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二十）檄与移的气势
第二十章 檄与移的气势
（檄移第二十）
人们看到闪电，便知雷鸣将至。古来军队出征，一般都需要公开号令，用以鼓动人心，振奋士气。自然界有什么样闪电，便会出现什么样雷鸣；同样，在军事战争中，有什么样出师号令，必定赢得什么样士气威风。
凡军队出征，通常需要“师出有名”，究其根本，就是首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这种蓄意造势的咄咄逼人，早被视为天下战争的取胜法宝，也是司空见惯的庸俗套路。
远在上古时代，发生在部落或邦国之间战争，传说出征仪式各异，但却不可或缺。有虞氏全民皆兵，不仅万众一心，更是同仇敌忾。夏后氏军纪严明，士兵步调一致，意志高度统一。殷商出征，只在军门外宣誓，气氛庄严且肃穆。姬周年代，征战改在阵前誓言，群情激愤而昂扬。由此可见，五帝三王年代，遇用兵打仗，所谓鼓动号召，都是在一方国家或者军队的内部举动，并没有公开针对敌方对手。但到了西周的周穆王，当筹划如何征战西部犬戎时，其手下卿士祭公谋父建议说，古代有先礼后兵的谋略，就是先罗列敌人罪状，并直接告知对方，然后再行征讨。像这种告知对方罪状的文书，就是最早的檄文。步入东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轻视王朝权威，一边互相频繁争战，一边又惧怕王朝干预或列国掣肘，所以特别热衷“师出有名”。于是乎，檄文四处泛滥，这边竭力渲染别人昏庸腐朽且恶贯满盈，那边极力为自家耀武扬威而粉饰诡辩。例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周景王（姬贵公元前?-520年周灵王第二子继位25年）的卿士刘献公说过“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大意：用文明话语告之犯了什么罪，再用武力征服之。）就是这个意思。之后，又有齐桓公在征战楚国之前，管仲提出楚国没有按时给王朝进贡茅草的理由；还有晋厉公讨伐秦国之际，吕相事先责备秦国曾经焚烧晋国地方的箕和郜。像这两家为了挑起诸侯战争的文书通告，已然具备现在“檄文”的作用和意义了。因此，进入战国时代，便形成了用途明确、通俗易懂的“檄文”体例。
那么，何为檄呢？“檄”的本意，源自“皦”字，即洁白、明亮；也就是大白天下，昭然若揭。例如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就写在了一尺二寸长简牍上，并且公开示众，因而檄文又称“露布”，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所以说，凡用兵打仗，虽说为了解决纷争或安定天下，但同样不能独断专行和恣意妄为。因此，天子御驾亲征，被称作“恭行天罚”（执行上天惩罚的意愿）。而诸侯出兵，则宣称“肃将王诛”（替天王铲除叛逆）。
古代将军出征，天子必须把王城之外的军事指挥权杖移交将军，并且还要亲自把军车送到城外。另外，宣扬出师有名，不仅要追求同仇敌忾的勇猛顽强，还要制造气势上的耀武扬威。因此，要求檄文在措辞上，务必铿锵严厉，即像狂风暴雨一样凶悍威猛，又要有彗星掠过一般的符谶征兆，并且一边极力激发军民奋勇杀敌的昂扬斗志，另一边还要揭露敌人自取灭亡的恶贯满盈。于是乎，檄文之上，凡罗列的罪孽至深，无不昭示敌人气数已尽；凡气势的咄咄逼人，足以令敌人胆战心惊。唯有如此，愈发提升了我方必胜信心，也愈发让敌人闻风丧胆。纵观历代战争的成败得失：百尺战车，不乏挫败在寸长檄文；万仞城头，多少落败于一纸文书。
东汉初年，隗嚣的《移檄告郡国》一文，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其行文的简洁干练，其语义的详实浅显，足以说明陇西文士已经完全掌握了檄文的要点精髓。东汉之未，陈琳撰写《为袁绍檄豫州》，不但言辞铿锵有力，而且猛戳软肋脑门；不仅骂曹操系宦官养子，而且抖出掘墓挖金的丑陋不齿，尽管入木三分，确实过于刻薄。如此直白的痛创曹操，或许因为情势所迫，而且事实确凿，以至于陈琳属于袁绍党羽，竟然兵败幸免存身。另外，像三国时曹魏的钟会，其出征蜀国的《移蜀将吏士民檄》，举例顺逆利害，气势汹汹且浅显易懂。而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痛心国裂易俗，宣告讨伐声音，理明而语壮。这一些都是文辞壮丽的檄文典范。
综上例举，书写檄文的宗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方的正大光明，同时还要变本加厉地揭露对方的罪孽深重。通常列举天时、地利、人和的得失和优劣，借以谋求达到最终目的，甚至一定要像在占卜中已经验证了吉凶，亦如同天命符谶已经完全昭示“我方必胜、敌人必败”一模一样。据此可知，关于檄文内容，虽说原本应该深明大义，但也不排斥兵不厌诈，实际上通常都是诡诈狡辩与耀武扬威；再者，还必须要擅长闪烁其词，用来自圆其说。像这样一些要点，反而铸成了这一文体不能违背的信条。至于檄文在形式方面的要求，就是要将内容的宗旨和要点，根植于志气昂扬的辞藻之中，而且于语气态度上，务必表现的坚决果断和信心百倍，如同给予勇往直前的骏马，再插上迅疾腾飞的翅膀。特别需要防范的是：在檄文中间，最避讳的是拖泥带水，哪怕表现出来点滴露怯迟疑的蛛丝马迹，都不仅仅属于败笔，实质已经全盘皆输。鉴于檄文的形式特色，因为必定公开示众，所以言辞话语上，既要表述的清楚明白，又要禁忌含糊其辞；既要摆列事实，又要强词夺理；既要盛气凌人，还要斩钉截铁。像这样一些特点，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必须相辅相成而且丝丝入扣，这才是檄文成败的紧要之处。由此可见，通过婉转隐喻来展示妙趣横生的写作方法与方式，绝不适用于檄文体例。但是，在文章体例中，确实还存在一种用于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冠名“檄”，而这种文体的名实由来，只是因为包含着“公开、通明、告示”的意思罢了。
