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64）改革潮 引领潮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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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海女儿袁菁赠书《早安京剧》，明天开始独家连载《袁世海回忆录》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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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慰问邯郸地区的丰收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变化不断增大，多少次到农村慰问已经有着较深的体会。
第一站是磁县，听当地介绍所属武安现已年人均收入达一千五百元。干部最高达二千五百元，群众最高达到二千八百元。这是因为大队办了三十五个厂。书记曾十三次去上海请工程师，提高技术，厂年生产值达一百多万。
当地领导考虑，为了保证几位高龄老者的健康，安排仍住在邯郸，虽来回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极受颠簸之苦，尚还能睡好觉。
自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在磁县演出《群・借・烧・华》、《挡马》、《凤还巢》、《大破铜网阵》、两场《龙凤呈祥》，磁县文化局来接时，呼吁加演。说五场演出只能让六千人看，光团体票就已登记出八千多人。可是几个县的演出日期已定，无法续演，只能临时加座。演出时，来自山区一百里开外的岔口、杨家镇、五合，观台等县乡的人们，他们不是乘汽车来看戏的。
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这些观众都是赶大车来看戏。哪像现在是要致富先修路，村村都通了长途汽车。
然而，看演出的观众之多、加座之满、站票看三个小时之甘愿，很感动人!
如果再仔细观望观众，还会发现，他们虽没穿着时髦的西装，看上去脸色也都黑黝黝的，可大多头上都系着白羊肚毛巾。从他们入神的目光和时而点头、时而大笑、时而挥动粗壮的大手一个劲儿地鼓掌来看，他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已经被戏吸引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刚往高的道路上走，就已渴望精神上的文化生活，他们爱看戏，说爱看好演员演的好戏!这些足以使我们演员深思!
在馆陶县演《霸王别姬》，剧场只有一千三百个座位，初算加出了三百个座位。剧场临时购买椅子，更有观众自带椅子，剧场三面贴墙站满观众不说，居然有人抱几块砖，站在砖上看。二楼贴楼栏杆内加了一排席地而坐的观众，站在舞台上清晰地看见从楼栏杆中钻出一排观众的头…
四月四日在大名演《群・借・烧・华》，四月五日《挡马》《凤还巢》，四月六日《龙凤呈祥》，四月七日《龙凤呈祥》，四月八日《钓金龟》《打瓜园》《霸王别姬》，四月九日《龙风呈祥》，四月十日《打渔杀家》《断后》《打瓜园》，四月十二日在馆陶演出《群・借・烧・华》、四月十四日《大破铜网阵》，四月十五日《钓金龟》《打瓜园》《霸王别姬》，四月十六日《龙凤呈祥》。
大家都看见了，河南、河北、山东各地仍络绎不绝地来人邀请。
大家也听到了一段笑谈，邢台剧场经理不知怎么得知改革试点团不去邢台，有要回北京的消息，急急开车追到冠县，进门就说:“袁老，我这是第七次来邀请啦!冲这，也得去邢台呀!”我回答得更妙:“那你是七擒孟获来啦!”
刚过一天，大家又目睹了，山东聊城闻听试点团改道邢台，不去聊城，聊城宣传部部长及地区的同志都来到冠县招特所强烈要求去，而且说张海迪在北京写书，听说中国京剧院要来她的家乡，决定提前回城等。并说临清地区相约四个京剧团到那里聚会，如果改革试点团答应暂不去，这工作由聊城出面去做。接着，下午改革试点团到馆陶演出，他们又追至馆陶，表示不答应就不回去了。果然晚上又追到剧场，改革试点团正为馆陶县的劳模大会演《群·借·烧·华》。最后，听说改革试点团核心组碰头初步决定去聊城，十分高兴。
请想，一个剧团受到各地如此诚意相邀，如此迫切相邀，说明是需要!
还能坚持不去吗?作为一个演员听到这消息能不振奋、能不克服自己的困难去为他们服务吗?
他们也兴奋地直等到我们卸完装、道了谢，才高高兴兴而回!
观众极度热情，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支持下，苦而不苦，累而不累，想不通也想通了，此说可以成立吧!
