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在路遥故居的思考
路遥(1949年12月2日 -1992年11月17日)，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路遥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前些天，我们从内蒙古回来，在陕北的延川县住了一晚。
我在微信中查到，这个只有17万人口的小县，居然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路遥文化产业园。
路遥文化产业园区位于大禹街道办郭家沟村，距县城5公里、高速出口处1公里，是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先生生活、成长、学习，也是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取材地。2013年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组建成立路遥产业园区开发公司，隶属延川文旅集团,2017年底被批准为国家3A级景区，2018年5月市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
这里简朴的窑洞，记载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心路历程，郭家沟是著名作家路遥的故乡。
走进路遥故居，我们感受到了文化的气息，我们也感到了历史的沧桑……看见高速路口山坡上的路遥故居广告牌，出了高速收费站后，我毫不犹疑地驶向故居。其实，故居就在广告牌左手边的山沟当头处，我们出高速左转行不到500米，再左转穿过高速路就到了。
路遥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改编为广播剧和电影，路遥成了当时的文学明星，1988年，路遥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在作品还未完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常规就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此后开始写作后来出版的《早晨从中午开始》，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故乡是路遥文学飞翔的出发地。早在新时期之初，陕西青年作家路遥就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借主人公马建强的心声，表达自己对苦难的深刻理解。
路遥是陕北农民的儿子。1949年12月2日，他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里。那年是中国农历的牛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取名叫“卫”的“小牛犊”，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为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小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地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就这样，“卫”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他的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10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中学。整个初中三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少年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他超越苦难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于是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时首先想到的是“高加林”三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这段苦难的经历在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路遥这位陕北农民的儿子，在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就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他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既是路遥这位有深刻土地情结作家的人生体悟与真实表露，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陕北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也成为路遥一生书写的主题。
“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褶皱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这是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对故乡陕北的文学叙述。
1980年代初，正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梦想。路遥这位在大转型期由中国基层农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千千万万普通人奋斗的故事中捕捉到了文学的灵感，敏锐地把握到了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文化诗意，并深刻感受到它所赋予的史诗性的品格。
路遥决定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乃至梦想，讲好普通奋斗者的人生故事。是的，路遥熟悉这个时代的特征与气质，他有信心驾驭这个题材，用手中的笔绘制理想的史诗性画卷。
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专门对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节点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当然，陕西当代作家都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创业史》也是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早在延安大学上学时，他就特别喜欢柳青的《创业史》与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已经研读过7遍《创业史》，应该说路遥深谙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
《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时间也是3年。1985年秋到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了第一部；1986年夏到1987年夏，完成了第二部；1987年秋到1988年初夏，完成了第三部。期间，路遥对每部书的创作均是两稿，手写一遍，再誊改一遍。
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是“一波三折”，一开场就带有了悲剧性的基调。究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文坛的风向发生变化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为被文学评论界指责为“过于陈旧”的创作方法。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当年固守现实主义阵地，是由于不懂得现代主义文学，其实这个判断是简单的、幼稚的。路遥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就注意到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他还反复阅读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路遥也曾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一些作品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技法。
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路遥的心是坦然的，也是自信的。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他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路遥当年才30多岁，就拥有这样深邃的历史理性，拥有同时代许多作家所不具有的清醒、冷静与深刻。
路遥最在乎的是读者。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遇到困难之时，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路遥注定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更多压力，注定要伤筋动骨，他也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就在路遥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但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的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铸造了皇皇巨著《平凡的世界》。1988年5月25日，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终于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向窗外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才、胆、识、力分不开。倘若路遥没有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勇气与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
1988年12月31日，路遥在给《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先生的通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心爱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情说明她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
在路遥的作品里，在对爱情的表达上更多的是对纯洁感情的致敬。《平凡世界》里孙少安对润叶、孙少平对晓霞的最初爱情表现上，经历各种波折而无法结合在一起，似乎痛苦的扭曲才会让人物更丰满，而且小说人物自己的内心里也充满了对这种初恋感情的执着，润叶不与丈夫同房等，这似乎传达出了作者对待爱情的一种观念：只有灵与肉协调在一起，才会有完美的爱情。作者把爱情的主题放在具体时代的背景里，通过城乡差距的表现，现实利益的冲突，使得纯真爱情变得不堪一击，从另一个侧面勾画出了时代更远阔的背景。
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5]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完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思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
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弩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青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
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路遥当年敢于背对文坛、逆风而战，敢于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并交出了一份令时代信服的答卷。他也以最诚实的劳动，诠释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村，最鼎盛时也只有13户农家，60口人丁；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院落，当年没有围墙，也没有“门楼”，有的只是垴畔上疯长的葛针和硷坡下细如羊肠的小径。
这几孔窑洞的住户早被抛弃，院子变成了山坡，土炕上长满了黄蒿。这个人名叫路遥，因了他，这个小山村名载史册，大放光彩。
路遥将一生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他与他的作品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召唤、一代人的向往和心灵慰藉。他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精神创作，是一种对宗教般虔诚的精神崇拜，是一种困苦岁月里人格魅力融汇与包罗的感召和升华。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遥在写《人生》时，放到了小说的开头。
我们即将上车离开，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这里的小院，碾盘，石凳，农具，生活用具……青绿的环境，深深地吸引着我，还有路遥的事迹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在一个物质喧嚣的时代，路遥给予这个世界的，不仅是文学巨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只有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被世人遗忘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