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王之死

伪康德十二年,公元1944年的夏天,多雨而缠绵。一场急风骤雨过后,一个坏消息如同晴天打来的一个霹雳,滚动在辽阔的巴林草原上——“扎王让日本鬼子给害死了!”

“瞎子太太”

这个“扎王”即巴林右翼旗的末代王爷扎噶尔。

扎噶尔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博尔济吉特氏,巴林右翼旗第12代扎萨克王额尔和木白音的独生子,幼名叫扎噶尔道尔吉,中年时期曾用名扎噶尔扎布。

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扎噶尔出生在巴林右翼旗要尔图庙,少年时在沙巴尔台老王府的“必车赤”学斋读书,拜管旗章京巴拉珠尔为师,学习蒙、汉、满三种文字。

光绪二十一年,一说光绪二十二年,年仅12岁或13岁的扎噶尔在沙巴尔台老王府承袭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爵位。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12月,朝廷赐其“乾清门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阿鲁科尔沁王借口扎噶尔袭爵没有向盟里履行例定程序,要罚银7000两。管旗章京巴拉珠尔不敢抗拒,应承了下来,还签名画押出以字据。但协理由本沁不同意支付这笔冤枉银子,派乌勒慧充阿到北京理藩院告状。阿旗王听到消息后,自知理亏,连忙托人说和,赔情道歉了事。

清朝为了其统治,不但给蒙古贵族以高官厚禄,还用结亲的办法加以笼络。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肃亲王善耆从北京到东蒙视察,到巴林后就住在康熙行宫。扎噶尔前来拜见,善耆见他仪表堂堂,谈吐有度,是个年轻有为的蒙古王爷。于是,回到北京后,善耆在奏本里把扎噶尔好一顿夸。当年的12月间,慈禧太后就传旨让扎噶尔进京,“上奉慈禧太后御勤政殿,扎噶尔一人瞻觐”。一番“面试”之后,慈禧太后对扎噶尔的印象也非常的好,赐命扎噶尔“御前行走”,还将其娘家侄女赐嫁给扎噶尔当福晋。

一次,这位大有来头的福晋随扎噶尔到达尔罕山打猎,在山后沟用泉水洗了一把脸。没想到,回到王府后,她的眼疾又犯了,还加重了,视力逐渐减弱,以至双目失明,不久于人世。因此,当时的人们就管这位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女叫作“索胡日福晋”,也就是“瞎子太太”的意思。

“瞎子太太”去世后,不知为何,扎噶尔没有再娶。虽然媒人踩破了门槛,但他仍不为所动。扎鲁特旗王爷更是苦劝扎噶尔再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但他依然没有答应。后来,一些亲信甚至瞒着扎噶尔娶来了一个侧室福晋,可扎噶尔却不出门迎接。没有办法,只好由一个台吉代为迎亲回府,但扎噶尔始终没有与这位侧室一起生活过。

“瞎子太太”为扎噶尔生育了四个女儿,长女和三女在出嫁以前就死了,次女鲍子静与本旗人仲奈结婚,仲奈时任伪满驻大板兴安骑兵第四团的连长,四女与和子章的儿子恩和森结婚。

入不敷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旨意在乾清宫召见扎噶尔,赏双眼花翎。此时,扎噶尔因为受到清廷的重用,已经常驻北京了。他每天陪同班禅坐朝,并有机会参加朝廷的重要会议。

驻京期间,扎王的开销非常的大,除了朝廷俸禄而外,不足的部分就由热河省隆化县和巴林右翼旗来承担。

隆化县早先是清廷的狩猎地,后因顺治的姐姐固伦淑慧公主下嫁给巴林第一代扎萨克色布腾,故将隆化县城附近的地块划给了这位大公主,作为其“胭脂地”。所以,隆化县每年都要把这块地税收的四成交给扎噶尔。

尽管如此,扎噶尔王爷仍然是“入不敷出”,可见其生活的奢靡程度。

这时,清廷为了偿还赔款,授意扎噶尔王爷将旗西部的乌力雅苏台川牧场以“报效”的名义请求放垦。对此,扎噶尔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也可从中得利,分得大笔的开荒科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肃亲王善耆、理藩院左丞姚锡光等人来巴林调查蒙古情况,筹划移居垦荒等事宜。光绪三十三年,热河都统廷杰派知县王顺存为垦务总办,在乌力雅苏台川的苏布敦庙设立巴林垦务局。同年五月,李锬接任巴林垦务局总办,开始勘丈划段定规则,其后又续放川图坤兑和玻力坤兑等地,共勘定8252顷。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张文灏和莅斯士接任巴林垦务局总办,规定荒价,招民垦荒,设立林西县,垦地即正式从巴林右翼旗划出。

