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摄影鼻祖   恩斯特 · 伯施曼的三次中国之行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年）

伯施曼1873年生于昔日东普鲁士的梅美尔（Memel），1891年高中毕业后到夏洛腾堡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1896年进入普鲁士政府机构担任建筑与建筑工程事务的官员。1902年经印度来到中国，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天津和青岛，1904年任期结束回国。在此次驻留期间，“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式特征，在艺术性上的尽善尽美，以及与经验感知的纵深融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萌发了“有计划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念头”。在西山休假期间，他“还对北京西山碧云寺的许多建筑部件进行了测绘”。

陕西庙台子张良庙牌楼式样大门。张良庙坐落于陕西西部的秦岭山脉中的庙台子，约建于18世纪末。该建筑使用了砖瓦、陶板和陶塑，中间的祠名几个字施釉，堪称陕西精美的陶塑艺术的典范。两侧的假窗由镂空雕饰的陶板组成，假窗两侧的长联、上方的扇形字幅及大门上的主匾额都由单块面砖制成。

四川成都府西部邛州的一座贞洁道德牌楼。图中的牌楼有三个门洞，半弧形的洞顶造型简单随意。牌楼中间门楼的屋顶分别建在中间的两根柱子上；最高层的屋顶上有脊刹，和下面的小门楼立在同一根横梁上。高高翘起的垂脊和正脊末端的龙吻突出了各屋顶的高低层次，而且是巴洛克风格—由于与西藏相距不远，这已成为中国西部艺术风格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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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教士兼东方学家达尔曼（P. Joseph Dahlmann S.J，1861—1930）和政治家巴赫曼（Karl Bachem，1858—1945）等人的奔走支持下，伯施曼获得德国政府资助，1906年赴中国进行为期三年的建筑考察，其使命是考查中国建筑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伯施曼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古老中国的十八行省”，足迹遍及“十四省”。其全部考察路线，包括往返欧亚的路线，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此行途经巴黎、伦敦和美国，在那里的博物馆欣赏中国艺术珍宝。接着路过了作为东方文化支系的日本，几周下来，采撷了一些零散即逝的东方印象。最终在十二月抵达我的目的地—北京。时至1909年，我完成了在中国的考察工作，经由丝绸之路，重返阔别整整三年之久的德国。

北京西山碧云寺牌楼式大门上部。该建筑外形风格模仿自图109。使用未上釉的灰陶砖、陶塑，建于1750年。下方是一排尺寸相同带有雕饰的面砖，上方是一面斜铺方形面砖且打磨光滑的墙面。檐下斗拱及屋顶部分都由陶塑制成。

山西太原府南部晋祠护栏上的塔炉。该建筑由釉陶制成，立于由无釉陶制成的层次丰富的须弥座上，远处背景中有一座宝塔。山西的这种香炉由釉陶制成，有多种尺寸，从可移动的平底香插、小香炉到精致的独立塔炉，样式繁多；其发展鼎盛时期是明朝，但在清朝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许多寺庙内都藏有此类精巧华丽的塔炉，有的甚至分为五层。晋祠内这座三层塔炉，每层都有一间小室，建造年代可能要追溯到1600年。仔细观察塔身、柱子、栏杆、屋檐、屋顶及其顶饰，做工颇为精致，完全是中国传统塔建筑的缩微版。

在中国建筑考察路线主要“循着那些古代交通要道，不断地深入到人口稠密，几乎是最富庶地区的中国人的生活中”。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我研究中国的主旨：理解中国文化何以呈现为今天所见的整体性，以及她蕴含的内在精神力量。因此，需要去探究重要文化遗迹中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聚焦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地区，就像在我们的文化领域中通常进行的研究一样。

山西太原府万寿宫中影壁的中心盒子。该影壁使用了琉璃，建于18世纪。盒子内龙首向前，鬃毛向两侧分开，五爪张开；龙的背后是波浪，许多垂直的雕刻组成岩石，其间还伴有藤蔓、叶片和小花，看上去就像是密密麻麻的短竹。周围的叶饰非常紧密，与整体紧凑、密集的布局相呼应，上方屋檐下层次简单的铺作层雕饰也起到了烘托作用。

