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连载三)
史识·史律·史笔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
吴之珽,字乾玉,号赤谷,陇西吴家巷人。康熙年间,由拔贡历任江西婺源、江苏宝应、浙江秀水等县知县。吴之珽具有很高的史才,著述较多。所著《襄武人物志》二卷,各十六篇,共三十二传,有黄廷钰、王懋竑的序文。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取材较严,描写精细,颇得时人及后世好评。
黄廷钰(生卒年不详),字二如,一字澹园,奉天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乡试副榜,五十年(1711年)知静宁州事,五十五年(1716)年,黄廷钰与吴之珽共同纂修《静宁州志》十四卷首一卷。
由此可见,黄廷钰对于吴之珽是十分了解的。黄廷钰为《襄武人物志》作序说:“阐发幽微,具史识;书法谨严,具史律;描写生活,具史笔,可与龙门庐陵相颉颃。”
意思是说,吴之珽阐释和发掘幽深细微的历史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见识;其著作体例严谨,法度严密,遵守了历史文章书写的规律;其文辞典雅生动,描写清新活泼,具有良史之妙笔,可与西汉司马迁和北宋欧阳修的历史功绩相媲美。
王懋竑是清代江苏宝应县人,生活年代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叔父王式丹(1645—1718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状元,叔侄两人同为清代著名学者。
王懋竑评价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说:“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
大意是说: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事迹真实准确,文辞质朴优美,正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具有良史才华的人。我读他的自序,慨叹他的志向,显然是要比拟和超越唐宋以上的文章大家,并且可以和汉代班固和南朝的范晔比肩。
这两位的评价应该是相当准确和公允的。
修身饬行,有意于后日之名
丰功骏烈,以见于国家之史
静宁知州黄廷钰对吴之珽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吴子乾玉,非一乡之士也;《襄武人物志》,非一邑之书也。”
和吴之珽同时代的学者王懋竑,对他的评价最为全面准确。
古代列国都有史志。自封郡建县以来,列国修史的传统就费弃了。此后就有了图志,而图志也属于史志之类。作为一种书籍,大部分都是供有关机构参考,重在记录故事而已,对于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记载较详,而对人物则略而不记。于是,有识者认为,这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后世就有了《先贤传》、《人物志》,这个传统自汉代以来就有了,而把它传承下来的则寥寥无几。
自汉代班固和南朝宋范晔之后,史传大都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还有的本身就肤浅丛杂,不值得一看。自宋代以下,尤其琐碎烦杂,纷乱不堪,没有法度。这还是聚集了当时的文人才士编撰成的,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地方的史志与人物传,本来就是一个人的见解。前者,由于时代久远,作者没有亲闻亲见,如果没有记录和注解做说明,就变得空疏而不可考证;后者,由于容易掺杂个人的好恶之心,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往往不完全合于公议,或者因为是同乡旧友的缘故,有所回避和隐讳;而且,作者又未必通晓史传文章的写法,拙于取舍,繁简不当,使优秀人物的事迹得不到彰显,所以,这样的文章终究留传不了多久。
士人君子修身养心,规范言行,即使穷苦困顿,仍然能够以之自立于世;荣华富贵和显赫地位,已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对于身后之名,却不能不有意。就算没有尊爵高位、丰功伟绩,被载于国家历史,但却未必没有雄奇瑰丽的篇章,留传千百年,这就是修撰史志的目的!如果后世的人们,没有把他们的事迹传承下去,那么,这些人以穷苦困顿,而自立于世的事迹,终将湮没不闻,不能光耀于后世,这是非常可惜可叹的事!
王懋竑还列举了有功于其家乡江苏宝应县的几位人物,来和吴之珽作对比。
我们宝应县,自从孙克己(1604——1684,字礼选,号勿斋。康熙九年(1670年)敕封文林郎,宝应县知县。1681年,诰封奉政大夫、户科掌印给事中)以来,以儒雅之风整饬吏治,俨然有两汉循吏之风,至今没有继承之人,但见到吴之珽先生,孙公良吏之风终于再现了。孙公曾经修撰过宝应地方志,但没有完成,后来,乔莱公(乔莱,字子静,号石林,扬州宝应人。康熙六年进士,十八年举博学鸿词,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二十四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再升侍读。后因河臣之议触犯权贵,被罢官归隐田园,著作有《归田集》、《石林赋草》)终于将其完成了。乔公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有过撰写史传文章的经历;汪琬先生(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所作的列传,卓然独立,超然绝世,足以传之后世,但后来其版本毁于火灾,后来庸俗之人,将他的作品胡编乱造,简直糟践了这部优秀的作品!从此又经过了三十多年,后人想接续汪琬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担当其事之人。
现在读到吴公之书,我才有了深切的期望。吴公必定能够继承孙公、乔公的作为,为宝应留下一部优秀的志书。后人如果披览我们宝应的地方志,应当不会有什么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黄廷钰的序言和吴之珽的自序,可知《襄武人物志》应该成书于康熙乙未(1715年)。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遭逢战乱,此书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尤其是同治丙寅(1866)年,巩昌府被回军攻陷,史册典籍毁于一旦。
光绪乙酉(1885年),巩昌知府颜聘卿,礼聘陇西士人原浃续修府志。在四处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原浃在陇西东乡黄某家中偶尔得到此书,欣喜过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原浃之子原鹏翎邀同人措赀刊刻此书,中间经历了180年。
又过了113年,公元2008年,陇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按原版重印此书,这才使得这部珍贵的典籍,重新得以与世人见面!这令人唏嘘不已!
300年后,当人们重新披览这本记载陇西先贤的《襄武人物志》时,不禁会生出良多感慨!尤其是“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可谓道尽了人才出产的规律!当政者不可不借鉴之!(全文完)
作者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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