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之五） ——四位绍兴穷塾师的伟业
在故乡绍兴，历代都有喝墨水长大的文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肩无挑担之能，又不擅长行商坐贾、铢量寸度，几乎只有仕途一条出路。一旦在千军万马中挤不上独木桥，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或者虽然侥幸走进官场，却又禁不住宦海风波——绍兴人的性格往往难以溶入宦海，也只能归去来兮。落泊的绍兴文人为维生所选择的出路，一是做师爷，二是做塾师。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渭，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20岁成生员后，终因文章“不合规寸，摈斥于时”，直到41岁时，连应八次乡试不中，终身与功名无缘。他一度曾开设“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以糊口，后来也短期做过师爷。
封建年代不知埋没和葬送了多少蹉跎失意的俊才，然而却也因此相反相成地促使这些不凡之人启动名垂竹帛的伟大工程，造就了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陆游、徐渭是两位古越文人的代表人物。当然陆游、徐渭经历相似的故乡先贤绝非他们二人，值得一提的还有先后在故乡杏坛留下足迹的四位穷塾师：他们是东汉的王充、清朝康熙年间的叔侄吴楚材、吴调侯以及民国年间的蔡东藩。其中除王充还算有些名气外，二吴一蔡却几乎躲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会稽上虞人王充（公元 27～96），字仲任，一生经历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和帝四朝。王充有过一段京师洛阳“留学”的幸运经历，以后曾做过几年州郡属吏，但他的那种正气和刚度，难以为世风所接受和容忍。最终由于和上司意见不合，王充决定归去来兮，“海归”返里，“屏居教授”，在家乡以教书维生，艰难度日，同时不懈地著书立说。晚年的王充贫病交加，在困顿和寂寞之中倔强地“爱精自保”、“愚犹沛沛”，一字一笔、端端正正地填写完了历史交给他的试卷中最后一道答题。他在居家教授的同时，专力著书，写下了《讥俗节义》、《政务》、《养性》和《论衡》等四部著作。正是这些独树一帜、光芒四射的巨篇，以及横扫迷信、涤荡虚妄的高见，为中华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的是，前三本书均已亡佚。所幸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共计85篇、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论衡》，除佚亡《招致》一篇外，近乎完整地得以保留，流传于今。
在王充死后的近百年里，《论衡》仅局限在江南一带转抄传读，一直没有机会传到政治文化中心之地中土（中原），自然也未能被学界所了解、关注和重视。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因在朝廷得罪权贵，于公元178年避难江南。人在会稽其地，闻说王充其名，蔡邕为访求其遗著而到上虞，如愿获得《论衡》，遂将书密藏而归。蔡邕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感受益匪浅，称“真乃奇书也”。于是《论衡》不胫而走，在儒林中广为传读、传抄，从此官方与民间都有收藏。其后汉末三国时期名士、曹魏司徒王朗，被汉献帝任命为会稽太守，在任四年期间，又得《论衡》其书，如获至宝。蔡邕、王朗二人对于《论衡》“北上”，功不可没。从汉到唐，谢夷吾、虞翻、抱朴子等文人学者，都将此书认为是一代伟著。
同为塾师的二吴一蔡，知名度自然无法与王充比肩，但他们同样在绍兴为中国创造了伟业。“二吴”——两位清代叔侄文人吴楚材（1655～1719）、吴调侯，都是浙江山阴州山（今绍兴）人。但皆不宜仕途而埋没民间，不得不长期从事私塾教学。吴楚材名乘权，字子舆，号楚材，幼受家教，勤奋好学。16岁时因患足疾，一病数年，仍手不释卷。疾愈，学问大进，尽管饱览经典，但多次应考却屡试不中，遂与侄吴调侯长期在家设馆授徒。他们共同为学生编撰了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教材，就是《古文观止》。
起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俩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因此，才“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书稿编好后，即寄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请吴兴祚审阅。吴兴祚“披阅数过”，以为此书于初学古文者大为有益，便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端午节为书做序，且“亟命付诸梨枣”，就有了《古文观止》最早的刻本。
书名“古文观止”意指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学习文言文至此观止矣。全书共12卷，收录上自先秦、下至明末文章222篇，以散文为主，间收骈文。二吴对清代以前散文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偏重，重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散文，轻两晋六朝和明代散文。这一重一轻既有二吴的主观意识，也符合清以前散文的大体情况。《古文观止》还吸取前代选家（如金圣叹）的成果，入选的作品大都是比较优秀的。
《古文观止》所选的古文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13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书中选录书信19 篇，均为各具特色、情文并茂的作品。有的曾影响了一代的重要决策（如李斯《谏逐客书》），有的发表了重要的政治主张（如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有的是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如马援《戒兄子严敦书》），有的是才智之士内心的不平（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有的深刻讽刺了腐朽的社会风气（如宗臣《报刘一丈书》），有的实际上论述了一种专门的文体（如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写法上也变化多端，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反复隐喻，不能自止，几乎可以听到蒙冤哭泣之声；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险语惊人，蹊径独辟，用独特的议论开导友人，可以使人破涕为笑。同是干谒的书信，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豪放倜傥，没有乞怜之态；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通篇用一个比喻，反复形容自己的才能与处境，恳求于人而又自负甚高。《古文观止》中的杂记（主要是景物记）分量很重，多达27 篇，而且各具特色。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寄托着自己放逐蛮荒的悲凉身世，把山水游记与抒情散文结合起来，含义深隐，别开生面；王禹偁的《待漏院记》，抓住人物片刻间的思想活动，着力渲染，解剖灵魂，披露肝胆，又用对比映衬的手法，突出刻画了两种政治品质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这种写法已开了《岳阳楼记》的先河；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句句是记亭，又句句是写政绩，句句是抒发作者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排句散行，从容委婉；苏轼的《喜雨亭记》，抓住“喜雨亭”三字，反复发挥，文情荡淉，笔法灵活，最后归结到及时雨贵于珠玉，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因小见大，结构严谨，从游洞引申出一篇研究学问业的大道理。
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古文观止》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就流行性、通俗性、权威性而言，《古文观止》在文选上的地位至今难以动摇，仍然是青年学生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古文观止》，认为它和《昭明文选》一样，“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都一样的不可轻视”。而二吴叔侄因合编《古文观止》也留名后世。
“一蔡”是绍兴府山阴县（萧山临浦，今划归杭州）人蔡东藩。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14岁中秀才后又进京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由于不满官场恶习，不肯仰人鼻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数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辛亥革命后曾先后在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在国难家愁的两股寒流袭击下，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后，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本书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国演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为了写这部《演义》，光正史就看了4052卷。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2166年。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全书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堪称通俗史著的经典，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欢迎和好评，20世纪30年代中叶，毛泽东曾致电李克农购此书两部，以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之需。
蔡东藩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由于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但蔡不变初衷。他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蔡东藩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篇幅之巨，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专心致志书写《演义》的蔡东藩，受到他的妻子王氏的全力支持。抗战期间，蔡东藩一家辗转避难，饱经沧桑，王氏时不幸病故。为了哀悼患难与共的老伴，他和泪写下一副挽联：
无父母，无兄弟，无姐妹，卿似我，我亦似卿，十七年苦况齐尝，方谓同命相怜，合当偕老；
多患难，多险阻，多疾厄，死复生，生而复死，四百里征夫闻讣，自悔临歧忍别，有负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