清西陵内昌陵影壁的中心盒子和岔角花。昌陵建于1820年前后，安葬的是嘉庆皇帝。

具体来说，伯施曼1906年冬抵达中国后，以北京为大本营考察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如明十三陵、清东陵、热河夏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夏末，从清西陵经灵丘前往五台山，然后经龙泉关到定州，乘火车向南，从开封渡黄河，沿黄河向东。接着去了泰山、曲阜等地。1908年初考察浙江普陀山，然后从宁波经海路回京。5月前往太原，考察了天龙山石窟，然后斜穿山西到潞村，从黄河拐弯处进入陕西，考察西安，登临华山。南下四川，到首府成都，最西到达雅州府（雅安）。8月底从成都前往峨眉山。之后，乘德国内河小炮艇“祖国”号沿岷江而下，从宜昌进入湖北，从洞庭湖到长沙，在江西短暂停留。1909年初考察南岳衡山，接着去了桂林，沿桂江到西江，进入广东到广州，经海路到福州。4月份考察杭州之后再次返京。

山东济南府青阳寨一间小庙内主殿的山墙及山墙浮雕。青阳寨位于济南府南部，地处泰山西北，该庙供奉的是泰山娘娘，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运用了蓝黑色、黄色和烧结的釉陶（琉璃）。山墙宽10米，正脊最高处达7米，浮雕区域高5米。这座庙宇其实是泰山娘娘的行宫之一，人们认为她行游途中会在此停留；游行活动中，主庙里的泰山娘娘画像可能就存放在这些行宫中。泰山娘娘是泰山的主神，地位几乎和最高神灵—玉皇大帝、众女性神之首的观音菩萨一样高。以泰山娘娘为首，还有十位阎王主掌幽冥地府。寺庙山墙上精美的湿壁画a就以此为内容：桌子两侧各坐五位阎王，还有拿着卷轴的判官与诸多鬼卒。一群群等待审判的人和已被审判的人以及鬼差，看起来有些阴森吓人。这幅画高1.8米。上方是另一幅画卷，高60厘米，刻画了泰山娘娘的10种形象。与前者不同，这幅画显得亲切温和，在这些泰山娘娘的形象中，有的坐在石洞中的岩石上，有的在路边歇息，有的在与男人和野兽交谈，还有的在云中穿行。每一幅图画旁边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在这60厘米高的画卷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亲切而充满活力的泰山娘娘的形象，这里的房屋、住宅，甚至泰山顶上的那所庙宇都因她的存在而充满惬意与舒适之感。

回国后，作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筑事务负责人，伯施曼向相关部门递交了考察报告和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在1910年6月19日的备忘录中，他对此行的材料收集情况进行了总结：1.大大小小共计两千五百张草图和笔记；2.一千页的建筑测绘记录和日记；3.八千张建筑照片；4.两千张拓片（多为人物或装饰图案）；5.数百本城市和寺庙规划图的原稿、画册、舆图、书籍等。这些材料成为接下来研究和写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他以报告、展览、纪录片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他对中国建筑的认知和理解。在西方将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视为“停滞的帝国”“衰落的文明”之际，伯施曼在亲历的考察中却感受到古代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并呼吁西方社会尊重和珍视中国古代文明。

北京北海万佛寺正殿顶层。高大的双层琉璃殿（即琉璃阁），位于北京皇城内北海的万佛寺内。包括门上拱券在内的所有构件，都由琉璃制成。下层屋檐上的平坐正面由刻有花纹的陶板砌成，平坐上有大理石勾栏。殿顶是重檐顶，以一条光滑平整的正脊结尾。这座大殿同样建于乾隆年间。

