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丨论欧阳询的审美追求与唐书的风格流变
作者：何薇
摘要
欧阳询自觉地吸取魏晋南北朝以及隋至初唐的书法审美取向, 于书法创作论、技法论及风格论诸方面皆重法尚意, 其书作则质妍互重, 融法、意于一体, 从而导引出有唐一代书风。
关键词
欧阳询、重法、尚意
正文
无论是书学思想, 还是创作实践, 欧阳询在初唐书法史上都是卓然特立的一代大家。其卓立处, 是对当时书法审美取向中的健康因素予以正确导向, 又对其偏颇之处予以纠正, 从而导引出有唐一代书风。
由于审美理想和社会生活、美学风尚密切相关, 艺术作品的审美趣味也体现时代精神;因此, 要深刻把握欧阳询书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美学价值, 就必须从对初唐时期艺术的整体审美意识以至社会风尚的观照入手。即就雕塑而言, “初唐沿袭隋习, 以亭亭玉立的姿态, 秀骨清相的风格为美” 。
而初唐诗歌轻盈而又怅惘, 不同于魏晋人命如草的沉重哀歌, 是些许关于人生的伤感吟唱, 然而却尽是“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的叹喟。“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 是尽管口说感伤却'少年不识愁滋味’, 依然是一语百媚, 轻快甜蜜的” 。
初唐的艺术家们正是满怀着激励、感伤、快慰、哀愁憧憬着人生, 其中“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 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 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 欧阳询的贡献, 就在于使唐代的书法艺术不断走向“成熟”, 达到“高峰”。
一、欧阳询兼融南北、重法尚意、质妍互重的美学追求, 植根于初唐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之中
艺术家的美学追求深受其时代的影响, 欧阳询的美学意识, 与他历经三朝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自觉地在朝代的更替中追求重法尚意、融神韵与法规于一体的审美趣尚。在他的书风中, 将南派之“风流典雅”与北派之“淬砺朴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阮元《南北书派论》谓:“南派乃江左风流, 疏放妍妙, 长于启牍, 减笔至不可识”;而“北派则是中原古法, 拘谨拙陋, 长于碑榜”。
以尺牍为主的南派书风, 遵从人的精神创作, 形式本身甚无约束, 完全是抒写书家自我灵性的天然意识, 因而妍美清绮;但隶属于北派书风的碑榜, 却严谨质朴, 将创作主体的自我灵性严格地规范在法度之内, “区区碑石之间, 几案之上, 亦古人所耻, 吾岂忘情耶?”
从欧阳询早期的《房彦谦碑》, 便可以看出与北朝的隶书体一脉相承。然而, 最为直接影响欧阳询书法风格的, 当属隋书端正妍美的美学气质。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 外收梁、陈绵丽之风”, “风神疏朗, 体格峻整, 大开唐风” 。隋代书法质朴峭厉的美学风格, 是欧阳询书学中“法”的先声。隋碑用笔劲练, 运笔爽达, 结体狭长, 风度凝端, 正是欧书形神俱似的胎息。因而, 他在创作及书论中确立“法”作为书法艺术的美学元素之一, 显然是受到了隋碑的影响。
欧阳询在其晚年步入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个盛世——唐代。唐初政治、经济、文化繁盛, 泱泱大国以全新的姿态展示出其典雅华美、高谢风尘的美学气质。然而, 其艺术的审美趣尚却不无单一和偏颇之处。本来, 初唐统治集团崛起于北方, 长期的大漠风沙, 鞍马征战, 应垂意于“中原古法”, 倾情于北国风骨, 却因审美的差异性而独钟情于六朝的风流婀娜。
