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四）
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
原载：《中国学术》2002（4）
作者 张炼红，1971年生，浦东川沙人。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
【本号按：文章若皆为稻粱谋，这些年艺术学科许多科研项目犹甚，低质的所谓学术成果呈系统化，研究者呈团伙化，没屋架梁，比比皆是。
张炼红老师的研究清晰明了，论点、论据、引证、论述有理有据，干货满满，恰如清流，不似一般格式论文故弄玄虚，或作艰涩状，如同嚼蜡。学以致用，术有专攻，真学术潜心笃志，好文章历久弥新；由此可见戏曲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源于戏曲人或戏曲行业本身，推荐阅读，希冀读者历史的，综合，辩证地解读。】
三、卑微与荣耀：从具体个案看艺人的社会地位和权益
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戏曲界四位特邀代表(另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之一，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的每天早晨，服务员都给她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告知这是周恩来考虑到她生过肺病而特意关照的。
1958年全国人代会 梅兰芳 程砚秋 周信芳 常香玉 袁雪芬 白杨 田华等合影
1955年4月，文化部和文联、剧协联合在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部长沈雁冰授予两位荣誉奖状，欧阳予倩分别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和〈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发言。梅兰芳致答词〈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和'盖叫天表演艺术座谈会'。田汉授予他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词中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梅兰芳、周信芳在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发言
1957年11月，程砚秋经周恩来、贺龙介绍入党，周恩来在志愿书上填写意见并亲笔写信抄送给他本人。程砚秋复信周恩来，深表感谢：'你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吧，我......不会使您失望的。'
类似这样沐浴政府及领袖恩泽的经历，无论巨细点滴，都因刻骨铭心而成为了许多艺人艰难生命中的亮点，终其一生感念不已。而这样的一个个佳话、美谈，即便无缘亲历亲受，也会使更多的人感到温暖和安慰，就仿佛遥遥望见了各自在新社会的前途和希望。但是对于更多的艺人而言，原本无足轻重的卑微身份与国家赋予的崇高政治地位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常会使之陷入某种尴尬的境遇。
越剧名家尹桂芳及其'芳华剧团'的奉命离沪、支援福建就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实例。五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海许多工商业支援外地，大量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先后移居各地。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有舞台和生路，上海一些民间职业剧团纷纷到各地演出，其中不少就在当地落户，1950至1955年间就有13个越剧团分赴南京、天津、武汉、重庆、贵阳等地。1956至1959年间，上海市政府又相继组织了18个越剧团应邀支援外地，目的是'既促进剧种的发展和省市间文化交流，也使上海本地剧种、剧团的布局更加合理'。1959年１月，尹桂芳便受命率'芳华'离沪支援福建，改建为福州市越剧团。
全市'尹迷'惊闻此变，极力设法挽留，当时主管该团的黄浦区政府每天收到大量的人民来信，要求区长'为民请命'，恳请上级部门留住'芳华'，更有甚者，扬言要以卧轨阻止尹桂芳乘火车离沪。尹桂芳感动至极，但是仍'以大局为重'、'支闽的信念绝不动摇'，为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她决定提前一天秘密启程。不料出发当日，大批'尹迷'拥进月台阻拦，终未能如愿，双方痛哭而别。
离沪赴闽之后，由于异地缺少越剧观众等原因，尹桂芳备尝'再度创业'的艰辛、冷遇和'文革'劫难，终以半瘫之身回到了上海的医院里，从此与舞台绝缘。作为越剧最有魅力的'尹派艺术'的创始人，她竟然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戏曲片录像。
福建芳华剧团
在这一事件背后，其实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当广大民众自发产生的对于文化娱乐及艺术享受的特殊爱好和权利，一旦和来势强硬的'国家号召'、'政府行为'、'组织命令'等等发生冲突时，在民众与政府这对立双方之间还有没有商量和协调的余地?另外，在即便同样是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不同方式上，艺人本身还能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和取舍?--事实已不言自明。
然而在当时要求进步的人们眼里，政府号召和组织安排就是'绝对命令'，紧跟政治形势就是'参加革命'，而参加革命当然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最大意义'。尤其对于痛感到今是昨非、而更需要国家庇护与社会肯定的艺人们来说，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忠诚与服从，已近乎是一种本能。