小布达拉宫内的佛龛。图中所示为小布达拉宫主建筑立面上的三座佛龛。佛龛宽2.52米，高3.10米。佛龛内置有一尊佛像，周围有两圈装饰，内圈是连珠纹，外圈是叶形纹；再向外，罩了一块有褶皱的幕布，两边、四周是中国传统的菱形窗、壁柱、斗拱和屋顶。这一特殊的陶塑浮雕建筑，做工精细，色彩饱满明亮，与巨大的红底墙面背景形成巨大的反差。

他尤为关切建筑遗产的保护，主张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建筑进行记录。他为“硝烟战火中遭到直接毁坏的建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艺术、对德行的冷漠、无视和轻视”感到痛惜，为“在骚乱面前隐匿的虔诚和沉寂”，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创造力的衰退”表示忧心，对“欧洲人那些五花八门极具破坏性的行为”表示愤慨，作为“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朋友”充满了正义的愤怒。然而他深切地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实并不多：

于是激发了这样一个愿望：那些古物，可能会在这样的灾难中逐渐衰亡，但是至少可以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些文字和图像的记载。中国古建文物很快会消亡，我在第一卷（按：《普陀山》）导言中曾表达过这种忧虑，很痛心地被证明了。鉴于这一考虑，对中国古建文物尽快全面地录入登记势在必行。至少用当今研究者可能的方法来记录它们，这样，我们才能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

山西洪洞县药王庙入口处。图143中三重塔楼是药王庙的入口，屋顶使用琉璃，装饰丰富。图142中的建筑主题在此进一步得到发扬。每个屋顶都分为几个部分。

陕西庙台子一处屋顶正脊上的镂空脊刹。该镂空脊刹由雕纹陶瓦制成。装饰物形似一座塔，有三重檐，塔顶有一用铁铸成的“寿”字，两旁守卫着象与犬。正脊同样镂空，上面立着其他脊兽，其中也有象和犬。

山西平阳府尧帝庙正殿（广运殿）。正殿上方有一个牌楼样式的木制屋顶。屋顶顶部分为三级，中间的脊刹是一个细长的瓶，四周是涡形纹。正脊上，两边片片云朵涌向中间，细看时，云中其实有一条身形诡谲的龙，龙身有多处波纹线，与卷云交织在一起。它应是一条海里的龙，在佛教及中国传说中，它被描绘成一个庞然大物，经常在惊涛骇浪中现身，令人畏惧的龙首高高地出现在某艘即将失事的海船上方；那飘荡的龙须和血盆大口就是不幸的预兆。各脊角处都立有一个身体扭曲且张口呼啸着的龙吻。下面两层的角落上装饰着形状奇异的小兽，它们富有动态感的身体似乎在延续上层屋脊的动态感。正脊末端各有一只狮子，垂脊末端则是两头象。

直隶热河班禅行宫内亭子的顶部。班禅行宫正殿所在中庭周围有多层回廊。回廊平台上的四个角落里各有一座亭子，图157即为其中一座。屋顶短小的正脊上，一雄鹿和一雌鹿卧在石块以及藤蔓上；双鹿头部朝向中间的宝石，宝石底座的外形是藏式风格。四座亭子里，两座顶上是双鹿，另两座顶上是两只孔雀。屋顶饰物均由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制成。

伯施曼回国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在中国被废除。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事务的重心也逐渐转回欧洲。1924年伯施曼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退出，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担任中国建筑学方面的教职。由于研究的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伯施曼便筹划再次前往中国，最终于1933年得以成行。

山西太原府南十方院正脊末端的龙吻。该龙吻用的是黄绿色琉璃，建造时间约为1600年。龙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张力且线条流畅，正脊饰带上的莲花纹饰也是如此。

脊兽——骑马的雷神。图171中的雷神头戴火焰冠，嘴唇紧闭，身后有一对翅膀，手里拿着宝葫芦，骑着一匹独角马，踏在瓦片制成的云彩之上。此脊兽用釉陶制成，马后蹄至马前嘴长32厘米，很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高35厘米。现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山西平阳府尧帝庙屋顶脊兽。这两只神兽的制造时间在1600年左右。屋顶正脊末端是一只狮子，身体大部分为黄色；垂脊末端则是一头象，通体白色。

