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蜀口及蜀口最后的名将——曹友闻（2）

吴曦之叛及宋金嘉定战争对蜀口防务的影响

早在吴挺病重年间，朝中的文臣强硬派就主张削夺吴氏家族的四川蜀口的权力。绍熙三年（1192）在左相留正竭力主持下，对吴家持强硬态度的丘崈出任四川制帅。丘崈在离开临安赴川前，就建议立即更帅，避免吴家世袭兵权，得到光宗赞许和同意。不过因为当时对吴挺还很支持的太上皇孝宗还在，并没有直接剥夺吴挺的权力。次年吴挺病故，年56。宋廷下令追赠吴挺少保，不久又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武穆。吴挺去世后，朝廷立即派文臣和他人执掌蜀口四川的权力。

宋宁宗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主政，力主北伐。进攻方向以两淮和川陕为主。而在川陕方向，韩侂胄力排众议执意启用吴挺之子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与四川宣抚使程松共同主持西线的北伐。客观的来说，吴曦虽然专权，希望恢复家族在蜀口以及四川的权力。客观而言，吴曦在开禧北伐的开始阶段，也希望进取取得军功，但一连串的失利加上朝中对吴氏家族一直世袭的不满，吴曦逐渐起了叛变之意。开禧三年（1207）正月，担任四川宣抚副使的吴曦公然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王”，建行宫，置百官，向金称臣，并割让关外五州引金入侵。在危急关头时，安丙接受吴的“中大夫、丞相长史”的封赠，但心中却摇摆不定，最后暗中联络兴州典仓官杨巨源、中军正将李好义等中下级官吏数十人，计议诛杀吴曦之策，由安丙假装怀揣“圣旨”，闯入伪宫宣旨，趁吴曦跪下接旨时，将其杀死。随后，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派兵收复关外五州之地。

吴曦叛变失败后，南宋鉴于兴州军在川陕一强独大的局面，对兴州军进行重新分化和部署。将兴州改为沔州。自南宋以来，利路有三大屯，兴州、兴元、金州都统三司鼎立，而兴州之事权特重。淳熙中，移兴州左、右军于利州，其隶于兴州自若也。自开禧丁卯之后，宣抚使安丙乞移沔州副都统司于利州，自是以后，沔有正而不除副，利有副而不除正，其实各为一司，而利之御前军始分为四矣。同时安丙重新部署蜀口的防御。安丙在平吴曦之乱后，整饬边防，颇有成效，曾遗书吴猎说：“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粮积刍，使军民可守。若敌至，则坚壁不战，彼欲攻则不可，欲越则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顿重兵。天水虽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见创白环堡，与西和相为掎角，又增堡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杀金平、鱼关皆大军屯聚，其他径路，虽关之里如大安，亦阴招民卒，授以器械，为掩击之备矣。

开禧北伐失败后，宋金于嘉定元年（1208）签订了嘉定和议。开始几年间双方还平安无事，但从嘉定四年（1211）开始，随着金国面临北方蒙古威胁的日益加重，不断的加大了对南宋的讨伐力度，以求失之于北要取之于南。而川陕战区方向就成为了重灾区。而七年，四川统帅安丙被调离蜀口任湖南制帅。而四川制帅被董居谊接任。董居谊才具平庸，无力应对四川蜀口的局势。金人乘机攻破赤丹、黄牛堡，进入武休关，直捣梁、洋二州，到达大安，宋军大多溃败，逃散到巴山。红巾贼张福等又发动叛乱，四川大震，在朝野的一直要求下，安丙再任保宁军节度使兼四川宣抚使，擒斩张福，平定了叛乱。嘉定十三年（1220年），联合西夏发动“秦巩之役”，终师老无功。次年，安丙去世。追赠少师，鲁国公。

客观的来说，安丙才能是有的，但是安丙有嫉妒心，为人狠辣。对同样平吴曦之乱的有功的杨巨源、李好义是十分猜忌的。二人的最后被杀，安丙是难辞其咎的。此外，安丙终究是文臣，对军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进退大将如呼小儿。此外，安丙发动秦巩之战虽然壮志可嘉，但在发动战役的用人、部署和安排上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蜀口防务上，安丙发动秦巩之役是以攻为守的体现。

安丙去世后，崔与之出任四川制置使。安丙任内时，崔与之就与之共事。安丙在四川期间，就对非川人执掌蜀中十分排挤，用人有很强的地域倾向，但崔与之却能与之实心共事。安丙去世后，崔与之接替。崔与之在四川六年，不再像安丙那样以攻为守谋求进取，而是注重加强蜀口的防务建设。史载：崔与之移檄茶马司，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严私商之禁，给细茶，增马价，使无为金人所邀。总司之给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给之。乞移大帅于兴元，虽不果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关、盘车岭皆极边，号天险，因厚间探者赏，使觇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总计告匮，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籴本。又虑关外岁籴不多，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以备不测。初至，府库钱仅万余，其后至千余万，金帛称是。关于四川蜀口的防务上，崔与之沿袭了吴氏兄弟父子和安丙的思想，认为关外四州与和尚原以及仙人、大散二关为必守之地，必须时刻在意丝毫不可懈怠。