到各县近一个月的演出，我累得瘦了一大圈。肯定，这不像在邯郸原地演出。有演出，下午三点就要坐上汽车，演出后夜里十二点多钟才回，来回奔驰在并不平坦的乡间路上三个多小时。
为了满足观众要求，我只能“再抖一料老精神”。演《龙凤呈祥》虽说这出戏我上台时间最短，但跑来蹦去，那飞天十八响加飞脚、枪下场的小跺泥再加念白，也非我的年龄之所为。但演这出戏，已算是让我歇了一口气，第二天就得演最累的《霸王别姬》。为了让观众看懂完整的故事，《霸王别姬》是演全本的。霸王主观独断在九里山中计被困，我饰演的霸王是要扎上靠开打的!后边还要接乌江自刎。等到后台卸装时，我自已无力脱靴。当靴子脱下来时，整条彩裤被汗水从裤腰浸透到裤脚，湿淋淋地贴在大小腿上。厚底的长靴筒里衬当然也是大片浸湿。
更甭说，经常还要商量上演新剧目的演员安排，想办法解决同志们遇到的困难以及来自上下左右以各种理由催张学津速回北京、催赵书成回院，否则严肃处理的电报。往往到夜里两点才能精疲力竭地吃下安眠药上床，以保证珍贵的睡眠完成连续作战的演出。八点前开早饭，经常赶不上，只能打点奶回来。
首先发现我瘦了的是去往各县剧场总坐在司机后座的杜近芳。她看到坐在司机旁座的我，穿着棉外衣原本是看不见脖子的，可是眼见着我的脖梗越来越看得清楚，越来越看出脖梗在变!
她大喊:“哎，老爷子，您瘦得连腔梗都细了，起码掉了十几斤肉!”
“减点儿肥，演起戏来更显轻称，还不好!”
“您的尿糖可得注意……”
“放心，我自觉良好!”
谁见我瘦了，谁都会这么问。我总是这样答。
四月十日晚在大名演最后一场《打渔杀家》《断后》《打瓜园》。我没事，照顾我，先至冠县住进招待所。这里离馆陶较邯郸路近，坐汽车走了三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路才到冠县。每晚坚持由此地去馆陶演七场后，大队人马再都集中到山东冠县。
春天终于到了，窗外团团雪花般的柳絮翩翩起舞。
九点多钟冠县招待所一排宁静的小院开始沸腾了。住在这院中最东头的是张学津、张学济两兄弟。张学济开始练真假嗓子相结合的小生嗓音了。我一听，不错，比他刚开始演出时的嗓子大有进步。本来嘛，他一搁就是两年没上台，换了谁，那嗓子也不听用。何况近芳还主动热情地给他讲解如何发音，讲解了发声跟唱、跟喉头发音的关系。近芳的发音是非常好的，会对他有所启发。
与他们相邻的是张春华。他那屋里静悄悄的，但他绝不会是在房间睡觉。我料想他一定是去剧场练功连带去排武戏《三盗九龙杯》，这是已安排好的排新戏的任务。
再隔壁就是杜近芳。这些日子，她都起得很早，踢腿，练功、打太极拳。如果累了，再睡个回笼觉。今儿个不然，她女儿香妹又扫地又倒土，准是收拾好房间，要接待来排戏的同志们。果然，不大工夫，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每个人都手端一茶杯，拿着剧本，说说笑笑迈进淡绿色的圆形门，来到小院，走进近芳的房间。工夫不大就传出张学济念杨宗保戏词的声音…
小院更热了，排戏声引来了其他排房的住客，挤在窗外，又好奇又兴致勃勃地往里观看。
我在房间难得有此清闲，坐在椅子上想再修改一下《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剧本，又想起接到的院党委的来信，对赵书成不但有严厉的批评、质问，而且命他立即回京，否则要进行组织处理。
该怎么办?
不由得我把改革试点团的始末缘由，像过电影一样，整理着思绪想了一遍……
中国京剧院的改革工作也是从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学习酝酿，但要从体制上实行改革，冲破数十年的习惯势力，与之抗衡，用符合京剧艺术发展规律、促进京剧艺术生产的管理模式振兴京剧，谈何容易?
一九八三年，我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并提出实行改革京剧团体。头一条，在剧目生产上，必须坚持“三并举”，而且传统剧目也得是经过加工整理的。第二条，改革试点团要把培养人才当成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团里演员是老中青三结合的，老同志的任务是传帮带，把住艺术关，偶尔进行示范演出。中年人上学下传，演出为主。戏曲学院新毕业的同学是边演边学。出戏又出人，才是长远之计，绝不是三个月或半年一蹴而就。所谓出人，首要的条件不光是你主演了一两出或三五出戏，而是得到观众的认可，你演戏，观众得来买你的票。第三，得抓住经济效益。既要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公共积累，还得让大家富裕起来，特别是担负主要演出任务的中青年。要达到这几个目的，除了增加演出量，大大开源以外，还得齐心一致，处处节流。一句话:应当挣的钱多挣，不该花的钱不花。
一九八三年初，在中国京剧院领导的安排下，我与李世济、张春华、冯志孝、李宝春等人组建了第一次的改革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