当时,住在这些地方的巴林右翼旗牧民600多户、克什克腾旗牧民400多户,对夺地放垦非常的不满意,阻碍勘丈之事不断发生。克什克腾旗章京乐山以巴林右翼旗历年征地租,坚持不搬走,并向热河都统控告。这虽然是两旗争讼,实际上是反对清廷的放垦。由于放垦,牧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和大片的牧场,被迫挤向旗的中部地带。

巴林放垦还使巴林左、右两翼旗的牧场日趋狭小,牛羊数量下降。放垦地区由于水土流失,使很多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场变成了沙地。同时,由于移民实边,经常发生矛盾。如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林西县境内冻死了几个乞丐。热河都统汤玉麟部驻林西县的军官崔兴武和林西县大商人葛启祥(又名葛会章)借此制造事端,让人把死尸偷偷地扔到巴林右翼旗西南部的毛敦道布、乌尼根图、巴彦琥硕等地方,然后诬赖这些地方的蒙民逼死人命,逼迫住户搬到和布特哈达沙窝子里去,抢占了大块丰美的土地和草场。

亲日行径

扎王驻京期间,与喀喇沁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交好。正是通过贡桑诺尔布的介绍,扎噶尔与日本人有了交集。

日俄战争前的某天,两个穿着喇嘛服装的日本人来大板找到扎噶尔,一个叫冲,另一个叫横川。他们是北京日本驻华使馆派出来的特务,计划要将东清铁路的嫩江大桥炸毁。冲和横川从北京乘坐骡子驮着的轿子出发,经古北口越茅荆坝,先到喀喇沁王府,找到同伙伊藤和吉野,密谋了两天。贡桑诺尔布让这些人下榻王府西庙,盛情款待。临行前,贡桑诺尔布让这些人换上了喇嘛服装,还派亲信辛占柱把冲和横川护送到巴林右翼旗大板王府。扎王派一个叫赵化民的人把这两个日本人送往哈尔滨。途中,东清铁路警备队发现了这两个日本特务,将其逮捕,枪决了,赵化民逃回了大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了,北京日本领事馆又派出特务多名,经由喀喇沁王府,带着贡桑诺尔布的亲笔信,来到巴林右翼旗王府。接到信后,扎噶尔又派赵化民当向导,还准备了马匹,取道乌珠穆沁旗草原,前往海拉尔。化妆成喇嘛的日本人企图在海拉尔炸毁铁路桥梁,瘫痪俄军运输线,但因俄军戒备森严,没有得逞,仅炸毁了一段铁路的钢轨,即逃奔张家口,回了北京。

日本人侵占东北后,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冲和横川两个特务。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依然不断进到巴林境内,名义上是游历考古,实际是记录风土人情,测绘地图和照相、搜集军事情报资料。受贡桑诺尔布的影响,扎噶尔对这些日本人持保护态度。

1910年,扎噶尔与日本人片谷传藏订立了合办“东蒙古招殖盛德公司”的契约,允许其“开垦荒地,酿造烧酒、开采矿苗,经营牲畜,收买畜产。批趸杂货,发行钱帖”等,资金10万元,各出5万元。扎王以提供房屋、耕地、矿山(包括金矿、大理石、煤和叶腊石)折合现金垫支。扎王与日本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

加封亲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为了使蒙古王公贵族“归怀内向”,派周正朝率员慰问昭乌达盟。周到巴林后,扎噶尔热情地接待了他。俗话说“吃谁向着谁”,周正朝在向袁世凯汇报时,嘴巴也是抹了蜜的,认为“该王(指扎噶尔)住京日久,甚为开通,深悉民国共和意旨”,并说:“巴林扎噶尔王、敖汉王爵位较崇,关系较重。巴林右翼旗王三月一日动身来京觐见。”扎噶尔遂长途跋涉进京,向袁世凯表达了忠心,精诚内向,拥护民国。十月,民国政府将扎噶尔加封为和硕亲王。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即1913年,俄国唆使外蒙古哲布尊丹巴三路出兵进攻锡、昭二盟。扎噶尔王谴责俄国侵略内蒙古的罪行,强烈反对《俄蒙协约》,对哲布尊丹巴远征军的抢夺行径深恶痛恶。他在向袁世凯的报告书中写道:“蒙民均被蹂躏”,“大部人抛弃庐舍田园,逃入深山营穴而居”。他还在这场动乱中组织武装捍卫地方,保护蒙古民众。由于扎噶尔有功于大局,民国政府授予他一等大绶嘉禾章,后又晋升为昭乌达盟盟长。热河都统阚朝玺曾先后赠给扎噶尔两块金匾,一块上写着“东蒙锁钥”,另一块上写着“倚若长城”。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扎噶尔因私自游历日本租界地旅顺、大连而被袁世凯革除了盟长职务,罚俸一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扎噶尔继续担任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兼昭乌达盟保安长官。

