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时,我和小伙伴们整天期盼的就是过大年:穿新衣、领压岁钱、坐夜玩耍、吃白馍白面,其乐融融。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贫穷,国力不强,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但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放开平日的节俭,想方设法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富年”。过年穿新衣,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了。那时,不容易买到成套的衣服,一般都是去集市,或公社的商店扯布料回家自己做。而布料也不是人们想要就有,想买就能买到的,还得凭布票购买。为此,记得最小的时候,一些家庭上集市用棉票买回棉花,上年纪的家庭主妇用手工的木制织布机织布,给孩子们做新衣,过新年。但当时有的人家尽管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有限的布票、棉票,可只因手中无银,只能望票兴叹。今天,尽管母亲走了整整10个年头了,可当年母亲那种织布俭食的劳作总是记忆犹新。小时候,每每进入腊月,就看到母亲忙中偷闲,将自己织好的白色的、有限的粗硬布料从织布机上小心翼翼取下来,烧一锅开水,放一小包从集市买回的黑颜色,或蓝颜色。然后,将布料放入锅中不停地搅拌。到一定时间后,将上了颜色的布料拿出来在院子晒干。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我们兄弟姊妹们做成过年的新衣服。那时的除夕,孩子们一个个穿上新衣服,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互相评比成为过年一道风景线。尤其是女孩子间,看谁的衣服新,谁的衣服花,谁的衣服漂亮好看,谁的母亲技高手巧……过年吃好食,是孩子们的期盼。“二十四,把面发;二十五,馍开花”。在我的记忆中,真正的过年就是从蒸年馍开始。一些手巧伶俐的主妇,此时一展手技,蒸出各式各样的花馍。那时不少的家庭,平时根本吃不到白面馍馍,只有春节,才能一饱口福。所以,孩子们盼春节过新年,总觉得是漫长遥远。那年月,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尽管油贵似金,可过年总是少不了炸“年货”:打开油锅炸油饼、炸麻花、炸年糕等等。将炸好的年货放在瓷盆或者瓷瓮里,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年货存放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多的吃不了,而是用来招待来访亲戚的。孩子们一饱口福是有限的,一般是不能随便享用的。那个年代,物质非常匮乏,特别是猪肉,可称奢物,如谁家有顿肉吃,就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那时,农村还属于人民公社大集体,但春节必定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因此,每年春节,生产队都要宰杀一只绵羊,按户分给社员,每家平均分到半斤肉。不论家境好坏,有这半斤肉这就算是能过个“富年”了。过年压岁钱,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情了。那些年,虽然家家经济拮据,但过年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是每个家长必不可少的,只是压岁钱的多少因家而定,因境而给。条件好的家庭,给自己的每个孩子发五角或者一元。一般家庭都是贰角或者五角。条件差的家庭是一角或者五分的纸币,甚至还有给贰分、一分的纸币或硬币。不管多少,孩子们都颇高兴。于是,小伙伴们之间相互炫耀,看谁的压岁钱多,谁的压岁钱新等,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坐夜玩耍,是孩子们过年的最佳境界。那时候,我们的童伴们最期盼的就是除夕坐夜了,也叫守夜。除夕下午,母亲就早早给我们做好一小盆子凉菜。晚上,我和哥哥穿上新衣,兜里装上压岁钱就去找各自的小朋友,或小同学家坐夜。按照风俗说法,除夕夜不睡觉全年人勤精神爽,或其他讲究。所以,我们的小伙伴聚在一起玩一夜,待初一早晨方各自回家。那时没有电,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更不知道什么是上网,我们的小伙伴们只能点起蜡烛或煤油灯,将各自带的菜放在一起,围炕而坐,大口吃菜,谈笑风生。然后,玩扑克牌,打争上游,推“点子”刮鼻子、贴纸条、弹蹦子等,其乐融融,通宵达旦。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接下来便是自发的成群结队的拜年队伍,以一个家族为一个队。各队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讲究的是看谁家拜年早。一些人家被赶得连年早饭都赶不上吃就去拜年。晚辈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则给孩子衣兜装糖果。遇到孩子多,装不过来,干脆就将糖、花生、红枣、核桃等往孩子中间一撒,惹得小孩们争先去抢,有时大人亦跟声迎合,这年过得好热闹。如今日子好了,天天像过年,随时都可以吃到那些年过年都吃不到的好东西,穿不上的好衣服。但我还是无数次的梦中伴着儿时那个过年的情景,使曾经尤其是儿时的春节记忆难以抹去。一次次地想着那个待在炕边等待吃年货的童孩流口水的模样;等待父亲发那一元、五角、贰角甚至几分压岁钱的激动心情;等待母亲给穿新衣的天真烂漫心境……
【作者简介】何满群,曾用名何海辉,笔名人可,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散文诗学会会员、宁夏杂文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发表文学作品400多篇。现为《银川住房和建设》杂志主编。作品入选《中国当代微型文学作品选》、《宁夏杂文作品精选集》、《遥远的蓝蓝》等书。著有《悠悠岁月——何满群散文集》《豳川岁月》《流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