动，要把这种对身体伤害的责任推到未来的婆婆身上，比如用“为了找个好婆家”这种话术。你是如何理解母亲角色在这一过程中的复杂态度和矛盾性呢？
宝森：其实我比较怀疑，这些母亲是否能明确意识到自己在通过缠足控制女儿的劳动。从家庭分工来说，母亲确实有很强的动机让女儿分担一部分家务活：妇女们那些没有尽头的家务劳动里，通常包括了制作布料这项任务。缠足减少了女孩流动的可能性，使父亲很难要求女儿去田里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般理想的情况是，母亲总会无私地照顾和培养孩子；但现实是，妇女有时候会觉得孩子是个负担，尤其对女儿会有不满。毕竟母凭子贵，一个母亲通常会因为养育了健康的儿子而获得尊重，这些儿子之后也会持续支持她们，但女儿无法带来什么回报，也不太受宠，会被要求早早地嫁出去。
要去理解母亲的残忍这一点。其实生活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下，父母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以使他们的一些孩子能够生存。这些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这一代的劳苦百姓，很多父母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经常被体罚；然而，他们仍然继续用体罚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在采访的时候，一些家长们回忆称，当年的男孩如果不学习就会挨打，女孩如果解开裹脚布或没有完成日常家务，则会挨打。
在通常情况下，女性自己并没有很明确地将缠足与熟练手工劳动联系起来。相反，这两项活动，即母亲对女儿脚的逐步束缚和监督，以及对女儿手的逐步训练和监督，使年轻女孩学会了服从和女性形式的手工劳动，以及在家庭范围内的纺纱和织布等手工艺。
有一些妇女在童年时就被安排好婚姻，她们表示，如果媳妇没有缠足，婆婆会退婚，这些婆婆甚至会坚持将媳妇的脚缠好再退婚。筹备婚礼阶段，新娘需要准备好手工制作的衣服和鞋子，因为这表明她可以为家人提供衣服，减轻婆婆的负担。有一些老年妇女表示，缠足的新娘，通常来自布匹制作发达的地区；而未缠足的新娘，则来自妇女的手工技能在经济上不太重要的地区。毕竟，婆婆要找的媳妇，得学会与当地经济情况以及家庭需求相匹配的技能。由于婚姻往往是在儿女年纪尚小的时候由父母安排的，所以婆婆在选择未来儿媳妇时往往起着重要作用。
1930 年代，中国女孩为了改变脚的形状
燕京书评：在缠足的年代，一位女性的一生可能是，从被缠足的女儿，变成给他人缠足的母亲或者要求女性缠足的婆婆，这种代际的延续可能揭示了什么结构性的问题吗？
宝森：在很多社会中，父母在适应社会环境时受到一些不愉快的束缚后，又会将这个束缚强加在他们孩子身上。这可能会导致代际冲突，也有些母亲或婆婆看到年轻女孩缠足后痛哭，心生怜悯，可能会暂时松开裹脚布。但最终，这种抵抗通常还是被消磨殆尽，女孩们的脚后来还是变成畸形。这些女孩总是被告知，缠足是结婚的必要条件。
其实，很多技能都需要痛苦地准备多年，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延续下去，只是为了谋求一份生计。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
▌被遮蔽的家务劳动与被贬损的女性价值
燕京书评：根据你的研究，为什么经济因素才是影响缠足行为的关键性因素？
宝森：经济因素，意味着谋生的方式、收入的分配、生活的保障……这些几乎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农户经常面临庄稼歉收和饥荒之类的境况。在前工业化时代，缠足有助于驯服女性从事手工纺织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作。她们的产品经常会被出售，从而使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的竞争性工业产品的涌入，加上中国本土新兴工业的崛起，家庭手工作坊的运作动力不断被削弱。工业纱线和布匹价格低廉，消费者逐渐不愿为手工自制品支付更多的费用。因此，从事这种手工工艺的女性，也不再能够提高她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我们的研究也注意到，缠足在不同农村地区的衰落时间，与交通（蒸汽运输、火车、铺设的道路）的改善时间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些交通改善加速了工业纺织品和其它商品的涌入。
燕京书评：书里有提到，这些缠足女性对自己劳动价值的认知似乎是比较含糊：一方面，她们会为自己的劳动产品感到自豪，也知道这份劳动对养家糊口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她们会觉得这“仅仅是家务活”，不是“正经劳动”。你是如何看待她们对自己劳动价值这种颇为矛盾的理解？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吗？
宝森：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这些妇女总是自豪地谈论着她们的手工技能，向我们展示她们年轻时制作的手工制品，并且有些惆怅地提到这些技能的失传。她们也感慨，很多制品都是个人精心制作的，并且相当漂亮，却不再被后代所珍视。