民国七八年间,日本人簿益三到大板开办了“蒙古产业公司”,收购牲畜、皮毛、土特产品,销售布匹、杂货、烟酒、米面。这个公司表面上是经商,实际上除了收买右旗辽代的珍贵文物,还从事政治、军事侦探活动,干着拉拢收买蒙古上层人物的勾当。他们向扎噶尔、三喇嘛、鲍二爷等一些官员和有权有势的人提供大笔贷款,还说:“我们不怕赔账,以后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就是了,可以放宽到三四十年。”

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蒙古王公们却执迷不悟!

中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扎噶尔王爷在北京向日本人借款三万元;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扎噶尔又向大连“满铁”借款5万元。这些借款都是以旗土地作为抵押的。按照合同,扎噶尔将旗的公有牧场,从黑山头到太本敖包,沿嘎拉斯汰河两岸,东西长40多里,南北宽10多里的土地租给了日本人。

中了圈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侵占热河的一个日军联队从通辽经开鲁、天山、林东,于阴历二月初十占领了巴林右翼旗大板。簿益三的儿了簿守次随日军来到大板,在扎王府住了几天后,与扎噶尔一起去到赤峰,和日军司令官田中接洽,并联络卓索图、昭乌达各旗的扎萨克会集赤峰,向当时的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了贺电。

扎噶尔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了。

日本人侵占热河后,废除了旗扎萨克制度,任命扎噶尔为伪巴林右翼旗旗长。不久,伪满政府建立兴安西分省,扎噶尔出任伪省长。日本人对这位扎省长的评价是:“此人体魄魁伟,性格直爽,通晓事理,善于演讲……”,“在民国十八年夏季张学良对蒙人的土地施行掠夺暴政时,带头进行反抗,因在洮安示威曾受监禁,所以兴安西分省省长最合适”。

1937年7月,伪满设立兴安局,扎噶尔被调任新京(长春)任伪兴安局总裁,列席伪满国务会议,辅佐伪国务总理大臣。

伪满之初曾建立蒙政部,掌管四个兴安省的蒙政。后来,日本人为了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进行了多次的改革,曾将兴安各省外的蒙古族约七十万人(吉林、滨江、热河、黑龙江、奉天、锦州)作为省外独立旗,兴安各省内24旗,吉林省一旗,黑龙江两旗,热河六旗及锦州二旗,总计35旗,统归伪兴安局管辖。

1939年,诺门罕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沈阳组织中央军事代表团,关东军司令部原打算派扎噶尔参加与指导蒙古的边界谈判,但扎噶尔从新京到沈阳后,日方又命令他立即返回新京,另派秘书官萨嘎拉扎布(右翼旗大板人)为代表兼翻译去参加与外蒙古的谈判。

此时,扎噶尔或许已经意识到了日本人的不可靠,大烟瘾更加的厉害了。

经日本关东军特许,扎噶尔所吸的大烟是可在飞机上倒运的,用的是非常上讲究的太谷灯、佛手烟。在他的寓所里,床上长期点着烟灯,不避日本的任何高级官员。因为烟资高昂,这位王爷不得不卖掉王府的牲畜以作补充。

1940年,扎噶尔突然失去了伪兴安局特任总裁的职务,改任为伪满参议,1941年任伪参议府副议长。

1944年,日本关东军在新京专门设宴招待扎噶尔。宴会后,扎噶尔患了疾病。扎噶尔的女婿仲奈打电话将病情告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扎噶尔听说后,流着眼泪说:“仲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把我的病情告诉给日本人呀,这回全完了!”对此,仲奈也十分后悔,但扎噶尔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反复书写“霸王别姬”四个字。日本关东军几次派人给扎噶尔治病,扎噶尔的病情日益恶化,很快就死掉了,终年六十岁。

当时的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扎王是日本关东军给害死的。

扎噶尔死后,骨灰被他的干儿子萨嘎拉扎布和女婿仲奈从新京运回巴林右翼旗,埋葬到巴彦尔灯的格根恩格尔东侧。根据他留下的“今后如果王公世袭爵位恢复的话,在巴林四门台吉中选确恩普勒袭王位最适合”之遗嘱,巴林右翼旗的台吉和百姓自发地举行了由确恩普勒继承爵位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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