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助人为乐—助人行为能减轻自身身体疼痛
亲社会行为被人类社会所高度推崇。从史前社会到现代文明，亲社会行为促进人们彼此分享和相互合作，使得群体成员能够幸免于食物短缺、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灾害。然而亲社会行为对于助人者来讲其实是一件消耗个人资源（比如，时间、金钱、食物等）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亲社会行为也有其积极影响的一面。比如，担当志愿者或者从事一些亲社会行为对于身体健康有益。直观来看，亲社会行为不像是一个适应性的选择。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给自己储备资源，进而增大自身存活的几率。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相比自然灾害较少地方的居民，发生自然灾害较多地区的居民助人行为更多。可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环境下，人们仍会伸出援助之手。但目前人们助人行为的内部机制仍不清晰。
本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助人行为可能影响人们对不愉悦刺激的感知（比如，身体疼痛）。许多颇具威胁的情境都伴随实质的或潜在的机体损伤，这些损伤经常和疼痛的感觉相连。那么，助人行为的实施会增加还是减轻人们的疼痛感知呢？一种观点是助人行为可能会增加疼痛感。因为助人者是单方面地传递诸如时间、金钱和努力等资源来提升他人所拥有的福利。换句话说，助人行为伴随着个人在时间金钱等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导致人们的反感和疼痛。进而，实施助人行为会增加人们的疼痛感。另一种观点认为，助人行为的认知调节及所带来的积极后果可能会减轻人们的疼痛感。即使人们的助人行为伴随着时间金钱等方面的损失，但却可以给助人者带来无形的收获，比如积极情绪的增多、自尊感的提升、较少的抑郁等。此外，助人行为是人类文化的美德，人们将助人行为和生活的意义联结起来。助人行为带来的意义感能够缓解人们在愁苦环境中的不愉悦感，减轻人们的疼痛感。
近期来自北京大学谢晓菲团队的研究人员在PNAS发表题目为《Altruistic behaviors relieve physical pain》的研究论文，他们利用行为学以及fMRI技术，基于3个实验，探究助人行为之后，人们对令人不愉悦事物（比如，疼痛）的感受究竟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
实验1
1.被试：有效人数40人。25男，15女，平均年龄22.30±2.14。
2.实验设计：混合设计。自变量包含组别（亲社会组、控制组）、测量时间（3min）。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变量。
3.实验流程：研究者给被试进行了脉搏器疼痛测验(tourniquet pain test, TPT)（图1）。每隔15s测量一次被试的主观疼痛(从“不疼”到“难以想象的疼”)。每个TPT持续时间为3分钟。第一次TPT测量的结果作为被试疼痛的基线。之后，让被试填写有关消费决策的调查，历时5分钟。该调查设置的目的是用来防止被试猜测本研究的主题是疼痛。之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亲社会组或者控制组。亲社会组要求被试将自己参加调查所得的10元钱捐赠给地震受害者。而对于控制组，参加调查所得的10元钱作为给自己的报酬。最后，要求被试完成第二次TPT。同时，测量被试的主观疼痛感。
图1 脉搏器疼痛测验
4.结果：第一次TPT测试显示被试在疼痛敏感度（助人组M = 5.63, SD = 1.95；控制组M=5.67, SD=1.35；t<1）及疼痛感知（助人组M = 236.94, SD = 84.41; 控制组M = 263.04, SD = 81.14;t (38) = 1.00, p =0.325）上没有显著差异。
分析第二次TPT的疼痛评分，结果如图2所示，相比控制组（疼痛感知评分：M=11.56, SD=3.23），亲社会组（疼痛感知评分：M=9.17, SD=3.20）对疼痛的评分明显降低[F(1,38) = 5.53, p = 0.024, η2 = 0.127]。这一结果说明亲社会行为具有镇痛的作用。
图2 实验1的结果
实验2
使用fMRI技术来探究亲社会行为对疼痛的调节机制。
1.被试：31名有效被试。
2.实验设计：完全被试内设计。自变量包含实验组别（助人组、控制组）、电刺激强度（低、高）。
3.实验流程：如图3所示，事先告知被试接下来他们需要完成两个不同的任务。其中一个是捐款的决策任务，另一个是对疼痛感受进行主观评分。捐款决策之后跟着疼痛评分任务。对于亲社会条件，被试决定是否给年幼的孤儿捐款；对于控制条件，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图案是否形状相同。亲社会条件的试次和控制组的试次呈现的顺序事先进行了伪随机。疼痛刺激阶段，被试手背接受一个或低或高的电刺激。随后让被试对疼痛进行0到10级的主观评分。最后，完成扫描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些问题。比如，评价自己的帮助对年幼孤儿的意义。
图3 实验2的实验流程