1933年9月伯施曼抵达香港，开始了历时十六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大体可分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澳门、肇庆，重点考察了鼎湖山、丹霞山、罗浮山等名山的佛教、道教寺庙；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及周边地区和扬州，长江周边的大运河河段，以及安徽九华山。当年底，他参观了天目山、天台山，以及古城金华、兰溪、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形态、景观规划，以及涌现的新建筑为伯施曼提供了一些新的素材。在中原地区，他则造访了大量名胜古迹，如龙门石窟、白马寺、中岳嵩山的佛教和道教寺庙。在陕西潼关和西安，大量周代、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引起了他的兴趣。1934年秋，他沿着铁路线向北去了察哈尔、绥远、包头，返程时在山西考察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

骑马的道教仙人。图178所示的道教仙人神情淡然自若，长耳，有三缕胡须，身着中国传统罩衫；马儿套着缰绳，踏着云朵温顺地前行。这是一件极佳的明朝时期的作品，既表现出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又体现了道教精神。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像看作老子，想象传说中老子最后骑牛出关碰到戍边人的情景。因此人们将老子称作青牛翁。这件脊饰高48厘米，长35厘米，底部砖宽15厘米。以绿黄釉为主，并加了少许白色。现藏于慕尼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骑白象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圣山峨眉山的守护神，坐骑为一头白象。图179中，菩萨面部、身体和象为白色，顶冠、衣衫为黄色，袖子却为绿色，下部的屋瓦为绿色和黄色。陶塑高39厘米，宽28厘米，砖的直径为12厘米，建造年代为1700年前后。这一组合流露出宁静淡泊的气息，符合康熙时期的风格。现藏于慕尼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在省会及中心城市，除考察之外，伯施曼还参加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33年12月在岭南大学做了学术报告。1934年应邀参加了上海中国建筑师学会的欢迎宴会。2月在上海的一所德国中学（Kaiser—Wilhelm—Schule）做了题为“转型时期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同时，他还到北京拜访了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和刘敦桢会面。

北京八里庄塔。该塔建于1576—1578年，仿照比它古老许多的天宁寺塔而建。该塔高约61米，所用材料同为砖、陶和石膏。

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图188展示了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首层塔身八面中的一面以及塔上的一块浮雕，由砖及陶筑成。初建时间与前文同名的天宁寺塔相同，都是隋朝公元601—605年。不过，这座塔翻修得更频繁。由陶打造的浮雕及墙上的假门是隋朝之后的产物，塔身有些地方带有宋代特色，除此之外应该都是明代翻修后留下的。塔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18世纪。

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浮雕。

热河普乐寺内的藏传佛塔。图199所示为热河普乐寺八座琉璃佛塔中的一座。寺中心的圆形建筑位于五层莲座上，这八座塔立在下面的须弥座上，环绕在圆形建筑周围。青铜塔刹建造时间约为1767年。塔身高4米，塔身连同下部的大理石基座和青铜顶，总高6.7米。

完成所有考察计划后，1935年1月8日伯施曼从香港回到德国。这次他终于实现了遍访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岳”的梦想，并且为后来的《中国宝塔》第二部分收集了材料。同时，他也亲身体验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他在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之际保留下来的图像、测绘和文字，都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遗产”。

作者简介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前身）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出版有《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初版于1927年，收录240余张照片、9万余字考察报告。全书共分七章，作者简单梳理了中国建筑陶艺发展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各地著名的建筑陶艺中心，以及建筑陶艺装饰的制作与安装工艺。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作者结合自己拍摄的照片，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详细介绍了陶艺装饰在大门、碑楼、牌楼、影壁、浮雕、印度风格建筑、屋顶装饰和脊兽、宝塔等建筑元素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书中的很多建筑及其陶艺装饰已经不复存在，使得本书成为后人无法复制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