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往事 | 一份遗书
作者: 自在佛(网名),主人公:张元吉
编者注:因遗书作者曾在孝义工作过,即:“1944年3月在山西省孝义县参加反动第38兵站支部工作,于1944年3月到1945年5月,充当士兵在该部经理室专门缮写文件(驻孝义县)”,故将此文转载于“天下孝义人”订阅号。
在几年前,作者无意中捡到这么一份遗书:遗书总共七页,第一页是信纸,具体内容好像是张元吉写于庚午年,也就是1960年。看内容的口气,可能是写给一个叫张可的后人,其中提到张元吉的三个侄儿和张可摄影照片,张可具体是不是张元吉儿子,凭这么一份遗书无法考证,总之是他后人。后面六页是草纸,是张元吉于1960年的时候写的,标题写的是自传,但内容好像是有悔过的成分。我怀疑,是不是张元吉在当时受批斗、处分的环境下写的呢?(编者注:可能是肃反运动,即于1955年-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我一直很相信机缘,因此,当时捡到也没有细看就装起来了,不管怎么说,既然我捡到了,就说明我和张元吉,我和这份遗书有一定的机缘。后来就不知道放哪了,一直找不见。今年搬家的时候,在书柜里翻出来了这份遗书,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决定让这份遗书面世。也不知道这份遗书是他这个后人丢掉的,还是这个后人根本没有见到这份遗书就丢了,反正是落在我手里了,还好,张元吉在这份遗书上没有提及到什么遗产。
我就将这份遗书发表在我博客里,希望张元吉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吧。由于附后的六页草纸时间比较久长,距今天也有十七八年了,保存完整性差些,里面很多地方的字都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难免有的地方发生笔误,还望张元吉及张元吉后人能够谅解。
遗 书
字谕张可
庚午年春,祖病加剧。恐旦暮死,而汝不知家事来历。
吾原籍山西阳城县(城南)壁头村人,早丧父母。吾上有二兄,下有一弟,家境贫寒,各自分居。
1944年3月,因避乱世,潜行至晋西大宁县下吉亭村投友。当时为了就食,寄寓兵站,投笔从戎。后来转站到山西大同。1949年5月,因机变化,遂来至呼和浩特安居落户。当时生活无着,以劳动维持。后谕1952年秋,加入市装卸公司至1977年12月退休。在此25年中间,风风雨雨、受尽威胁,这里有当时的一份底稿(附后),你一看就知经过。
1987年正月,我家侄张天命、张建才、张天德三人来呼看我,当时与你摄有合影,可以查看。
我自离乡后,从没有回过家乡。九泉之下含冤而去。
山不转路转,以后汝倘有机,路过山西阳城时,务必到壁头村省问,使乡亲们知我张某有其后人,是祖之望也。(附底稿一份)
张元吉自传
前 言:
我之一生,不善于说话,在人群中,不说话,还清醒,一开口,就说不将来,往往把好事,也能弄成坏事,因此就闹成个在会场上永不发言,知道的说这个人不好说话,不知道的就弄不清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作风在今天,的确是要不得,我自己也深痛恨我自己。
在这次运动中,我认为是适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在内心上要协助领导搞好这一运动,为此,首先将我的历史与思想重新向党交代一下:
一、家庭出身:
我叫张元吉,原名张元土,别名继衡,又名炳衡。(后注)生于1917年3月7日,现年43岁,原籍山西省阳城县壁头村人(城南巨城13里)。我父亲叫张小润(已故),从小就是农民,生我兄弟四人,大哥叫有土,二哥叫磊土,我名元土,四弟宽土,仅有土地20余亩是个贫农家庭。
二、历史罪恶:
1、1925年(我8岁)至1932年在本村小学念书及放牛种地(即春冬两季念书,夏秋两季放牛及在田地生产)。
2、1933年至1935年随父在田地生产。
3、1935年3月因家庭生活困难,我父亲给我找到山西沁水县东川村住中医药铺学徒,后因药铺歇业于1936年回家。
4、1936年8月至1944年2月总括的说来是在家田地生产,其中间段在村里做过些事情特分析如下:
(1)1937年3月至1938年2月在本村任过队长一年,其一切事均由我父代办,目的事躲避兵役。
(2)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我父亲找人把我安插在止芹偏村村公所任书记。按当时我的文化本不能担任,而且对社会上事理不明。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躲避兵役和差役。后进入5月我突患伤寒病回家,即将居家传染不数日,我父母染病先后双亡。
(3)1941年3元在后礼村公所代过书记3个月,后因村长更换我即离开回家在田地生产。
(4)1942年3月又在河北口村住中医药铺,于同年12月因歇业离开。
