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圣诞节日记（摘自《莫斯科日记》）
1926年12月24日
写一写我的房间。
房里的所有家具上都有一块铁皮标牌：“莫斯科旅馆”，还有财产登记编号。旅馆一律由国家（或城市？）管理。眼下，在冬季，我房里的双层窗嵌着油灰，只能打开上面的一小扇。小小的盥洗台是铁皮做的，下面刷了漆，上面铮亮，有一面镜子。洗脸池底部的下水孔塞不住。一个水龙头，水流细细的。房间由外面供暖，不过，由于房间的位置比较特殊，连地板也是热的。在天气不太冷并且那扇小窗关着的时候，房里就很闷热。每天早晨九点前开暖气，这时，总有个工作人员会来敲门问那扇小窗是否也已关上。这是此地唯一可以信赖的事。这个旅馆没有厨房，因此连杯茶也喝不上。
冬雪中的莫斯科
前一天晚上，我们请人第二天早晨叫醒我们，因为我们要坐车去看达佳。围绕着“叫醒”这个主题，那个“瑞士人”（这是俄语中对旅馆服务员的称呼）和赖希之间展开了一段莎士比亚式的对话。关于我们是否可以被叫醒的问题，那个男人回答道：“如果我们想起来的话，我们会叫的。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我们就不会叫。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会想起来的，我们自然会叫。不过，当然啦，我们有时也会忘记，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叫。毕竟，我们没有义务。不过，要是我们及时想到的话，我们肯定会做。你们想在几点钟被叫醒？——七点。我记一下。你们看到了，我把纸条放到那里，他会发现它的，是吗？当然，要是他没发现纸条，他就不会叫醒你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叫的。”结果，我们当然没被叫醒，他们的理由是：“你们不是醒了吗，还要我们叫醒干嘛？”
这家旅馆似乎有很多这样的“瑞士人”。他们在底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久前，赖希去问是否有我的信件，一个男人回答说“没有”，尽管信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旅馆要找我，只听回答说：“他已经退房走了。”
电话机装在走廊上；夜里，我睡在床上，常常在一点过后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地打电话。这张床的中间有一个大凹坑，稍稍一动就会嘎吱作响。赖希夜里的呼噜声很响，我常被他吵醒，因此，除非累得要死，否则我很难入睡。下午，我会在房里睡着。账单每天得付，因为每一笔超过五卢布的费用都要交百分之十的税。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不言自明。
莫斯科凿冰人
赖希和阿丝雅在街上碰上了，一起来了。阿丝雅感觉不舒服，回绝了伯尔丝晚上的邀约。她想待在我这儿。她带上了她的衣料，于是，我们离开了。我先送她去她的女裁缝那里，然后再去玩具博物馆。路上，我们走进了一家钟表店。阿丝雅把我的表递给钟表匠，那是个犹太人，会说德语。我和阿丝雅分手后，就坐雪橇去了博物馆。我生怕迟到，因为我还始终没有适应俄罗斯的时间尺度。由导游带领参观玩具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巴特拉姆同志送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从玩具到儿童戏》，我把此文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阿丝雅。随后去了学院；可是柯刚不在。
我走到一个公交车站，打算坐车回去。这时，我看见一扇开着的门上写着“博物馆”这几个字，我马上意识到眼前所见正是“西方新艺术展之第二系列”。这个博物馆不在我的参观计划之内。不过，既然此刻就在跟前，我便走了进去。面对着塞尚的一幅美妙绝伦的画作，我突然想到，关于“移情”1一词的说法在语言上本就是错误的。我觉得，就把握一幅绘画而言，根本不是人进入画的空间，而是这一空间，最初在各个非常确定的位置，自行凸显。它在角角落落向我们展现自身，而我们确信能在这些角落里发现非常重要的过往的经验；这些地方有着一些无法解释的、令人觉得熟悉的东西。这幅画挂在两个塞尚展厅中的第一个的中墙上，正对着窗户，光线充足。画面上是一条林间小道，道路的一边是一片房子。
这个博物馆的雷诺阿收藏就没有大规模的塞尚藏品那么出色了。不过，这其中也不乏相当精美的，尤其是雷诺阿的早期作品。在最初的几个展厅里，最打动我的却是两幅描绘巴黎林荫大道的画作，它们对称地相对而挂。一幅是皮萨罗的作品，另一幅则出自莫奈之手。两幅画都从一个高的立足点出发表现宽阔的街道，第一幅中的立足点在中间，第二幅中的立足点在侧旁。这第二幅画的视角倾斜角度很大，画中两个倚着阳台栏杆俯身面朝街道的男子的侧影就像紧挨着窗户戳进画面中似的，而画家正在那扇窗子里面作画。
在皮萨罗的画中，灰色的柏油马路和数不清的华丽马车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画面。在莫奈的画里，一半的画面为一堵明亮的屋墙所占据，秋日金黄的树叶映照着半面墙壁。在这幢房子跟前，能隐约看见几乎为落叶全然覆盖的咖啡馆的桌椅，仿佛阳光下树林里的田园家具。而皮萨罗却再现了巴黎的荣耀，遍布烟囱的屋顶的线条。我感到了对这座城市的强烈向往。——在后面的一间小陈列室里，在路易斯·勒格朗和德加的画作旁，有一幅奥迪隆·雷东的画。
法国巴黎卡普辛斯林荫大道 莫奈 绘
