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了解日本的人——回忆廖承志
现任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的西园寺一晃先生是中日友好界的名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每每有年轻记者采访他时，他都会讲起周恩来总理勉励他广交朋友，为中日友好做贡献的故事。而更加令记者惊奇的是，西园寺先生的中文竟像中国人一样自然流利。
西园寺一晃先生的父亲西园寺公一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前，就为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事业积极奔走，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民间大使”。1958年时，西园寺一晃随父亲移居中国，在北京生活、学习了12年。在这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他得到了很多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近距离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我们邀请到了西园寺一晃执笔撰写他青少年时期与中国领导人交往的往事。除了周总理和“邓妈妈”，还有“陈叔叔”和“廖叔叔”。透过他回忆的笔触，让我们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情怀，对国际友人的情谊，艰苦朴素的作风，不怕挫折的革命乐观精神。我们将分四期发布，请看寄稿。
西园寺一晃（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
我和父母一起移居到北京后，经常来往的是廖承志一家人。廖承志的长子廖晖和我同龄，二女儿廖茗是我北京大学的师妹，她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1954年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廖叔叔。当时由卫生部长李德全任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来日，廖叔叔是代表团的副团长。我那会还在上小学5年级，父亲带我去了访日团下榻的帝国酒店。因为是第一次和中国人见面，我心情有点紧张。在我眼里，廖叔叔是个穿着奇特衣服（人民装）的大块头，他跟我打招呼说：“やあよく来たね、君は幾つ？（哟你来啦，多大了）”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廖叔叔是中国人，怎么和日本人一样讲日语啊。后来我知道廖叔叔出生在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1年，而且长大后又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过，才明白怪不得他会说日语。
和父母一起搬去北京时，我们一家人先从东京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广州，然后坐火车去北京。到北京站时，亲切熟悉的廖叔叔带了好多人来迎接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かずてる君、ずいぶん大きくなったね。中学３年生だって。（一晃，你可长大了啊。今年上初三了）”
到北京后过了几日，有一天廖叔叔突然来我家做客，他从怀里掏出个纸包递给我说：“你可以读读这个，能知道好多中国的事情。”他送了我7、8本叫做《人民中国》的日语杂志。我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廖叔叔给我的那几本《人民中国》开始的。其中还有《人民中国》的创刊号，封面是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小学生敬献鲜花的照片。
《人民中国》创刊号封面
廖叔叔还对我说过：“你和我正相反。我的童年和大学时光是在东京度过的。你从现在开始在北京生活学习，要多结交好朋友。”有时廖叔叔感慨：“我很喜欢日本。但看到我的祖国中国和我喜欢的日本之间没有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心里就很难受。而且这份喜欢还成为了我的负担，有些人背后说我是'亲日派’。”廖叔叔把这些烦恼也倾诉给了他最信任的周恩来总理，他和我说：“周恩来总理先是批评了我，然后又鼓励了我。周总理说喜欢日本有什么错，我们要努力和日本大多数人民处好关系。我们的敌人只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者。你很了解日本，日本朋友也多，这是你最大的财富也是你最好的武器，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无论何时，都绝不能切断和日本朋友的友情。”转述完周总理的话后，廖叔叔说：“这番话让我不再纠结迷茫了。我就想，很好，我要有信心，为两国友好奉献一生。”
在家门口和廖承志一家合影。（图片提供：西园寺一晃）
上世纪60年代时，虽然日中关系处于低谷，但两国的民间交流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父亲和廖叔叔几乎每天都见面，商量如何促进日中民间交流，见了很多日本来的访华团体。我仅是个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廖晖和我说起过：“父亲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脑子里只有中日关系的事，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开的第一家日本料理餐馆“和风”，也是廖叔叔和周总理建议开设的。我父母帮助廖叔叔，前后奔走张罗开店的准备事宜，乐在其中。我母亲负责教授服务员如何穿和服，以及日式礼仪规范。因为有“和风”，常驻北京的商社员工、新闻记者的思乡之情得到了很大抚慰。
廖承志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客人
我们一家常去廖承志家做客。廖晖在哈尔滨上大学，只有暑假的时候才回家。何香凝奶奶常能见到。何香凝奶奶是廖仲恺夫人，廖叔叔的母亲。何奶奶能讲日语，人也很亲切，我每次去看她，她都非常高兴。她特别擅长绘画，据说水平很高远超普通爱好者级别。廖叔叔受到母亲的影响，也喜欢绘画。在廖叔叔家中的墙上，还装饰着母子两人共同创作的山水画。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和廖承志家的交流也中断了。我听说廖叔叔因为心脏病住院，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没有什么进口的好药，我父亲就托日本友人寄来了治疗心脏病的药，还是我和廖茗取得了联系，我俩在王府井交接了药物。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不知道我父亲和廖叔叔两人在天国，看到现在的日中关系，又会有哪些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