那么，何为移呢？移者，易也；即引领变化，就是由此至彼。常言道“移风易俗”，其本意是指通过某种指令或季节时令，来引领民心民风的趋向，以至于约定成俗而蔚然成风。譬如西汉早期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阐述天险之所以通途的原因，不但清楚而且道理深刻，完全具备了移文和檄文的风骨。还有西汉末年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论述今古文的源流，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是非确凿，堪称转化文艺风气的移文桂冠。另有西晋陆机的《移白官》（已亡佚），据说文辞简约而道理浅显，堪称军事管理方面的移文典范。
纵观檄文或移文的功用，不但急切实用，而且兼顾文武。其中，用于征伐战争者，针对敌对势力，檄文立马当先，务必当仁不让。如果针对内部管理，移文敢字当头，旨在移风易俗。事实上，无论檄文还是移文，譬如春风化雨，其目的都在洗涤民心，更像契约盟誓一样，根本在于保障意志的坚定和统一。两者之间，尽管还存在一些微妙差异，但是究其宗旨，确凿完全一致。因此，至于移文与檄文之间，像参差交互的要点或关键，也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网开三面，一面擒乱；九罪当罚，说明在先。檄文移文，如镜如占；兵马未动，胜负昭然。檄文汹汹，横扫南征北战一切敌人；移文袭袭，孕育树木花草所有果实。
【注解】
1、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中之王莽“逆天”部分：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2、三国时曹魏司徒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全文：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财、发廪、表闾之义。今镇西奉辞衔命，摄统戎重，庶弘文告之训，以济元元之命，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兴兵朔野，困踬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与隆大好。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诺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氐、羌。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边境×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难以敌堂堂之陈。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此皆诸贤所亲见也。蜀相壮，见擒于秦；公孙述，授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岂安酖毒，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隆天覆之思，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仇贼，还为戎首；咨因逼擒获，钦二于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壹等穷踧归命，犹加盛宠，况巴蜀贤知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旧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3、东晋大司马桓温《檄胡文》之部分：胡贼石勒，暴肆华夏，齐民涂炭，煎困雠孽。至使六合殊风，九鼎乖越。每惟国难，不遑启处，抚剑北顾，慨叹盈怀。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师次安陆，经营旧邑，瞻望华夏。暂成楚越，登丘凄览，征夫愤慨。昔叔孙绝粒，义不同恶；龚生守节，耻存莽朝。历既逋僭，一朝荡定，拯抚黎民，即安本大。训之以德礼，润之以玄泽，信感荒外，武扬八极。先顺者获赏，後伏者前诛，德刑既明，随才攸叙。此之风范，想所闻也。（摘抄《艺文类聚》卷五十八）
4、西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傶骿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谹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絫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爽誾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覩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5、西汉末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