而对于普通的戏曲艺人来说，曾经轰动全国的'常光华事件'倒是一起更为典型的个案，因为此事原本是艺人境遇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1952年，安徽省级第一个国营剧团'地方戏实验剧场'(庐剧)建立。此前作为私营剧场时当地公安人员常常去看白戏，剧场的人还要敬烟敬茶；改为国营后废了老规矩，自然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不满。10月户口普查之际，某分局人员因侮辱女艺人被当场顶撞，便要抓走没有户口的演职员，并强行拘留了指责他们的剧场指导员、老艺人王祥珍。
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骂王祥珍依仗'大机关'(指主管剧场的文化部门)、瞧不起公安局，说公安局有权封闭剧场，并下令将他关进大牢。后经上级出面放了人，但要双方都检讨而对常光华未作处理，民怨难平。
此事引起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重视，并在1953年1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点名批评安徽省公安厅和省委宣传部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出的'不认真'和'含糊态度'；同时发表短论指出，这是一个有关党纪国法、有关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原则性错误。
最后安徽省委作了重新处理：将常光华开除党籍，并依法惩处。而据3月3日《安徽日报》登载的省委宣传部长的检讨，原本还仅是开除党籍和建议撤消行政职务，未作法律制裁，'直至华东局一再指示，一再坚持原则，省委才根据华东局指示的精神，建议政府将严重违法乱纪的常光华逮捕法办，这一错误才在华东局领导下得到了纠正，党的影响才得以挽回'。
此事引发的强烈震动，是因为众人眼里最低贱、最卑微、最无权势而人尽可欺的普通艺人，竟然斗败了人见人怕的当地公安机关，而此前有谁会把欺负个把'戏子'当回事呢，更想不到因此会'犯法'。因而，周恩来在1952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有关讲话，或许在其间为严肃处理此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砝码。
他在这个长篇讲话的最后强调指出：'旧社会中的一些统治者虽然也喜好戏曲，但是他们是玩弄戏曲、糟踏艺人，而我们是爱好艺术、尊重艺人。所以我们对那些作风上、品质上恶劣的戏改工作者，尽管是极少部分，我们一定要加以清除。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戏改干部，你们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写信。......我们做戏曲改革工作的人，更应当尊重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向。'据当年的文献记录，讲话中分别注有'鼓掌'、'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等字样，可见此话切中了戏改工作的问题，也说到了广大艺人的痛处，深得民心且又大快人心。
尤其是'你们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写信'，此话出自新中国总理之口而具有的强烈意味，无疑使闻者倍感幸福和振奋，因为这是所有经历着'解放'(各种意义上)的大震荡而不知所措的艺人们格外向往和需要的。这应当有别于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明君'的依恋和信奉吧，可真要区分起来，恐怕也说不太清楚。
'常光华事件'看起来的确是艺人赢了，是'党和政府'再一次为民作主讨回了公道，也足以平民愤了。然而细想之下，事情似乎又并非如此：赢得最后胜利的真是受欺辱的艺人吗?真是无辜的弱者依照法律而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生命尊严?令人遗憾的是，在《解放日报》、《安徽日报》连篇累牍的报告和检讨中，除反复提及此事'对党和政府的危害'、'严重损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群众中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等等之外，寻遍字里行间竟没有一句向受害人真诚道歉的话。
而更多的事实与陈述都已经表明，真正赢得胜利的其实是意在贯彻戏改政策的'党和政府'的威力，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威力：为了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原则性'问题上'挽回党的影响'，竟然不惜破格动用了法律武器。不仅如此，或许还因此事关涉到中央戏改政策与地方权势之间的潜在对峙，故而决不能'丧失原则'，反而要坚持从严从重、'杀一儆百'?相形之下，倘若单看事情本身所涉及的几个艺人的荣辱得失的话，恐怕实在是无足轻重。
即便是受害人在当时据理力争的话语，也不过是说'剧场是国家的，封闭了对国家是损失'，而丝毫不敢提及个人的权益。但不管怎样，这至少说明向来无助的艺人终于有了政府作靠山，再没有什么权势能与之匹敌，可以想象艺人们因此会对党和政府怀着怎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戴与归依。那么很显然，戏曲艺人与国家政权这轻、重两极之间的靠拢和结合，不只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精神感召'，其间更有着非常具体而实际的利益维系。
纪录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视频片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