在中文和英文中，“家务”都是一个倾向于忽视妇女在家中无偿为家庭提供技能、牺牲、劳动、规划和管理的术语。由于没有明确的报酬，这不仅难以计算和评估，还导致整体社会对她们的贡献的低估。然而，许多妇女意识到，她们的纺织产品、优质的纱线和布匹，是具有市场价值的。
缠足的中国女性
燕京书评：你在研究中是如何去捕捉这些被遮蔽的女性劳动？你认为未来是否有更合理的标准或者知识模型来将这些更为隐秘的女性劳动纳入公共视野？
宝森：我们的方法是与尽可能直接与老年妇女进行访谈，询问她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具体问题，努力让这些妇女为自己说话，而不是让别人把话放在她们嘴里（为她们说话）。在与这些女性当面交谈的时候，最好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干扰，这一点很重要。
年轻一代常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所持有的关于缠足的刻板观点，往往与我们访谈中所揭示的老年妇女的实际情况相悖。最后一代缠足的妇女逐渐离开了大众视野，所以她们的自主叙述真的很珍贵。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妇女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公众对其劳动的认可：她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和书写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努力争取得到认可。
▌制造差异、等级与排斥：习俗对女性的伤害
燕京书评：如你所说，纺织劳作对于女性而言也是独特的个人体验，能从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在纺织业受到工业化转型的冲击后，最后一代的缠足女性，她们的价值认同、人生期待、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在被“再造”的过程中，她们是否有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了？
宝森：我的回答，“是”，但也“不是”。在工业转型之后，缠足妇女被视为过去的产物，无法适应在家庭之外的、流动的现代劳动形式。很快，她们被看不起，被蔑视，被嘲笑。嘲笑她们的不止是西方人，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现代化社会：缠足妇女，因为“身体残疾”被视为无用；新型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出现，使得她们在纺纱、织布以及制作一系列手工艺品方面的技能都被贬低。
这种痛苦的转变，使这些“无足轻重”的妇女落在后面，被边缘化，她们慢慢地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中，妇女被期望接受教育，外出工作，赚取收入，将她们的智慧用于改善家庭和整个社会。在工业时代，这些双手不再重要的缠足妇女，要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养家糊口，抚养孩子，实在是难上加难。
缠足的幼女
燕京书评：和你一同撰写此书的作者葛希芝曾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超级性别”（hyper-gendering），主要指缠足、面纱、女性割礼这一类强化了性别元素的习俗。并且，她发现，这些习俗都发生在一个晚期帝国时代：当人口稠密，人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之时，他们会动用家庭里所有的女孩作为劳动力。这与本书中关于缠足的结论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的呢？
宝森：“超级性别”的概念是指创造和夸大男女之间的差异，这里不是指简单的生物学差异。我同意葛希芝的观点，过度性别化存在于许多社会中，但要辨别其动机和谁从中受益并不总是容易。夸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可能对两性都有害。这种教导之下，男性容易会有暴力倾向，有可能杀人和被杀；女性可能过于强调自己的性能力，会更容易受到骚扰。
在商业社会中，超性别化的动机可能更复杂。例如，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风格的服装。这意味着父母必须购买更多的服装来适应每个性别的特定性别认同，否则就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或自己感到尴尬。时尚界因更多的销售而受益，但如果贫穷家庭的孩子们穿了旧衣服，或者“性别错误”的衣服，他们可能会感到羞耻。
我们要注意区分这些习俗是永久性的、临时性的，还是可逆性的。例如，缠足永久性地改变了脚，使其看起来更小。它影响了妇女走路和跑步的能力，但并不妨碍家庭手工劳动。当代的高跟鞋使脚显得更小，使人看起来更高大，也影响了跑步的能力。但鞋子可以脱掉，对脚的损害是暂时的，除非每天穿。
