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灭绝时期，什么样的命才是命
在处理与动物的关系时，人类社会总是需要创造概念来区分与归类。这些分类概念是方便的工具，但也有可能会简单化我们与它们之间的错综关系。比如，去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的决议，但是究竟怎样定义“野生”、如何参考各已有名录，却一时悬而未决，需要依具体情况持续进行细化解释。本文讨论的则是“本土”与“外来”这一组生态概念。人们似乎倾向于把本土物种视为正当的、需要被保护的“自然”的一部分，而外来物种则成了邪恶的、理应被消灭的“自然”破坏者。那么，如果一地的外来入侵者又同时是另一地的本土稀有物种呢？我们该怎样思考全球范围内（往往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迁移？保护名录之内与之外，究竟谁的生命才算数？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原文作者 / Danielle Celermajer, Arian D. Wallach
原文标题 /
Counting and Discounting Life in an Age of Extinction
原文链接 /
翻译 / 李沛芸
校对 / 谭羚迪
编辑 / 叶葳
物种灭绝的威胁无疑要求着人类，去关心人类自身之外的事情。然而，即使物种灭绝的现实已经引发了如此关注，一些物种依然因为评定指标而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更麻烦的是，对某些物种的关注，反而成为大规模屠杀其他物种的正当理由。这产生了一个伦理问题：谁的生命才“算数”？基于此，我们要问：究竟哪些物种在这些统计调查中应该被“算数”或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是谁在做这样的评估？又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评估？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全球物种保护资料库，其目的是提供“完整的生命的晴雨表”。科学家、政府和相关倡导者已经依靠红色名录来创建知识和政策。然而，红色名录（以及相似的区域保护名录）把生命世界中的许多部分都排除在外。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官方网站
保护数据只包括被列为“本土”的物种。本土物种，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Chew and Hamilton 2011），排除了那些祖先被人类运输到新的区域（通常始于西方殖民时期）和被人类驯化的物种和种群。
一项最近的跨学科研究（Wallach et al. 2020）讨论了如果我们抛开保护数据库这一限制，会看到什么结果。根据澳大利亚脊椎动物被引入和移出的相关文献，我们重新把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物种加入到红色名录数据库，以展示这些物种目前实际上的分布，而不是它们被认为应该在哪里。（例如，把甘蔗蟾蜍加入到澳大利亚的物种名录中，并将负鼠的分布范围扩展至新西兰）。我们发现有134种动物在正式保护数据中被隐身了：87种是被引入到澳大利亚的，还有47种是被从澳大利亚引入其他地方的。
正式的保护统计指标会低估物种在全球的分布范围（比如90%的欧洲兔分布在伊利比亚半岛之外，但只有在伊利比亚半岛的欧洲兔才被认为是“本土”的）。在澳大利亚，即使把灭绝物种如数扣除，但加上外来物种，全国的物种总数仍增加了52种。移居物种在它们的本土区域受到极大的威胁，但若把这些物种在其本土分布区外的种群计入风险评估，则经常会降低他们的受威胁等级（例如，如果把伊比利亚半岛外的种群也算上的话，欧洲兔就不会被列入“濒危”类）。当所有的物种都被计入保护范围时，“生命”看起来完全不同。
这些澳大利亚的移居脊椎动物在其本土分布区域受到了威胁，却在海外建立了可观的种群。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分别是：外来物种（扩散进入到澳大利亚）——印度豚鹿、白臀野牛、野牛、野生水牛、野骆驼、野山羊、鲤鱼、野驴、野马、莫桑比克罗非鱼、欧洲野兔、爪哇黑鹿、梅花鹿；还有输出物种（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外）——绿纹树蛙、咆哮草蛙。（Wallach et al. 2020）
有两种理由经常用于支持目前对生命的“本土主义”（nativist）定义。第一个理由是，被排除的动物是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属于“本土的”生态系统。即使不谈对于何为“有害”的模糊定义，这也是一个经验性的主张，需要经验来评估。简单地从定义上将“非本土”和“破坏”混为一谈是不公正的（Sagoff 2005）。第二个理由是这些被排除的动物不那么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不在正确的地方”且/或“不是野生的”，要么是因为审美、文化和政治原因。但这些并非不言自明的理由，而是需要被争论和评估的主张。事实上，尽管解殖的逻辑可用来解释入侵的说法和本土主义，原住民在动物的归属和本土性问题上仍表达了多种不同的看法。虽然一些原住民支持消灭“非本土”的物种（Ens, Fisher, and Costello 2015），但也有些原住民拒绝定居者-殖民主义社会（settler colonial societies）所坚持的这种二元对立逻辑，这显然是出于关爱的目的（Rose 1995; Trigger 2008; Vaarzon‐Morel and Edwards 2012; Reo and Ogden 2018）。
“本土”和“入侵”之间看似“自然而然”的区分其实不大站得住脚，明确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数据并不仅仅是保护被认可的这部分“自然”的理由，同时也会驱动对另一部分“自然”的暴力（Celermajer and Wallach 2019）。事实上，“感到有义务保护受威胁的物种”和“感到有义务杀掉（除了人以外的）有威胁的物种”，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心的关联。澳大利亚的保护工作就更注重推动杀死外来物种的计划，而不是关注其他任何人类活动。（Wallach et al. 2020）。
这不光违背了Donna J. Haraway（2008, 80）提出的新戒律“汝不可使之可杀”（“Thou shalt not make killable”）【1】，而且还将可杀性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那些用于描述不同形式的杀戮的语言——淘汰、清除、放弃、控制或管理——隐藏了杀戮行动本身，将其重塑为关怀，并将此事军事化（Larson 2005）。如此，被认为是生物学的主张和解决方案，掩盖了一种社会政治倾向及其暴力实践。
某个外来的反派要为珍稀动植物的消亡负责，这种一维的道德故事很有吸引力，但被此遮蔽的是，塑造生命和生活的生态因素们本就相互联系。这样的故事也很容易忽视人类影响（比如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这不是说要否认特定物种的未来生存可能会被外来种群威胁。在那种情况下，去干预意味着要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找到促进共存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出现了真正的“救生筏”情况（只能救一个），那不论作出什么选择，我们都应该带着痛悔（Batavia, Nelson, and Wallach 2020）。
