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新特征

　　21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迅猛发展,使传统文学从生产、流通到接受的整个过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网络文学所具有的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跨界性等特性使得原有的分析话语和理论失效。20世纪西方学界针对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研究所采取的现代性理论和方法多从前现代(性)、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等角度去探究文学的发展态势,在上述种种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面前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即使在其本土也已经不时地出现“失语”现象。40余年来,将其移植于中国的话语实践更加表明,这种西方线性式的理论并不如人意。因此,中国全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亟须一种可以超越西方现代性文论范式的、更具融合性和生长性的新型文学理论建构。

　　概括研究复杂社会文化现象

　　面对新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加拿大后现代理论家哈钦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反讽理论,并指出后现代主义之后需要一个新的标签,但是她并没有真正加以命名。她用“后现代主义反讽”一词试图给一般所认为的那种后现代主义附加上某些充满张力的意味,已经表现出后现代之后学术话语真正创新的艰巨性。另外,利波维茨基提出了“超现代”(hypermodern)来代替后现代;阿兰·科比以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或伪现代主义(pseudomodernism)来概括当下电子时代的文化范式;塞缪斯提出当今是自动现代主义(automodernism)时代;波瑞奥德主张另类现代主义(altermodernism),认为这是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合成,怪异、玄幻、全球化感觉是其特征。另外有复现代主义(remodernisim)、重构主义(reconstructivism)等。总之,新的文化范式或文论形态在这个世纪之交出现了,体现为新型的文本性,其典型特征是前向性、无序性、易逝性、技术自动性与人的自主性的关联性。然而,这些新造术语都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带有片面性或单一性,远远不能满足对当代文化和文学思潮之超级复杂性的描述需要。因此,寻求新的话语和理论来对此进行命名和研究势在必行。我们尝试着用中国既有的“元意识”、“元思维”、“元话语”、“元理论”来探索新的概念或话语理论,同时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以“元现代性”和“元现代主义”来概括和研究这种超级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首先,“元”(meta-)有两种意思,一为“在……之后”、“超越……”、“带着……一起”;一为“总体”、“综合”、“基础性”。它与某一学科相连所构成的名词,就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具体说来又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的、思辨的性质,探讨的是超经验世界本体的终极原理;二是这种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以一种批判的姿态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及其他种种表现特征。

　　其次,探究“元现代”一词。元现代即是在各种现代性包括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带有超越和综合两种方式的新型现代性,或者说是融合了诸种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但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拼凑和拼贴,也不是彻底摒弃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既有文化/文学理论成果,而是恰恰相反,即需要充分承继这些人类所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满怀自信地前行,在批判的基础上来重构文论的性质、结构及特征。

　　再次,“元现代主义”(metamodernism)是体现出元现代性的一种新型文论形态或文化思潮,源于荷兰学者佛牟伦和埃克于2010年提出吸收并超越现代主义热情和后现代主义反讽的元现代主义新思想。他们认为,元现代主义开始重新怀抱希望和真诚,但拒绝无条件地虔信未来或信奉某种绝对真理。而作为一种情感结构或文化艺术风格,元现代主义具有海纳百川的包蕴性、柔韧性、生成性和自反性。这种自反性(自我反思性)体现了阿多诺所说的“只有一种方式美学在今天有望理解艺术,即通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他的这一关于先锋艺术的看法,如果加以改造并丰富之,则可用来理解后现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

　　其实,在中国文学思想中已经有了大量丰富的理论资源。如关于章回体小说中的超级叙述者理论,写实与巫幻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小说叙述方法与理论,绘画当中的散点透视理论与当代小说叙述理论的结合,当代先锋小说叙述中的自反式元叙事技巧理论,以喜写悲、以幽默来化僵硬为柔软的小说审美基调的调整与创新理论,等等。如此,元现代主义就深刻地打上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烙印。

　　构建与转型时代相适应的文论话语

　　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建设中出现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元现代主义打下了基础。前现代文论重视理性、自然之维,重视打破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西方现代性认识论窠臼,重视在新的语境中以本土传统资源中的儒释道互补思想理论,来修正西方前现代信仰的偏执性、现代性的科层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解构一切的虚无主义。前现代的信仰、伦理体系在经过现代化或现代性洗礼之后,也可化为元现代主义的有机要素,可以为当代文化和文学理论提供必要的建设根基。现代主义对文学中所体现的人类精神和复杂性进行了深层开掘,专注于对人类深层心理世界的解剖;后现代主义则对文学中的洒脱姿态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强调在解构中充分挖掘语言的欺骗性、不确定性,并由之产生了世界乃平面化和碎片化存在的观点。但两者也带来新的弊端:都有牺牲伦理学而成全美学的冲动,即感性和非理性压倒道德和理性。现代主义有意地忽略了正面的、光明的人类意识和精神层面,陷入片面性当中;而消极的后现代主义认为铲平鸿沟、消解等级、祛除真理、恣意狂欢,便可获得自由,从而陷入了随意性和虚无性当中而不能自拔。

　　元现代主义是在吸收上述思潮理论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努力构建一种足以与当下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相适应的文论话语。正因为“元”有“在……之后”、“超越”、“综合”等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元现代主义可谓具有了“人体解剖”的后发优势,可以吸纳、融合、统领、超越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并营构出既具有担当精神,同时又具有洒脱气质的新型文论,并可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

　　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文论建设也逐渐出现了元现代主义因素,如莫言文学思想和文学世界就带有明显的元现代主义色彩,虽被认为泥沙俱下,但又自由自在,其实是一种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和道德资源中的元叙述理论,又吸纳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元现代叙述”或元现代主义。其他当代作家如刘震云、残雪、毕飞宇、赵德发、迟子建等的创作与文学思想亦然。

　　再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理论和批评实践也孕育了元现代主义的本土话语。如姚文放的“文化政治学”研究,其新作《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内在机理探究》,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西方和中国近百年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来文学理论向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的演变情况,其中不乏把基于传统的甚至前现代时期的经典理论及其论争,现代时期的审美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时期的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引向创建文化政治学的康庄大道。我们不妨把这种新观点、新理论、新思维视作元现代主义的体现,因为其目的在于极力打通或融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种文化元素,打通或融合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打通或融合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打通或融合经典文学与大众文化。

　　上述新的理论建构的努力带有了元现代性的性质,它包容、融合一切既有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话语、理论,但是又趋向于在这种融汇中产生新知和创造。元现代性不是混沌一片,而是在经过了各种文化范式不断交织与转型,再加之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汇、融合,在文学理论如何建构的新情势下出现的关于文论新话语、新观点的构想。这一构想不是臆想,而是从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文化和文学现实和理论中提炼出来的新理论。中西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互渗、融合的结果便是既超越西方后现代主义又超越中国以往“夹生饭”式的文学理论或文化产业理论,具有理论建构性、生长性、交互式的元现代主义。

　　(本文系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文论的元现代倾向研究”(18NDJC267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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