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 理想的国度与现实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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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批评家罗兰 ·巴特百年诞辰,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仅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转折,而且也促进社会的数码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另外,他对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有影响,被认为是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
被邀访中国的起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一举解放欧洲,法国总统在作了一番战前动员后便逃往美国 ,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占领巴黎。法国人争当法奸,纷纷要求入党,在解放军把老佛爷百货大楼作为总指挥部后,法国政府为表忠诚而搬进了小卖铺,建立起中法合作共和国。禁止饮酒,取缔色情业,没收所有的小汽车,出租全改成人力黄包车。计划经济弥漫欧洲,瑞士只产钟表,荷兰只产自行车,意大利只产面条,而法国则生产烟囱。还开办了《电视批斗》节目,对思想落后者批倒批臭,并排演了大型红色歌舞剧《卡门》。
《解放军在巴黎》是让·雅南1974年和好友投资拍摄的电影,当时一些法国学者认为,这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之下出于改变法国社会的思考而产生的一部理想主义的影片,其中,法国人比占领者更具讽刺。让·雅南打算带着电影和代表团去中国接受喝彩,但不料其热情被中国人拒绝了。罗兰·巴特在《中国行日记》中写道:“400个签证刚刚被拒签,因为让·雅南的影片《解放军在巴黎》,对中国作了讽刺性的介绍。”
同时中国大使馆邀请由以小说家菲利浦·索莱尔为团长的法国先锋杂志《泰凯尔》的编辑、撰稿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来华访问,其他成员是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编辑弗朗索瓦·沃尔、哲学家罗兰·巴特、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他们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 、上海 、南京、洛阳和西安,参观各地重点景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和工厂。
这就是中国吗?
1974年4月12日,罗兰·巴特抵达北京后,落入眼帘的第一幕是“年轻的军人:对一切都面无表情。微笑。”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重要的旅行。这些自费到访的观察者都是带着稿约和创作计划而来,他们从没到过中国、不识中文,对这块封闭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全无了解,却大多都是“中国”的拥趸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带引号的中国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也是他们与学生们在1968年走上街垒,掀起“五月风暴”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当这个引号在亲身接触中得以去除,结果却颇让人感慨。
在中国,他们到处被人盯梢,完全没有自由,这让罗兰·巴特很恼火。回国后发表的《好吧,谈谈中国》一文中,罗兰·巴特说自己“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他摇动知识之树,然而这一圈走下来“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
30多年后,《中国行日记》得以出版,我们发现罗兰·巴特用笔拼凑出一个碎片式的中国呈现给后来的读者,他笔下1974年的中国是这样的:
他们的发型都是规则的,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以废除色情为代价,换来了平等的社会。
我被剥夺的东西:咖啡,生菜色拉,调情。
一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每月240元。
每天吃这样的饭菜,一个月下来要花17元。把剩下来的钱存进储蓄所,帮助革命。
一位妇女发言:在一个3000吨的船坞上,能造1万吨的轮船吗?技术人员说不能。但是,工人革命群众在相互商量之后说能(这是实践性的主题).
“一些少先队员向我们鼓掌。总是这一套!”
儿童在撒种子(而在我们国家,儿童在相互爱慕)。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
为什么在一台电梯里要有两位开电梯的矮个子女孩呢?
整个旅行:躲在语言与旅行社这两层橱窗之后。
“患者的病有心理原因吗?有的,但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引发溃疡的心理疾病很少。通过唯物辩证法可以治愈。”
罗兰·巴特渐渐发现,这是一场毫无意外的旅行,看到的一切都因旅行社官员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时间和俳句的可能性。每到一处听到的无非是各种“俗套”:“过去很糟糕,现在很幸福,感谢毛主席”的三段式介绍,没有个人习惯用语,转瞬即逝的性格显露,三个星期的旅程就像是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修。对这次旅行的结论:需要得到了满足,充溢的俗套,权力之地。
复杂的思维世界
罗兰·巴特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开始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探索,他独特的观点引起法国思想家的不满,他们称他为新批评,认为他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
60年代晚期巴特开始建立自己的名声,他到日本和美国旅游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于1967年发表著名论文《写作的零度》,主要是受到雅克·德里达逐渐崛起的解构主义所影响,这篇论文成为他向结构主义思想告别的转折。随后,在《泰凯尔》发表文章,1970年发表著名的作品《S/Z》,是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批判式阅读。
1977年,《恋人絮语》大卖,10万册的销量使罗兰·巴特成了畅销书作家,43岁的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与符号学主席。同年母亲逝世对他打击甚大。1980年2月25日,当他从密特朗主办的一场宴会离开返家时,被卡车撞伤,到达现场的救护人员没有在这位伤者身上发现任何证件,只找到了学院的工作卡。警察随后到学院询问时,有人通知了米歇尔 ·福柯,福柯前去确认了伤者是罗兰·巴特。一个月后,罗兰·巴特不治而亡,享年64岁。
一种爱的失落
4月14日:一个男人瞬间闪现出一种色欲表情:那是因为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就等于有性欲。但是,他们的性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两个男孩子互相掐着脖子,他们都过了14岁。但是,过了一会儿,谁都不见了。因此,出现了压抑。能说是有性欲了吗?那些少有的英俊男孩都很好奇,看着你——是接触的开始吗?