自嘉定和议后，史弥远实际掌控了朝中大权。对于四川制帅，史弥远心中早有打算。但是四川特殊且局势复杂，故而长期无法纳入手中。安丙虽然嫉妒，但却是川人，且曾在吴挺手下为官。又有平乱之功，故而长期无法更换。而崔与之经营四川更是效果显著，但性格刚正，与权相史弥远不和。崔与之离任后，史弥远以心腹郑损代替崔与之。郑损的才能明显不如崔与之。上任后，四川防务开始走向松懈。

蒙古两次武力借道及蜀口残破及曹友闻的崛起

南宋宝庆三年（1227），蒙古攻灭西夏。同年，蒙古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蒙古军南下攻陷了沔州，也试探出了南宋防卫虚实。此战蒙军实际只攻陷了阶州一处，其余均是自毁于溃逃弃守。从此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开始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郑损难辞其咎，不久，郑损被免职，桂如渊出任四川制置使。桂如渊上任后，收复了蒙古军撤走的关外五州之地，但并没有积极经营关外五州的大门大散关等地。而之后蒙古灭金更是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金国死守关河防线，蒙古军长期未能攻破，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而托雷则根据成吉思汗的临终授意，决定亲率三万骑兵借道南宋川陕防线绕道攻击金国背后。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蒙古托雷率军三万再次武力借道，自凤州南下连破兴元府大安军、沔州，军民死数十万。直逼四川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涪城（四川绵阳）、顺庆（四川南充）。并在兴元府、成州和天水等地进行了屠城。在占领140多个城池要塞后因未达到借道目的退兵。四川制帅桂如渊博不听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知府郭正孙加强五州、大散关与马岭关之险的建议，一味相信和好，在战时率先逃往川东，以致“三川震动”。蒙古军两次武力借道，南宋都消极防御，要知道欲守三关，必守五州。五州不守，三关不固守。蒙古武力借道时，南宋消极防御不守五州退守三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此战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

丁亥、辛卯之变是宋蒙战争爆发前的前哨战，川陕地区的主战场。两次武力借道严重损坏了川陕战区的防务体系，川陕防务近乎于崩塌。事实上经历了两次武力借道，南宋不仅无力固守外三关、连五州和内三关都无法固守了。而且因为在两次借道中，蒙古所表现出来的可怕战斗力和屠城的残酷手段，已经让南宋川陕军民和官员产生了畏惧之感。蒙古军两次南下尤其是第二次，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运输。蜀道艰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尽管新任蜀帅李埴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蜀口在宋蒙全面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辛卯之变后，南宋鉴于金国即将灭亡的事实，遂决定联合蒙古一起灭金。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起见，为了和好蒙古争取自身备战时间，对金国出兵。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在江淮方向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灭金的主将孟珙归来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金亡后，河南空虚，南宋急匆匆进入河南三京，即“端平入洛”，这就触碰了蒙古的底线，战争一触即发。

在蒙古军两次武力借道的过程中，南宋军队几乎是兵败如山倒，主帅郑损、桂如渊更是昏庸无能，临阵怯懦。但是却也崛起了一批忠义之人，其中声名最显赫的就是曹友闻。曹友闻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之十二世孙。出生于同庆府栗亭县（甘肃徽县）。宝庆二年（1226年）中进士，被授为绵竹县尉，次年又改任天水军教授，他赴任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正在带兵围攻西夏国都中兴府。当时虽说中兴府还没有被攻破，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夏已无法摆脱亡国的命运，成吉思汗随即派出一支军队进入了南宋辖境，一举拿下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并包围了天水军（今属甘肃）。这就是“丁亥之变”。

这时曹友闻还没到任，天水军是否丢失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何况还是个文官，他完全可以原地返回。但曹友闻临难不苟，毅然单枪匹马闯入了军城，与守臣张维一起组织兵民布防，好在没过多久，成吉思汗就病逝于六盘山，蒙军只好撤退，军城就保全了下来。此事过后，四川制置司为表彰曹友闻的功绩，特地绣了一面“满身胆”的大旗颁授给他。

南宋绍定三年（1230），蒙军再度进犯蜀地，由于当时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畏敌如虎，不顾川陕防线向来是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战斗经验，轻率地做出了弃五州（成州、凤州、天水军、阶州、西和州）、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致使三关之外惨遭蒙军蹂躏。在此战之中，宋军将领大多弃地而去，只有曹友闻尽遣家财招募了五千忠义之士，这才力保天水军不失。事后，四川制置司看出了曹友闻不仅胆大，而且确有将才，便让他出守七方关。在这次蒙军进攻前，曹友闻就已官至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利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位居四川四大主力禁军（沔州、兴元、金州、利州）之一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