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之女陶斯亮的晚年生活，父母接连去世：后半生，我要当作家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赠曾志》
她说，她叫曾志，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她始终把家庭、子女、情感看得较轻、较淡。
她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因为她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那被她看得很轻、很淡的家庭、子女和感情里，有她的丈夫——曾名列中央政治局第四委员的革命家陶铸，有他们的女儿陶斯亮，4岁时就与父母分离，再见面已经不认识母亲。
她说，她的一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但她又是幸运的、幸福的，生活得无怨无悔。
赤色玫瑰
1940年5月，为参加中共七大，陶铸来到延安，他的妻子曾志已经提前来到宝塔山下学习工作，陶铸来延安工作后，他们终于暂别了颠沛流离，筑起了自己的小窝，不久曾志便怀孕了。
曾志很美，大多数人印象里的女红军，都是齐耳短发、破旧的军服草鞋，一脸朴素坚毅的模样，但如果你见过革命时期的曾志，温婉齐肩发、旗袍和细高跟，就不得不承认她是烽火之中最艳丽的赤色玫瑰花。
如果你因外貌就看轻她，那她是绝不容忍的，这个湖湘女子天生来就是倔强的、革命的，何为曾志，就是要争志气！
曾志出生于一个湖南官僚地主家庭，她是家中长女，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个把家产积蓄都赔光的书呆子，官场与商场的挫败使得父亲英年早逝。
缠小脚的母亲不仅省吃俭用供子女读书，还支持她参加革命。
幼年的曾志被逼着缠过足、订过包办婚姻，人生彻底的变化是在1942年，她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一年之后，曾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终生与党永不分离。
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做当代花木兰的曾志参军后初涉洪流，她与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并肩革命，既能潜伏成一名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进行地下工作，也能当头裹红巾、背枝红缨枪的“红姑娘”，上过井冈山、进过白区。
她的两任革命伴侣、孩子都曾为革命牺牲，她却始终坚定不移。
曾志与陶铸第一次相见是在厦门，“哦，原来他就是陶铸！”，从前就听同志们说起过他年轻有为。
陶铸也没想到，别人口中泼辣能干的“母夜叉”，非但不丑不凶，还是个白净秀气、端庄素净的年轻女人。
曾志当时的爱人是蔡协民，之后她与蔡协民分手到福州工作，与陶铸组成一对假夫妻，蔡协民牺牲后，陶铸与曾志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她对革命是热情的，她对爱情也是热情的，她说：“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
“从前总以为我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
与陶铸在一起后，曾志还怀着与蔡协民的孩子，临近生产她也只有几毛钱，陶铸把他自己唯一值钱的毛毡当了去请接生婆。
孩子生下来曾志子宫感染、婴儿无人照顾，工作繁忙的陶铸做饭、洗尿布、洗血裤子一样不落，陶铸给了曾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和曾志之前生下来的两个孩子一样，孩子生下第13天，就不得不送人了，“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
感情风波
到延安怀孕后，曾志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期间，已经怀孕七个月的曾志仍骑马二十多里去西北局妇联开会报告。
一次骑马到马列学院，飞来的篮球砸到马头上，人仰马翻，想着孩子肯定保不住了，没想这孩子真是命大，摔马一点儿事没有，包括出生时，也是惊心动魄却平安无事的。
“那天早晨五点，我感到腹痛，开始出血，八点多医生让我上了产床，可是直到十二点仍没有动静，医生就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值班。
快到一点了，腹内突然生出一股力量，逼得我不自觉地往下使劲，忍也忍不住，几下子小孩就蹦了出来，护士慌忙用手接没接住，'咚’一声，小孩掉进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就是今天的陶斯亮。”
曾志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看她，主要原因是忙，但来看看的时间总是有的，可是他就是未出现，眼见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曾志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我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来了不到一小时便走”。
多次盼望多次落空后，曾志便失望了，难过至极，曾志决定自己料理这个孩子，她想，丈夫么，不带期待，也就无从失望了。
“什么最美满的一对，那只是我的一种美梦。我戳穿了自己的美梦，心情反倒平静些”。
曾志从不是对待丈夫的冷漠能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她与陶铸吵得凶。
陶斯亮出生后，换洗尿布、喂奶等等杂事全由曾志一人忙活，整日睡不得几个小时。
对此，陶铸的态度是漠不关心，以前那个对待非亲生的孩子都亲力亲为的丈夫消失了
从前他们能如此亲密无间，是因为环境危险，两人生死相依，来到延安陶铸有太多的革命同志，自然不再眷恋小家。
“他首先是共产党员”