(5)1943年5月到1944年2月担任村农会主任,后告辞推卸。
5、1944年3月在山西省孝义县参加反动第38兵站支部工作,于1949年5月在大同解放后脱离,其中经过如下:
(1)1944年3月到1945年5月,充当士兵在该部经理室专门缮写文件(驻孝义县)。
(2)1945年5月到同年11月,充任二等军需佐经理员(即中尉),办理本部经、临、道费、各项预计、计算报销事宜(驻山西忻县)。
(3)1945年11月道1949年5月充任一等军需佐经理员(即上尉),仍办理前项事宜(驻山西大同)。
(4)在大同临解放前一个小时还被编为三等军需正经理员(即少校)。
6、1949年5月大同解放后,在家主了一个多月,于7月间即来到呼市谋求生活,先则担挑走武川经商,继则在本市做工打粮。于1952年5月曾到安北县三湖河控渠,后于同年7月回来,后于8月来在装卸队工作。
7、名字说明:我原名叫张元土,后来我父亲安宗族排列起名叫张继衡。在兵站充当士兵时,因不能越开中尉,管人事的将“继”字改为“炳”字。后在大同临解放时,都开身份证,我有意识的写成我的乳名张元土,不料填写的人误将“土”字写成了“吉”字,来呼市凭身份证上户口,因此就一直署名为张元吉,特此说明。
8、补充说明:我为什么离开了家乡?这里需要说明。1943年5月间,我县的政局城内是日寇盘踞,南山驻扎我军(即前八路军),我村处在交叉区,那时候的村公所是游击。村长史永志,是外村人担任着,品行不好。存农会主任在群众中信誉也不好,经上级同意和本村人推我为农会主任。正在这个时期,夏季公粮小麦突征在即,村长在收小麦时秤上要有舞弊,经群众发觉务要弄个分明。当时我将原情依实汇报区上,而区长不同端底,过了几天当中在突征公粮发奖大会上宣布归罪于农会干部等人身上,反责备违抗公粮等等。从此以后村长对我时有隔阂。在秋征期间,一日黎明,敌人突然出发至村,将我俘去在押半个多月,曾受过多少责难。后经我兄和亲友在各方乞求,花了三百多元鬼票,才将我营救出来。回家后已将食粮东西变卖一空,不料又病了多日。此后,村长安的唆使其他人在两头说谎,说我有通敌嫌疑,待有人传说给我,吓得我日夜不安。当时,我负深冤难以弄清,自己胆小又不敢上诉,加以家庭生活困难、度日无粮,在此情况下,我才决意离乡。后来,史村长他调,又派来一位张村长,我才向张村长告辞推卸农会责任,离开了家乡。
9、为什么就到了山西孝义呢?我县城内有一个叫吴光府的,日寇进攻后他家居避难住在我村,他在1943年到了孝义。我是其朋友我是经过其母亲的引念,于1944年3月间到达了山西孝义。在初到孝义时,心想凡关公家事誓死不干,一心蜕变为商,研究重要医学。不想反动派的穷寇那有商业,不喜事,不遂心。当时因离家在外,日过一日,吃饭问题无着,无奈何,经吴介绍到兵站写字。
10、认清了自己的罪恶:我当初认识不够,我只知痛恨日本鬼子,对国内之敌人没有政治认识,为了个人吃饭问题,就参加了反动组织,同时受反动统制的文化宣传,又 到革命陈 的好处,因此就跟着干了5年反人民的事情。知道解放后,我才深深认识到,我是社会的罪人,我做的时反人民的事情,独自思想无法弥补。不管怎样说,我自己认识到我时有罪的人。
11、社会关系:在呼市的,有以前在兵站的一个叫郝安仁,他现在时三轮工人。一个叫张金得,他以前是在本市工商联合会工作。其他的在旧社会做事的人我没有认识的。在大同的,有我一个内兄叫咎世和,他现在在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当会计。除此外,我无其他关系。
三、思想转变过程:
在出解放时,我无正式职业,吃饭生活已成问题。那时候,我抱的态度就是自食其力,以劳动来谋求生活。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运动、号召,我毫不过问,那时候我的思想可真是落后极了。几年来党的宽大政策教育下,我得思想不断的逐步提高。我自1952年8月参加我公司以来,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前在临时队担任队长,时曾获得各厂方无数的满意(今天干完活明天还要求我们去)及上级的爱戴。自编入装卸队后,上级对我的爱时无微不至的,使我在内心上深受感动,承蒙上级厚爱,将我调车股室内工作,我是深深体会到的。今后我不论在那里工作,我要老老实实地干下去,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来回报党给我的关怀。
四、把心交给党做好今后的工作:
党对我的关怀,我是深深体会到的,我虽然没有说话能力,但是我有我的总主意,我要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党指向那里我走向那里。要于一切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而言之,我所说的,只有看我今后的行动而美。
196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