庾信于六朝晚期早已将南北诗风融为一体, 而初唐诗坛上盛极一时的上官体, 吟风弄月的“文章四友”, 却播扬着绮靡的齐梁遗风。隋书峭历质朴, 与江左风流迥异, 而唐太宗却“独善王羲之书, 虞世南最为亲近, 始今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 , 王羲之飘逸隽逸的风格统领书坛。“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 正如把刘 (希夷) 张 (若虚) 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
明乎此, 欧阳询的价值就体现出来, 清人郭尚先在《芳坚官题跋》中, 赞叹其“独能以新意开辟门径, 所以为大家”。他既沿隋习北风, 又合江左清绮, 使风流神韵成为初唐书法崇尚的风范, 而自六朝至隋代日趋清丽的拟古书风却黯然褪色。
欧阳询的卓异之处正是他以南取韵, 以北为骨的美学追求。他在初唐时期怀着开创者的高蹈气度, 扬弃并创造着。在他的书作中暗淡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靡靡之音, 激扬出“羽扇纶巾”的风流儒雅之气, 美而不俗, 妍而有骨。在清秀劲厉、法骨森严的形式美的基础上, 自觉地吸收爽达充盈的美学风气, 融入典雅的神韵, 达到法意兼容、质妍互重的美学标准。在他的书学思想中, 融汇了南北书派, 以及由隋至唐书风中的美学元素, 在书法的创作、技法、风格等诸多理论层面作了有益的总结, 形成重法尚意的美学观点, 展示着书家的自我生命意识, 在历史的纵向与横向上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二、欧阳询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 首先表现在他的书学理论之中
作为凝练书家思想的艺术形式, 书法的笔墨线条中蕴含着书家的性灵、情怀。“即除书写的文字之外, 书写的线条本身就是有意蕴的、抒情的。” 因此, 书法中的“意”依附于“法”又高于“法”。在欧阳询重法尚意的美学思想中, “法”与“意”是两个互生的概念, 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 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统一, 将中和之美作为书法最为根本的审美情趣。中和之美孕育和谐、刚柔相济、阴阳调和的美学特征。
在《三十六法》中, 欧阳询主张书法的结体须使“字之左右, 或多或少, 须彼此相让, 方为尽善”;“凡字之有偏旁者, 皆欲相顾, 两文成字者为多”;“字之点画稀少者, 欲其彼此映带, 故彼得应付相称而后可”;“譬如'日’字之小, 难与'国’字同大, 如'一’字'二’字之疏, 亦欲字画与密者相间, 必当思所以位置排布, 令相映带得宜, 然后为上”, 即是要求字的均衡之美。“停匀”、“映带”、“得宜”、“相称”等要求, 便是于不正中求正, 在险峻之中求得字体结构法度上的平稳和谐。
在书法风格中, 欧阳询亦强调阴阳调和、刚柔相济, 追求质妍互重、法意兼容。不仅体现出“意”所包涵的中和之美, 还体现出“法”中所包涵的中和之美。在书风上, 他取北朝的俊厉端庄, 南朝的疏放妍妙, 兼容南北, 以北为骨, 以南取韵, 在法度严谨的结体中融入灵秀清逸的意蕴。
同时, 他将隋碑中的质朴之风保存下来, 又吸收魏晋六朝优美飘逸, 形成了质妍互重的美学情趣。在书法技法上, 他讲求用墨浓淡相宜, 《八诀》以为“墨淡则伤神采, 绝浓必滞锋毫”;用笔“肥则为钝, 瘦则露骨”;结构须“相称”、“映带”、“朝揖”、“救应”, 处处讲求均衡之美。欧阳询运用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对字体进行造型分析, 以中和之美规范书法的结体, 用严格的艺术形式展示艺术情趣, 做到了形式化法则与形式化意蕴的完美统一。因此, “法”与“意”的兼容并生, 成为欧阳询书学思想的核心。
三、欧阳询书学理论上的自觉, 当然来源于他的书法创作实践, 同时也指导着他及影响着盛唐之后书家的创作实践
与同时代的虞世南相比, 欧阳询的书作风格则多了些许淬砺。作为二王书系的嫡传, 虞世南运笔秀丽典雅, 结体婉丽和谐, 笔致飘逸, 气韵流动, 章法风姿绰约, 深得大王精髓, 传世“虞戈”成为一代君王学书的典范。然而, 同是由隋入唐的欧阳询却在继承的同时自辟蹊径, “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 南唐后主李煜的这句评判, 恰好揭示出欧阳询与王系嫡传书家的不同。