谁来做这些“算数”的判定同样需要严格审议。在思考其他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时，人类“法官”需要考虑到动物们自己所作的区分，例如它们能同谁生活在一起、它们需要谁以及谁会杀掉它们。我们不能假设我们作区分的方式就能充分体现或者完全符合其他生命体所作的区分，这也同样关于其他人类构造世界（world-making）的不同实践（de la Cadena 2019）。此外，不管人们怎么给它们分类，所有动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无论它们恰好出现在哪里。
讽刺的是，自然保护致力于扩大道德关怀范围，是要挑战傲慢的人类例外论，然而，只要自然保护的主流还认为自己所做的区分是认识“自然”的透明窗口，这些区分就会使这种傲慢持续下去（Rose 2011）。
【1】编注：在2008年出版的When Species Meet一书中，人类学家Donna Haraway强调，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往往拥有极大的权力，因而必须考虑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但她拒绝道德上的绝对原则（例如绝对禁止杀害医学实验所用动物等），而是建议将十诫中的“汝不可杀戮”（Thou shalt not kill）调整为“汝不可使之可杀”（Thou shalt not make killable）。这里强调的是，任何生命都不应沦为仅仅是被使用的对象；当人类与动物共事，人们有义务将它们作为主体（subject）去回应（response-bility)。
Reference:
Batavia, Chelsea, Michael Paul Nelson, and Arian D. Wallach. 2020. “The Moral Residue of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34, no. 5: 1114–121.
Celermajer, Danielle, and Arian Wallach. 2019. “The Fate of the Illegible Animal: The Case of the Australian Wild Donkey. Animal Studies Journal 8, no. 2: 229–58.
Chew, Matthew K., and Andrew L. Hamilton. 2011. “The Rise and Fall of Biotic Nativenes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Fifty Years of Invasion Ecology: The Legacy of Charles Elton, edited by David M. Richardson, 35–48. Hoboken, N.J.: Wiley.
de la Cadena, Marisol. 2019. “An Invitation to Live Together: Making the 'Complex W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1, no. 2: 477–84.
Ens, Emilie, Judith Fisher, and Oliver Costello, eds. 2015. Indigenous People and Invasive Species: Perceptions,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Uses. Sydney: IUCN Commission on Ecosystem Management Community Report.
Haraway, Donna J.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2020.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Version 2020-3.
Larson, Brendon M. H. 2005. “The War of the Roses: Demilitarizing Invasion Biology.”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3, no. 9: 495–500.
Reo, Nicholas J., and Laura A. Ogden. 2018. “Anishnaabe Aki: An Indigenous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Threat of Invasive Specie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13, no. 5: 1443–452.
Rose, Deborah Bird. 2011. Wild Dog Dreaming: Love and Extinc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Rose, Bruce. 1995. Land Management Issues: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Amongst Aboriginal People of Central Australia. Alice Springs,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Central Land Council.
Sagoff, Mark. 2005. “Do Non-Native Species Threat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18, no. 3: 215–36.
Trigger, David S. 2008. “Indigeneity, Ferality, and What 'Belongs’ in the Australian Bush: Aboriginal Responses to 'Introduced’ Animals and Plants in a Settler‐Descendant Socie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4, no. 3: 628–46.
Vaarzon‐Morel, Petronella, and Glenn Edwards. 2012. “Incorporating Aboriginal People’s Perceptions of Introduced Animals in Resource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the Feral Camel Project.” Ecological Management & Restoration, 13, no. 1: 65–71.
Wallach Arian D., Erick Lundgren, Chelsea Batavia, Michael Paul Nelson, Esty Yanco, Wayne L. Linklater, Scott P. Carroll, Danielle Celermajer, Kate J. Brandis, Jamie Steer, and Daniel Ramp. 2020. “When All Life Counts in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34, no. 4: 997–1007.
译校者简介
李沛芸，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喵主子的忠实仆人
谭羚迪，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保护热爱自然的人
“多物种关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