4.结果：亲社会条件下的被试认为自己对年幼孤儿的帮助更大。这说明亲社会条件和控制条件操纵有效。执行亲社会行为被试们对电击疼痛刺激强度的主观评分明显低于未执行亲社会行为的控制组被试们的主观评分。这一结果支持了亲社会行为的镇痛作用。
同时，研究者还观察到电击诱发了左背侧的前扣带回(dACC)、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双侧前额叶皮层(bilateral frontal cortex)的明显激活。如图4所示，研究者对比了亲社会条件和控制条件在接受疼痛电击刺激的脑活动。结果发现，相比控制条件，亲社会条件下的背侧前扣带回(dACC)、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右初级感觉皮层(SI)的激活较弱。这一来自脑活动的证据和实验1的行为结果不谋而合。而且，dACC和脑岛活动的减弱与被试对自身助人行为帮助程度的评分成正相关。若被试认为自己捐赠的助人行为对年幼孤儿的帮助越大，那么其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的激活就越弱。
图4 fMRI相关结果
研究者还发现，VMPFC和对主动捐赠行为价值感的评分显著相关。而且，当捐赠的对象具有应该获得帮助的信息时，被试的VMPFC更活跃，如图5所示。相比于控制条件，当被试执行助人行为时，VMPFC和右壳核较活跃。此外，捐赠条件中的VMPFC活动能够显著预测被试捐赠行为意义感的评分以及疼痛电击阶段的dACC和双侧脑岛的活动减弱。同时，捐赠行为意义感的评分和双侧脑岛活动减弱呈显著正相关。即被试在助人行为时感受到的意义感越大，那么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活动就越弱。
实验3
1.被试：招募癌症患者64名。平均年龄61.52岁。
2.实验流程：将征集而来的癌症患者参加7天的实验，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亲社会组、控制组。在第一天通过测量得到基线水平，在接下来的6天时间里，要求所有的被试参与日常的个人活动，同时，在第4天要参与一项集体活动。在个人活动中，亲社会组的被试被要求帮病友打扫卫生，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只给自己打扫卫生；在群体活动中，亲社会组被要求给病友准备营养餐，并在组会时分享自己的计划，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参加由护士组织的营养餐群体会议。每次活动之后，被试评价自身的疼痛知觉，也报告自身的情绪，恐惧、压力等。
3.结果：第一次测量的结果显示，亲社会组（M = 3.75, SD = 2.26）和控制组（M = 3.53, SD = 1.95）的疼痛基线无显著差异（t<1）。为了比较人们疼痛感知7天时间内的变化情况，研究者将时间点（0-7整数增加）作为疼痛评分的一级预测变量，组别（亲社会组、控制组）作为疼痛评分的二级预测变量。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继续，被试的疼痛感知逐渐减轻[B = −0.17, SE = 0.02, t(56.35) = −7.39, p <0.001]。相比于控制组，当活动致力于增加他人福利时，个体疼痛知觉减轻的幅度更大[B = −0.24, SE = 0.03, t(56.88) = −7.52, p <0.001]。
讨论
本研究重点探讨亲社会行为如何影响人们的疼痛觉知。从这3个实验结果，研究发现，实施亲社会行为（给地震事后需求捐赠供给血液、花时间给移民的孩子编写手册、给地震受害者或者孤儿挣取一些捐款、给病友打扫房间）可减轻人们的生理疼痛（实验室诱发的疼痛或者病人的病痛）。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还探究了亲社会行为镇痛的脑机制。和控制组相比，当被试接受疼痛电刺激之后，亲社会组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dACC和双侧脑岛）明显活动减弱。并且，dACC、双侧脑岛活动的减弱和被试认为自己对孤儿帮助的意义感相关。即人们若认为自己的助人行为对受帮助者意义重大，那么和疼痛加工相关的脑区活动就会减弱。同时，在执行捐赠助人行为之后，VMPFC活动程度和被试主观报告的意义感呈正相关。VMPFC在疼痛调整和情绪意义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意义感是生活的本质，能帮助个体应对生活变化。当个体行为被威胁，比如面对着噪杂、琐碎麻烦、空虚的感觉时，个体便会内心有动力通过助人行为去改变现状。帮助他人的过程能促使个体体验到意义感，进而摆正个体在逆境中的心态。研究者还发现，执行助人行为时，VMPFC激活程度的增强和接受疼痛电刺激时疼痛相关脑区（dACC和双侧脑岛）活动的减弱正相关。这意味着VMPFC的活动和疼痛缓解的调节有关。另外，研究结果将“助人行为镇痛”的结论扩展到了普通人群体，而不仅仅是恋人之间。
总之，助人行为能帮助助人者从不愉悦的环境中暂时获得解脱。正如中国那句古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参考文献：
Wang, Y., Ge, J., Zhang,H, Wang, H., & Xie, X. (2019). Altruistic behaviors relieve physical pain. PNAS.doi:10.1073/pnas.19118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