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中国定都北京

关于新中国定都，有一个故事。

1949年1月，王稼祥来到党中央驻地西柏坡看望毛泽东。

当时，新中国已初见雏形，于是两人便就新中国应该在何处定都攀谈起来。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首先发问，历史上定都无外乎西安、开封，南京、北平几个地方，我们现在也有考虑哈尔滨等地。但是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

王稼祥明显是有备而来，他首先分析了南京虽居长江形胜，但过于沿海，军事上不利；而西安虽然秦汉时作首都，但现在疆域变迁，西安已不具备地理中心的位置；至于开封、洛阳，其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改善，也不适合建都。

毛泽东笑着问，那么，哪里适合建都呢？

王稼祥指了指地图上的北平，说，我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北平最为适合。

王稼祥还列举了三大优势，地处沿海，属于经济中心；扼东北与关内咽喉，地理优势明显；北近蒙古和苏联，西有内海渤海和山东辽东两半岛拱卫，军事上相对安全。

并且，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人民群众心里也乐于接受，王稼祥最后补充道。

毛泽东非常赞同王稼祥的分析，因此最终决定定都北平。当年三月，中央机关迁往北平，改名北京。

提到首都，一般都会联想到三个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

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中，王稼祥着重分析了军事、经济因素，没有说政治中心，却另外加入了一个概念-地缘中心。

那么，定都北京，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政治智慧呢？我们循着中国的建都历史脉络，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了。

西安（长安）为何能成为千年古都？

如果要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都，那非西安莫属。

西周到盛唐，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在渭水河畔开出了绚烂的盛世。从镐京到咸阳，再到长安，这里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性符号之一。

由于长安、咸阳、镐，和现在的西安，地理位置都十分接近，下文统一以长安代之。

长安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最早是在西周，其次是在秦汉。而渭水河滨的长安能够成为三朝国都并名扬千古，主要有经济、军事、地缘三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是经济优势。

事实上，在1000多年以前，建都的首要考虑因素或许并非是军事因素，也不是地缘因素，而是经济因素。但到后来，经济因素的比重下降了很多，甚至已经不是最首要考虑的因素，至于为什么下面会说道。

而经济优势中，最重要的又首先是粮食问题。长安身在肥沃的关中平原腹地，秦时还开通了蜀道，使得富饶的成都平原的粮食也能运输到长安，这是长安的立都之本。

经济优势除了粮食，还有贸易。早在西周时，官民间就已经开发出了“长安-太原-河套”的内三角贸易，将东亚的贸易垄断在手中，这就是为什么秦汉时和匈奴会那么激烈的争夺河套了。

因为长安-太原-河套，就相当现在的经融中心，谁掌握了这里，就意味着谁掌握了钱袋子。

除此之外，西汉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还开发出了丝绸之路这条欧亚贸易路线。随着中原-长安-西域这条商路的繁荣，长安的地位更加巩固。

为什么首都是政治中心，但考虑建都时几乎都考虑这个因素呢？秘诀就在这里，在交通和物流不发达的时代，粮食在哪、钱在哪，人就会去哪。

世上本没有政治，人多了就有了政治。所以，有了经济因素，政治中心随之而来。

其次，长安的地缘优势。

从西周到秦汉，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和北方比，还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因此，地缘上，长安地处黄河上游，没有泛滥之危，却有水利之便。这也是为什么秦汉时的华夏，主要地区划分是关中、关东、河北和南方。

而在这几个地缘区块中，关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上，关中俯视关东，接连河北，遥控南方，除了和尚是半开发地区的江南略远以外，到哪都很方面。

而西域因经济和地缘双重重要地位，而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以后，长安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关键通道，是唯一一个可以双向遥控中原和西域的地方。这更加增加了长安的地缘优势。

第三，关中的军事优势。

首先，有经济基础就有人，有人就有源源不断的兵源。有军队，才能干大事。这就是刘邦为何能战胜项羽的法宝。

其次，关中处于四塞之地，把东面的函谷关（后来是潼关）一闭，关东军队很难打进来；

南边是八百里秦川，只有几条栈道，只要守住隘口，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

西北部是草原和群山，虽然地理上具备对关中的优势，但秦汉用实践证明了，只要把控住河西走廊、河套两大贸易通道，他们没了钱没了粮食，也就拿不出实力和关中抗衡了。

有这三大优势，关中稳坐中华帝国头把交椅，而长安就是关中腹地那颗最亮眼的星。

但这种优势在运行了1000多年后，到了公元6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为何盛唐之后再无长安？

很多人不明白，既然长安如此亮眼，为何盛唐之后，翻过公元1000年的山头之后，再无王朝再次定都呢？

关于这个问题，唐朝的皇帝们可是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你们以为的盛世大唐，其实在长安连饭都吃不饱。

这并非危言耸听，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诸帝，皆有多次率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就食的记载，只不过官方文件上，写着“巡幸东都”而已。

长安的光环，正在逐渐变淡。这是为什么呢？

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这1000多年里，关中因其三大优势成为了必争之地。然而，有钱有粮的地方，同样也容易诞生另外一种人-败家子。