11点35分,第一个性欲表示。一个调皮的穿土黄色衣服的人和他的伙伴嬉皮笑脸地看着朱莉亚。
4月30日: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信息的完全封闭,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
1974年来中国时的罗兰·巴特已经59岁,但他对中国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是从对当地生活者的性欲关注着手的。像45岁的普鲁斯特钟情于舞会邂逅的16岁美少年,觉得他眼中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那和见惯了世间一切丑恶的成熟一样,罗兰·巴特也钟情于1974年的中国美少年。
“一被阉的身体播撒出汹涌狂乱的情欲”就是罗兰·巴特所研究的符号,然后,他的方法论来到了中国却完全失效——性欲在各种批斗中,在各种砖块中是无法幸免于难的,留下的只有暴力性欲——各种批斗及对被斗者身体的无情摧残。
这个期待中的国度最终成了诠释学的终结之地,在《好吧,谈谈中国》中,他写道,“我们把符号的喧闹留在身后,走上一个很辽阔,很古老又很新的国度,在那里,意指过程低调以至于罕见。这时,一个新地方出现了:微妙的,或者这样说会更加合适(我冒险使用这个词,哪怕稍后就将加以修改):平淡的。”
除开性欲的表现,巴特也没有被激发起从身边事物中发现美感、发现艺术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日本是连米饭和筷子都可以激发出来的。他认为他在中国见闻到的所有事物,只有毛泽东的书法是艺术。4月17日,他写道:“他的书法具有千载难得的优美、诗意和个人形式。这是与绝对的平庸性对立的。”
罗兰·巴特笔下的中国与
日本比较
以巴黎为活动中心的罗兰·巴特只有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出国经历,而两次目的地都是遥远的东方——中国与日本,并留下两部著作——记录中国的日记《中国行日记》和描写日本的符号学著作《符号帝国》。
1966年,罗兰·巴特应日本东京法日学院院长潘盖邀请,到日本主讲以“叙事结构分析”为主题的研讨班。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先后三次来到东京进行游学。日本的民俗和文化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体验了烹饪、城市、戏剧、日常交往礼仪等风土人情,悬置了政治,军事等宏观的问题,以微观、细节、阐释、片段化的写作手法对于日本之行作出了分析和概括,1970年《符号帝国》以学术研究著作的形式出版。
巴特的这两部著作,一部谈日本,一部谈中国,看似泾渭分明,实际上按照巴特个人的表述,二者充满了身影互见,影响表里的“互文性”。在比较两部著作中中国和日本的形象时,自然而然地也会注意到巴特本人地比较。因此,将《符号帝国》中提及中国的文字,以及《中国行日记》中提及日本的文字选取出来,直观,明确,具有第一手来源的研究价值。
写《符号帝国》时他尚未来过中国,在书中提到中国印象一般基于他以往的阅读经历,知识积累。“格腊内对汉语的论述……正是这种想象才需要我们面对印度的禅,即中国的禅和日本的禅宗的起源。”“这些东西奇异地组合在了一起,……这远远超越了中国菜的那种简单的甜与酸,中国菜往往把东西做熟,而且看不见里面的糖。”
在《中国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了日本:“其中那位女的,长得迷人,像是日本人,她在向我们介绍卫生院(她穿着一身长长的白色工作服,就好像她是在掩盖自己)。”“旅行的真实感受:中国并不是令人不舒服的(≠日本)。”
其中,他叹道:“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很少看到花卉、开花的果树(在与日本相反),也许因为春天早来的原因。”罗兰·巴特的失望根源在于他把1974年的中国现实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