面纱和女性割礼，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面纱是暂时性的，主要在公共场合佩戴，而不是在家庭中；女性割礼是永久性的，会影响到私处和生育。人类确实很容易利用任何可见的差异作为借口，来接纳和排斥、支配和服从某一群体。不过，我很难想出一个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它们。社会性别（gender）是基于可见的生理性别（sex）的差异，这些差异总是可以用来建立社会等级制度。
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缠足起源的理论。相反，我主要关注的是缠足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普遍性、持久性和消亡。
缠足过的畸形脚状
▌女性自主叙述：重新诠释“被压迫”的机制
燕京书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反思前共产主义时期女性总是作为“受压迫者”和“被牺牲品“的话语。在你看来，这次的缠足研究和“压迫叙事”相比有哪些主要不同？你是如何理解在缠足行为中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
宝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重要。我们对缠足的调查研究，并不是想支持这个简单化的“女性作为受压迫者”的叙述。我们采访的妇女，是生活在困难时期的、充满智慧的主体。
缠足常常被当做严苛的父权制下女性受压迫的象征，在这种制度下，男性强调以各种方式支配女性。为什么这种支配会落在缠足上，其实这个叙述反映的是男性作为主体的欲望：他们企图通过让女性保持依赖和无事可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发育不良的脚上，他们看到了美。通过假设男性是唯一重要的主体，并且关注美、地位和控制，女性在家庭领域的行为和主体性都被忽略了。然而，生活史揭示了，尽管妇女资源匮乏、双脚受限，但她们经常为市场生产商品，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
燕京书评：这项研究对当下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宝森：我们的研究通过采访经历过缠足的妇女，并向她们询问有关其生活的各种问题，转变了过去对于缠足的解释只强调精英、美貌和休闲的角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重新诠释了妇女被压迫的机制，因为男人不再是缠足的主要代理人或直接实施者（尽管许多男人给予了对缠足的认可）。考虑到女性没有能力控制或积累经济资源和财产，妇女不得不要求她们的年轻女儿或儿媳妇提供密集的劳动力。
这项研究表明，所谓的“缠足妇女没有生产力，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经济贡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妇女的家务劳动没有被衡量时，它是没有被看见的。当妇女的交流和记录手段有限时，我们很难驳斥一些陈规旧念。在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生活之前，妇女作为“闲散的、非理性的、被动的受害者”这种错误印象一直在流传，并且很少受到质疑。
如果我们希望影响世界上残留的那些有问题的习俗（比如割礼、面纱等），就必须把受影响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也就是说，她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里，性别本身与其它不平等体系复杂交织在一起。
缠足的女性和她们变形的脚
燕京书评：作为一个“异乡人”来调研中国农村妇女的问题，这给你带来哪些挑战与收获呢？
宝森：在1980s-2010s这段时期研究中国农村妇女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我们也算是第一批来中国农村做相关研究的外国人，对于村庄里的人们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外国研究者。大家彼此都是非常新鲜、非常兴奋的。
我的一个收获是，破除了对他人的一些成见或肤浅的看法。因为我们研究者也是女性，所以在谈论这些农村妇女作为女性的经历，以及分享性别歧视的经历时，大家彼此之间没太多障碍或禁忌。当我们表示对她们的过往劳作经历感兴趣时，这些妇女似乎很欣赏和重视我们，她们经常也会询问我们的一些经历。
外国研究者的一个优势可能是，有更广泛的文化交流经验，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关系皆有所研究。当然，我们也遇到些困难，比如当地一些送礼和互动的礼仪规则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很难领会。虽然我们的语言不通，对本地情况也不够熟悉，人们还是非常宽容，经常耐心地向我们解释。
另外，由于我们经常需要当地或外部的助手协助采访，我们也会苦恼如何确保这些翻译者不会用自己的观点或事先的假设来取代被采访者的话。对于助手和研究者来说，当地的方言差异和术语也是一个挑战。
本文原标题为“劳拉·宝森：缠足的农村女性与她们被遮蔽的手工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