坐公交车回去后，我到处乱逛了很久，直到约定时间过后一个小时，我才终于来到和赖希约好见面的那家小地窖餐馆。由于时间已近四点，我们不得不马上分手，并约好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那家大食品商店再见。没几个小时就是平安夜了，食品商店里人头攒动。我们在买鱼子酱、鲑鱼和水果时，碰见了巴塞基，他拎着大包小包，心情很好。而赖希的心情却很糟。他对我的迟到非常不满。此外，我上午在街上买来的一条中国纸鱼和其他一些提溜了一路的玩意儿证明了我有收藏的癖好，这也令他感到不快。
最后，我们还一起买了蛋糕、糖果，还有一棵挂着饰带的小圣诞树。我带着所有这些东西坐雪橇回去了。天早就黑了。我拎着树和大包小包挤过人山人海，精疲力竭。回到房间，我躺上床，一边读着普鲁斯特，一边吃着我和阿丝雅买来的糖衣果仁，她很喜欢吃这个。
七点过后，赖希来了。稍晚一些，阿丝雅也来了。她整晚都躺在床上，赖希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等了很长时间后，茶炊终于来了——之前问他们要没要到，据说是因为一个客人把所有的茶炊都锁在他的房里而自己却离开了——第一次听见茶炊的鸣叫声充盈着一个俄国的房间。此时，我深深凝视着躺在对面的阿丝雅的脸。在那棵盆栽小圣诞树的近旁，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平安夜的安全感。我们谈论了阿丝雅将要着手的工作，后来又说到了我的那本论悲剧的书，我读了此书的前言，这一前言是针对法兰克福大学而写的。阿丝雅认为，我应该不顾一切地就这么写下去：就算遭到法兰克福大学的否决。她的观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莫斯科街景
这个夜晚，我们彼此很亲近。我对她说的一些话令其开怀大笑。还有其他的话题，比如说一篇文章的观点，即认为德国哲学被当作德国内政的工具，这一思想引发了阿丝雅热烈的赞同。她不打算走了，感觉很好，也很累。可是，最终她不到十一点还是走了。我立刻上了床，因为我的这一晚尽管如此短暂，却已然完满。我发现，倘若那个我们所爱的人，就算其身在别处、无法企及，与你同时感到孤独的话，那么对我们而言就不存在孤独。由此看来，孤独的感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射现象；只有当我们所熟悉的人，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在没有我们陪伴的情况下悠游自得时，这一现象才会反射到我们自身。因此，纵使是一个本性孤僻的人，如果生活中有这种人的话，也只有在想念某个与之共处能令其不觉孤独的女子，即便是个陌生的女子，或某个人时，才会感到孤独，倘若那被思念者本身并不孤独的话。
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
1926年12月25日
我已放弃凑合着说我那有限的、结结巴巴的俄语，并且暂时不打算继续学它，因为我在此地急需时间做别的事情：翻译、写文章。要是下次再来俄国，我得带上一些事先学会的语言知识，否则肯定是行不通的。不过，既然我眼下并不想为将来制定积极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确定这一点：说不定将来情况有变，也许比现在的情况更不利，那时学俄语对我来说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至少，我的第二次俄国之行得做好文学和经济方面的充分准备。
迄今为止，不懂俄语从来没有像在圣诞节的第一天那样令我感到烦恼和痛苦。当时，我们在阿丝雅的同屋那里吃饭——我出钱买了一只鹅，为此，我和阿丝雅几天前还吵了一架。现在，鹅被分成几份盛在盘子里端上了桌。做得不好，太老。饭是在一张写字台上吃的，围坐了六至八个人。席间只说俄语。冷盘不错，是一道犹太风味的鱼，汤也很好。吃完饭，我走进隔壁的房间，睡着了。醒来后，我继续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满心忧伤，眼前又一次（经常如此）浮现起当年我读大学时从慕尼黑去往塞斯豪普特的情景。
后来，赖希或阿丝雅不时地试着为我翻译一些他们谈话的内容，可这么一来却叫人觉得加倍的费劲。他们谈论了一阵战争学院的一位将军，此人早年是个白卫军，内战时曾命令绞死所有被捕的红军，如今则成了教授。他们争论着该如何评价此事。谈论中最正统的是一位年轻、狂热的保加利亚女子。最后，我们离开了，赖希和那位保加利亚女子在前，阿丝雅和我尾随其后。我真是精疲力竭。
莫斯科艺术剧院
这一天没有有轨电车。由于赖希和我不能坐公交车随行，我们别无他法，只得步行很长一段路去莫斯科艺术剧院。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写《舞台上的反革命》，赖希打算在那里看《俄瑞斯忒亚》一剧。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排中间的座位。我刚走进剧场，一股香水味就扑鼻而来。我没看到任何一个穿蓝衬衫的共产党员，倒是看到了在乔治·格罗斯的每一本相册里都能发现其身影的几种人。这出戏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完全过了时的宫廷剧的风格。导演不仅缺乏所有的专业素养，也不具备演出埃斯库罗斯悲剧所需的最基本的知识储备。一种褪了色的、沙龙式的希腊风格似乎完全填满了他贫乏的想象力。音乐简直没完没了，其中有许多瓦格纳的作品：《特里斯坦》，魔火。
[1]此词的德语原文为Einfühlung，字面直译为：感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