所谓“饱暖思淫欲”，这个淫并不只是男女之事，而是说更大更多的欲望。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个定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现代科学证明，这是人的基因决定的，人永远在追求刺激和快乐的路上，而且同样的事情会越来越不刺激，所以总会有人会去寻找更加刺激的新鲜事物。

然后？然后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因此，王朝总是撑不过300年，而最多200多年，长安就至少要被攻破并摧毁一次。

这对王朝来说，是灭亡和循环，但对长安和关中来说，是不可再生的毁灭。

为什么？因为对于人来说，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对于树木及其他自然资源来说，18年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所以，经过1000多年的摧残，关中这片天府之国终于渐渐变成了黄土高坡。

如果不是首都，其实此时的关中还能承载很大的人口量，但是一旦长期建都，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这就好比，北上广深，永远都是人口涌入最多的地方。连北京都不得不新建雄安新区剥离经济职能就是这个原因。

而同时，江南地区和巴蜀地区的经济比重在逐渐上升。刚刚说了，钱在哪，人就会去哪，所以我们会发现，与中原对应的游牧帝国也正在东渐。

三部鲜卑的崛起是最早的先声，然后是东突厥帝国的崛起，然后是契丹等兴起于东部的民族。

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隋炀帝杨广。

所以，杨广或许并不是一个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

为了保证隋帝国的稳固统治，隋炀帝做了两手工作，第一是兴建大运河，第二是开拓西域商路。

隋唐大运河是现在的京杭运河的前身，但当时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它的终点，是洛阳和长安。所以，为什么隋炀帝不惜亡国也要打通这条运河，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从洛阳到长安的广通渠是个刺头，隋朝时根本没凿通，后来的唐虽然凿通了，但却经常堵塞。

因此，隋炀帝甚至有了迁都洛阳乃至江都的想法。而这，也是隋炀帝亡国的原因之一。

步子迈得太快会扯着蛋，隋炀帝天天大搞基建工程，又花大价钱开通西域商路，还一边不停地打仗。

内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以为他要另立山头，而广大百姓没有那么大的政治理想，只知道苦不堪言。隋帝国的分崩离析，正是因为此。

接棒的唐帝国吸取了教训，不敢明目张胆地迁都洛阳，但随着长安建都的时间越来越长，永济渠又修不通，经济问题越发的突出了。

没办法，唐朝皇帝们只能带着大家一起去洛阳吃香喝辣。

即使如此，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和贸易优势的长安，仍然可以保持表面的盛世繁华。

但这种繁华，随着一块地方的丢失，而彻底沦丧了。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自顾不暇，河西走廊和西域，在随后的的100年内被吐蕃和回鹘瓜分殆尽。

刚刚提到，西域对于中原帝国来说，有着地缘与经济的双重优势，也正是西域大大加重了长安作为首都的砝码。

因此，西域的丢失，对长安作为中原帝国的经济中心和地缘中心，都有着致命的伤害。

同时，经过千年发展和千年破坏，江南的经济体量在唐后期反超北方，成为帝国的赋税第一重地。这同时意味着，当年隋炀帝开通的那条大运河，成为了帝国的经济命脉。

然而，这条运河却始终难以跨过山和大海来到长安，刚开始还能到达洛阳，后来甚至只能到达开封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没有了更多的人，那时候，再险要的地方似乎也难以守住。

唐朝中后期开始，长安开始屡屡被各种势力军事攻占。或者这才是所谓的“在德不在险”的真正含义。

各种迹象都表明，从公元9世纪开始，长安就注定只能是西安，已经不再适合做为中华帝国的首都了。

那么，新的首都应该去到哪里呢？就是上文提到的洛阳和开封。

为何开封注定只是过客？

在长安独占鳌头的1000多年里，洛阳一直是以副都的形式存在着。

从西周营建东都洛邑开始，凡在长安建都的王朝，几乎都将洛阳作为陪都或干脆并重为两京。因此，随着长安地位的急剧衰减，由于运河相通的巨大经济优势，洛阳再次成为中原帝国的焦点。

然而，乱世的到来很快终结了洛阳的首都梦。

因为承平年代，运河尚能通到洛阳，但战乱年代，却没有人组织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疏通运河，只能以依赖原有的运河主干为主，很快，运河的西端终点，就由洛阳办成了开封。

开封，又称汴州、汴京、汴梁，从此进入中原帝国的视野。从五代到北宋，除了后唐，开封都是中原帝都的首选之地。

开封，是以其经济优势成长为中原帝国的首都的，但与长安自身带有巨大的经济体量不同，开封的经济优势主要是贸易集散地。

这同样也说明，随着交通的发展，成为首都的首要经济优势已经不是当地必须要有丰富的粮食和物产，而是贸易的首选地。

然而，当我们用地缘、军事、经济这几个因素去衡量的时候会发现，开封除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在剥离了西域和辽东之后也勉强算得上地缘中心，但在军事方面，它是不够格的。