女儿陶斯亮四岁的时候，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两湖、两广，由于敌后斗争艰苦凶险，女同志和家属都不参与，陶铸要求前往敌后，按情况曾志只能留下，毕竟还有年幼的女儿需要照顾呢。
可曾志毕竟是曾志，说什么也要求破例前往敌后，得到组织破例允许后，曾志喜出望外，但是，这也意味着女儿将与爸爸妈妈分别。
“爸爸妈妈要出远门，到很远的地方去，白天晚上都不能回来，你就跟杨叔叔在一起。你要爱杨叔叔，不要想爸爸妈妈，不要哭。”这样的话曾志每天对着4岁的陶斯亮讲。
临走前，曾志突然得了阑尾炎，她想到的倒不是不走了，留下来一边做手术养伤一边陪女儿，而是趁着这次开刀把绝育手术也做了，“免得以后在敌后工作再添拖累”。
陶斯亮望着上马的妈妈，很是惊慌又不敢啼哭，而曾志这边早是泪如雨下，曾志想：“因为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那喋血沙场的，这一别，五年十年难再见，而且很可能就是我与女儿的永诀了……”
而年幼的陶斯亮也知道：“当时他们不可能要我了，不指望能再见。印象中妈妈当时一步一回头，我当时吓得没说一句话。”
1947年秋天，一个在万里长征中打瘸了腿、打掉了一半牙齿的二级残废军人。一个年近四十的红军老战士，在1946年至1947年兵荒马乱的战争环境中，逢山过山，遇水渡水，辗转四五个解放区，还借道朝鲜平壤，把陶斯亮送到了他的父母身旁。
离开延安前，陶铸和曾志把陶斯亮托付给杨顺卿，杨顺卿对待陶斯亮，甚至比曾志陶铸还要亲，他养的两只鸡，自己一个鸡蛋也不舍的吃，全都滚进了亮亮的肚子里，纺线得来的工钱一分也不花，全为陶斯亮买解馋的零食。
去找父母的路上，陶斯亮就安静地跟着杨叔叔，倒也不是生性胆怯，而是必须要安静：“那时我们吓得直哭，杨叔叔说：'哭了，飞机听到，就回来丢炸弹的。’我们就都不敢哭了。”
多年不见，陶斯亮见着曾志就躲，她伤心极了：“唉，这就是我六岁的女儿，在战火中生长，不认识妈妈的宝贝女儿！”
母亲在陶斯亮的记忆中，她很爱美，她也很忙。
曾志永远穿着半高跟鞋，哪怕是爬山也不例外，无论是在延安、在东北、在广东，妈妈总是收拾得漂亮得体；
但漂亮的妈妈是不顾家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周六回来，周日或周一早上走。”曾志给丈夫陶铸留下的也是这样的印象，她不是传统的妻子模样，她受不了陶铸老是压制自己，她总说：“你老把我当你老婆，我是国家的革命干部，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在陶铸生命燃尽的最后三年里，夫妻俩都没了工作，在一间小屋里相依为命，这是他们夫妻几十年最为紧密的日子了。
“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篇小纸上的”，诗中便有那日后广为传颂的一句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他们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是即将不久于人世的陶铸站在家门前，与曾志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曾志为他打开车门，再握手；车开了，他们再挥手道别，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陶铸去世后，爱美爱了大半辈子的曾志不再注重打扮了，甚至看起来还不如家里的阿姨得体，外孙女扔掉的衣服鞋子她都会捡回来穿，女为悦己者容，这两个因工作忙碌而疏忽了感情的人，不仅仅只有革命情谊，还有深埋在心的真挚的爱情。
一次看电视，陶斯亮与女儿在聊会交什么样的男朋友，一个说是坏男孩、一个说是优秀的男人，已经年老的曾志边打瞌睡边看电视，忽然悠悠吐出一句：“他首先是共产党员”。
正如陶斯亮写给母亲曾志的一句话：“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我要当作家
陶斯亮的幼年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是模糊的，被“杨叔叔”所取代。
杨叔叔把陶斯亮送达父亲身边后要到贵州工作，临走时把自己全部积蓄都塞到陶斯亮的口袋里，两人父女般的亲情保持了一生。
母亲很忙，很少回家，父亲也很忙，不过父亲会写诗，陶斯亮很崇拜他，从小受陶铸影响，陶斯亮喜欢上了文学。
不过，令陶斯亮没想到的是，当她考大学时，父亲坚决反对她读文学和历史，不明白父亲苦心的陶斯亮只能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就读。
从此，陶斯亮当了20多年的临床医生，1987年，陶斯亮到统战部工作，25年的学医从医经历就这么放下，她无所适从，于是放弃了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到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
似乎遗传了母亲的冲劲，陶斯亮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为了争口气，从不拘泥于自己“红二代”的身份，她积极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陶斯亮的晚年生活里，最重要的就是写作，她从父亲那里与文学相识，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来，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世后，还有文字陪伴她。
即便当年没有念文学，但她见过太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听父母讲述过太多惊心动魄的事，爸爸妈妈都有著作出版，她也说：“后半生，我要当作家”。
她说，她叫曾志，“今年（1998年）八十七岁。我算不上是领导、名人，也不是奇人，更不是伟人，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她说，我是陶斯亮，陶铸和曾志的女儿，“后半生，我要当作家”。
她们一生所追求和所实践的，正是她们的丈夫、父亲陶铸所写下的那句：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