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一二九师旧址，忆父辈太行战事

原创：王洪山

关注军旅警营公众号
阅读更多军旅美文

2020年9月15日，我们二家四人：徐金红、蒲北利、徐金宁、王洪山，冒雨从北京出发，驱车奔赴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旧址，把父亲徐国夫（曾任一二九师骑兵团副团长）的回忆录赠送给旧址纪念馆，了却一桩心愿。

北京中午11点出发，下午六点进至涉县城边。入城处，一道跨街拱门气势恢宏，吸引我们停车拍照。拱门上鎏金大字“129 将军路”，洋溢着涉县人民引以骄傲的自豪情怀。

夜幕降临，我们沿将军大道穿越县城，跨过清漳河，摸黑找到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所在赤岸村。夜宿“老区食堂”（网上叫“赤源宾馆”），其实就是一家农家乐。次日晨，我们才看清其院子大门和街坊邻居。

当地农家人，虽然盖起楼房别墅，停小轿车，但干农活依旧传统，自家门前空地就开始铺晒玉米棒子。

徐金宁与农家主人养的白熊狗“乐乐”逗趣，喂了二个鸡蛋，还要吃。

早饭后，我们在村里寻找一二九师旧址。

九点钟，我们驱车“将军岭”，来到一二九师旧址陈列馆。

向陈列馆文史工作人员赠送徐国夫回忆录《大漠风声记》。

陈列馆大厅画卷，气势磅礴。

一二九师抗战初期至结束，部队编制演变。

纪念馆副馆长申利芳（中）赶来与我们座谈，并颁发证书。座谈中，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四人的父辈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大地奋战。

申副馆长提及，纪念馆曾收到来信，非常希望了解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史料。

我们说，徐国夫回忆录中就有几段记载。

如，“又进骑兵团”

徐国夫（原名徐国富）是安徽省六安县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根据地，参加长征，三军会宁会师后，在四方面军骑兵师任团长，随即参加西路军渡黄河西征。征战河西走廊失败后，徐国夫只身沿祁连山返回黄河，找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被送到抗大学习。他先当学员，后任队长。

1939年8月，抗大一分校的首批学员正式毕业。八路军总部指示，徐国夫所带的二营全体学员均分配到一二九师。徐国夫带全营学员来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办完一切移交手续。

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把徐国夫叫到一边：“国富同志，想不想留在一二九师?”

“做梦都想!”

“想不想还当骑兵?”

“做梦都想!”

“好，就这么定啦，你到骑兵团任参谋长吧。”

嘿，这简直是天大的美事啊！徐国夫乐得直想蹦高。心想，告别骑兵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虽然我的骑兵团为解高台红五军之围也惨遭灭顶之灾，悲壮情景刻骨铭心，但对骑兵的眷恋和渴望从未淡化和减少。现在又有机会重返战斗前线，重返骑兵，怎么能不喜形于色、兴奋异常！

当时骑兵团团长是黄甲景，政委是廖冠贤，政治处主任是旷银龙。骑兵团受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李聚奎司令员指挥。全团800多人，战斗连队4个，其成员均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

在廖冠贤政委的引导下，徐国夫在备用马中选了一匹高个裆宽裆的黄色公马，起名“追风赶月”。由于骑兵团按马的毛色编成，从此“黄马团”作为机动性最强的部队，驰骋太行山、冀鲁豫抗日战场，名气大振。

转战太行山

1942年春，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找到徐国夫说：“师长和政委让我交给你个任务。据情报透露和目前情况判断，敌人5月份将要进行更疯狂的扫荡。我们的方针是避敌锋芒，相机作战。我主力和政府机关要分头转入山区作战。现在冀鲁豫边区政府200余人要转入太行山区，师首长决定让你带一个连，保护和指挥边区政府反扫荡。这其中有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你需要特别保护。地方同志没有打过仗，给你的兵力又很有限，担子不轻啊!”

“请师首长放心，只要我徐国富在，决不会让边区政府受任何损失!”

“好家伙，不愧是红军干部，到啥时都当当硬，这样的干部再多些就好啦。”

4月底，徐国夫带领一连战士保护着冀鲁豫边区政府200余人，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千里太行山。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做地方工作也许个个是行家里手，但谈及军事、战争、战斗等，大多不甚了解，有的人甚至听见枪声就不知所措，其中还有女人和孩子。杨秀峰主席拉住徐国夫的手，真诚地说：“徐团长，我们这些人都不懂打仗，就全靠你们啦。”

“没什么，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事咱共同研究吧。”

杨秀峰同志是从事党的地方工作的老同志，特别是在我八路军进入华北敌后以来，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支援我军对敌作战，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做了大量工作，在冀鲁豫根据地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解放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此时，他年岁较大，身体又虚弱，因此徐国夫专门派一个班的人保护他。

5月中旬，大批日伪军扑向太行山，使部分同志遭受损失。徐国夫为了保证边区政府和杨秀峰等200余名同志的安全，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轻装简从，放弃笨重物资，以利快速转移；二是短停勤走，让敌人难以摸清行动规律和行动路线；三是积极防御，以所带部队大部担任警戒侦察，并做好长期斗争思想准备。随行的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同志对此安排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天夜里10点多钟，侦察人员报告，有一小股约三四十名鬼子正在向我们宿营地摸来。“怎么办?”当时300余人的队伍夜间转移十分不便，尤其妇女、孩子和伤病员，如果情况一旦暴露，不但很难甩掉敌人，还可能引来更多的敌人，后果将很难设想。

杨秀峰、蔡树藩二人都特别着急，让徐国夫快拿主意。

徐国夫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很可能并未发现我们的行踪，主要还是侦察行动，并且人员并不很多。

于是决定，留下部分手榴弹给边区政府较年轻人员，临时组成护卫队保护营地。徐国夫带领唯一的警卫连队，将全连战士分三股，一股正面迎敌，另两股到侧翼吸引敌人。同时要求大家尽可能抵近作战，发挥我们善于夜战的优势，努力将敌人带到离我营地稍远处进行战斗。按照部署，三部分人员分别行动。双方一交手，敌人一见我军人多，且三面同时遭攻击，扔下几具尸体，很快逃走了。整个行动约一个多小时，我们无一伤亡，有效保证了边区政府的安全。 杨秀峰说：“老徐你真行，临危不惊，机智果断。”

在敌人“扫荡”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里，徐国夫指挥边区政府机关人员和一个连的兵力，在太行山里与敌人巧妙周旋，同时解决饮水、粮食、药品等问题，做到了未亡一人，未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