因此，开封难以形成长安那样的关中-西域-关东的稳定地理格局，也难以形成关中四塞之地那样的军事优势，也没有向外扩张的窗口和通道。

历史虽然选择了开封，但开封却不能像长安一样，赋予中华民族更伟大的历史。这就注定了，开封只能是中原帝国的过客，而不能成为长安那样伟大的帝都。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此时的东亚格局陷入了无限的整合，整合的方式是战争。

先是北宋、辽、西夏东亚三雄纷纷腐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锤了个稀巴烂；紧接着，金、南宋、西夏继续重蹈腐化，而这一次带给他们的是彻底的毁灭。

而当首先整合东亚的元帝国，重新抬头审视自己的帝国疆域时，全新的地缘和经济带来了全新的局面。

北京和南京：新的地缘格局带来了什么？

北宋以后，中华帝国迎来了全新的格局，不仅是地缘方面，也包括经济和军事方面。

这一次地缘整合，事实上到清代初年才彻底完成，元、明时期，都不过是其中的过程而已。

先说经济方面。

汉唐的辉煌是长安+巴蜀两大平原作为基础，以长安-太原-河套作为东亚贸易循环，以中原-长安-西域作为东西贸易通道。

而随着唐帝国对西域的彻底丢失和随后数百年西域的纷乱，中原-长安-西域这条商路首先夭折，而随着游牧民族的东渐和契丹、女真先后兴起于东北，长安-太原-河套这条内循环也渐渐枯竭，关中更是失去了天府之国的基础。

而同时，因为海运的发达，北宋开发了新的贸易方式-海运。泉州、临安等地先后成为两宋的贸易中心。

刚刚提到，从唐末开始，粮食物资的生产地，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江南之地成为帝国最富庶的地区。

南京近水楼台先得月，随南北朝之后，再次成为经济中心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初年，会以南京为都的原因之一。

但大运河的通畅，使得南京并不是唯一的经济中心。

还记得隋唐大运河的北端终点在哪吗？

涿州，在今天的北京市郊。

上文提到，交通运输的发达，使得经济中心未必一定是物资的生产地，也可能是物资的集散地。

而这条大运河是否也同时带来了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优势呢？的确如此。

因此，元明清三朝，事实上能争一争中华帝国首都的地方，是北京和南京。

再说地缘方面。

元明两朝，皆没有囊括西域；而清朝事实上也并没有重现原来西域的辉煌。因此，原来中原-关中-西域这一地缘格局也不在了。

而同时，东北地区加入中原帝国的视野之中以后，形成了中原、江南、蒙古高原、东北四大地缘区块，和巴蜀、西域作为第二阶层的地缘存在。

因此，新的地缘中心也不再是关中，而是华北平原-蒙古高原这条线。

而这一新的地缘中心与新的经济中心，唯一的交叉点，正是在华北平原的北部，大运河的北端终点，今天的北京一带。

再说军事方面。

汉唐帝国的威胁有两个方面，来自内部的分裂危险和来自外部的侵略危险。

因此，关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既能内部防止分裂势力攻破国都，又能较近的防御来自西北的主要威胁，才成为汉唐帝国的首都首选之地。

但随着中央集权的成熟，内部的分裂危险变得越来越小，而外部的军事威胁却越来越大。

汉唐帝国的外部军事威胁主要在于西部和北部，而元明帝国的军事威胁却增加了东北。

这个契丹和女真先后崛起的地方，在元明两朝并没有就此衰落下去，而是在蒙古高原打得不可开交、再次分裂的时候，却表现出更加频繁的生命力。

这无形之中，又为北京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海运的发展，带来了海上的威胁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注定偏居内陆的西安、开封、洛阳，几乎将永远不再适合作为帝国的首都。

因此，在渤海边上，燕山山脉的南段，拥有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又能扼山海之要，链接东北、蒙古、中原的，一个新的地缘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的光芒，已经盖过了长安洛阳南京开封，开始熠熠生辉起来。

这里就是北京。

而以北京为中心，蒙古高原、东北、中原，形成了新的地缘三角；以大运河和海运为依托，北京-江南-海外形成了新的经济三角，蒙古高原-环渤海两半岛-北京，形成了完整的陆海军事拱卫体系。

因此，新的千年，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已经成为过去时，北京成为中国新首都的地位已经愈加稳固

子彧说

从明到清，中国，这个东亚大国的地缘格局开始确定下来，到今天也没有再次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王稼祥说“西安已不具备地理中心”的原因。

而随着交通特别是海运的发展，经济中心更加向着沿海移动，内陆的劣势更加扩大。这就是为什么王稼祥说“开封洛阳经济落后局面非短期所能改变”。

军事方面，发展海军也是必然趋势，而防御海上威胁也成了国防的重中之重，这就是为什么南京“过于沿海军事上不利的”的原因。

而排除了这些因素，北京身处地缘中心，有环海之利而无海上威胁之害，还有京杭大运河的经济优势，加之当时亲近苏联的外交政策、东北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经济地位，北京自然成为无可替代的新中国首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