从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派的各自书风特点来看, 虞世南是南国温和秀发书风的典型代表, 而欧阳询则更多地继承了北国朴茂严整的风尚,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本是南朝王派, 故其所书碑碣不多。若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 摩崖巨石, 照耀区夏, 询得蔡邕、索靖之传矣。” 欧阳询有着庄严、典雅的审美意识, 其楷书代表作《九成宫》用笔劲峭俊丽, 结体方圆兼备, 气韵秀逸凌厉。即使是《草书千字文》, 通篇也凝结着庄严、厚重的审美意识, 具有极强的金石之味。因此, 较之虞世南的沉粹安祥、迤逦绵延, 欧阳询则以险峭取胜, 法度严谨, 雄深健雅, 成为初唐书家尚法的先驱。
欧阳询书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美学价值, 也体现在盛唐之后书风的演变之中。此后时移世异, 书风突破了唐初朝野独尊二王的成规, 经世致用中形成的尚肥书风成为当时的审美时尚, 与唐画的光华妍美、唐塑的丰腴端庄、唐诗的博大雄浑共同构成唐代艺术的美学精神。由于玄宗专擅隶书, 其风丰厚巨丽, 趋时主之好, 尚肥书风风靡书坛, “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书至于颜鲁公, 画至于吴道子, 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颜真卿的出现确立了新的书法审美标准, “唐初脱胎晋为息, 终属寄人篱下, 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 纳古法与新意之中, 生新法与古意之外, 陶铸万象, 隐括众长”, “于是卓然成为唐代之书”。 “古法”为颜鲁公丰茂雄姿的书风沉积了内在的筋骨, 没有凌厉的筋骨为魂, 再大气磅礴、潇洒遒劲的书法也缺少挺立的姿态。颜真卿在遵循欧阳询对“法”的规范的同时, 更将“意”提升到极高的境界。通观其书作, 首先接受的是欧阳询所揭示的造型之美, 即“法”之美。
其次, 是更为强烈的“意”之美, 跌宕起伏的情感融汇在圆劲腴美的形式之中, 苍涩勃发的气息贯通于节奏沉郁的书风之中。“法”与“意”在颜真卿的书作中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也达到了质妍互重的美学理想。然而, 杜甫却独标“书贵瘦硬方通神”, 以为颜之肥俗, 不若欧之瘦硬, 确实道出盛中唐书法审美观念由瘦趋肥的重大转折, 殊不知颜之肥自是其创新所在。
因为审美时尚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 大唐之风的赫然光华毕竟不同于初唐, 联系当时的审美时尚, 就不难理解颜字“尚肥”的美学根据。同时, 颜之肥又是以欧之硬为骨的。欧阳询在风骨之气上对颜真卿的影响, 可以视为唐楷成为典范的第一步。
直至柳公权, 他瘦硬森挺, 结体紧收的书风, 更多地接受了欧阳询书法俊挺强健, 骨力洞达的风格神韵, 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又兼容舒和的风韵, 最终确立唐楷形式上的法度。然而较之欧阳询, 柳公权更多的是对“法”的关注, 书风更为内敛, 相对缺少对“意”的追求。
如同诗坛上的白居易在艺术上所关注的是杜甫的“为时而著, 为事而作”, 而忽略了杜甫的潜气内转和波澜老成。柳公权的书风尚实、尚俗, 将艺术严格地程式化, 将“意”局限于“法”之内, 较之颜真卿为欧阳询所弘扬之“法”注入新“意”, 已稍逊一筹, 亦难怪苏轼发出“书至于颜鲁公”的叹喟。
由此可见, 欧阳询重法尚意的美学思想, 深深地影响着中晚唐的书家。他精金美玉般的书学气质既将“法”作为规范, 又诠释“意”的美妙。精妙的书法形式, 渗透着灵性的意蕴, 展示着自己的才情与生命意识。可以说, 这种意蕴恣意于严谨的审美情趣, 成为唐代艺术的整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