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说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超级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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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实践由于涉及面极少，不是茶叶发展的主流，没有纳入茶学专家的视野。但它后来却逐渐演变成高端茶叶的一条分支。
这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说是一条“高贵”的分支。因为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以“贡品”的头衔，游荡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或者说唯一的茶品，独自开辟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当然，让我们回到理性的观察中，站在历史的角度，你会发现，普洱茶膏不是某个时期、某一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在普洱茶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唐朝与宋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茶膏生产经验，虽然那时的很多茶膏品种没有延续下来，或者说因工艺及品质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却为后来的普洱茶膏生产者提供了借鉴作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时期茶膏的启发并在借鉴唐宋茶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茶叶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概念。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陆羽一生对儒学、佛学、诗赋韵律等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以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在社会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
在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
第二年，唐朝的德宗皇帝召见陆羽，要他烹茶，皇帝品饮后，大加赞赏，封他为“茶圣”。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茶叶和茶文化的专著。它主要论述了茶的本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其内容详实、丰富，语言流畅简洁，篇幅极短，总共7000余字。自此，茶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历久不衰。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到陆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羽所处的中国最引以为豪的时代——唐代。
我们说一个时期的鼎盛与繁荣不是单指某一项或某几项的强盛，而是百业的兴盛。在这百业中，就包括茶业的兴盛。现在的茶叶史学家们在追溯中国茶叶历史的发展中，普遍有一个共识：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史称——茶业兴于唐，盛于宋。
《茶经》——当然也包括陆羽本人，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又是这个时代的高度与深度。
还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 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陆羽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当然，陆羽虽然只用寥寥的十四个字就将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给予高度概括，但内中包含更深层次的工艺环节及要求却不是我们今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诠释的。
我们只知道陆羽倡导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
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皇帝，在艺术造诣上却独树一帜，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他治国无能，但艺术才能颇高。 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因此，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因为宋徽宗的这些贡献，也大加惋惜。如《宋史》在《徽宗记》中，就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意思是说宋徽宗什么都能做，唯独不能当皇帝。 宋徽宗对后人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茶”。恰恰这一点，除了茶叶专家外，极少被后人熟知。如果我们从互联网上去搜索“宋徽宗”这三个字时，映入眼帘的是大量关于他生平及书画方面的报道，而对他热衷的茶事却鲜有介绍。 其实，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代斗茶成风。宋徽宗所著《大观茶论》中详细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斗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陆羽和陆羽的《茶经》的话，那宋徽宗会凭借他的《大观茶论》一书，理所当然地摘取“茶圣”的桂冠。 《大观茶论》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共20篇。1107年成书。全书2900字，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在色香味的审评中，《大观茶论》比陆羽的《茶经》更清楚详细。在茶道精神方面，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而宋徽宗提出了“清和澹静”，境界更深了一层。这是宋代品茗斗茶更加深入的客观反映。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的结果。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仍然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二十五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 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此外，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二是唐宋延续下来的贡茶制度，造成当时的各级官吏对茶农与茶工的剥削愈演愈烈。 但不管怎么讲，明朝朱元璋的一道圣旨：罢龙团凤饼，改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很多茶叶史专家对明朝朱元璋的做法至今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茶技术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则由盛转衰。其转折点就在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始。 有一点，倒是我们可以认同的是。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明代对中国茶叶的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虽然明朝出版的茶书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高达五十五种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种，后来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种。但明朝的茶书质量一般，没有超越唐宋时期如《茶经》、《大观茶论》等茶书的内容。绝大部分为茶区概要，风土人情，或唐宋茶书的翻版。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
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
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在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