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既是就《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而言，也是就《红楼梦》与其它有关作品相比较而说的。并且，后边这“相比较”的一条，还是立论的根本。人们曾经为《红楼梦》写过许多深刻、精湛、优美的评论文章，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它与其它兄弟文艺、特别是与《金瓶梅》的关系。十年“文化大革命”固然不必说了；就是近三、四年来人们思想解放了，而这方面也还很欠缺。例如，一九七九年五月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简编》，这部二十万字的小说史专著，竟然毫不触及《金瓶梅》，更不谈它与《红楼梦》等的关系，不能不令人费解和遗憾；徐朔方同志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金瓶梅>成书补证》，其中写到：“《金瓶梅》既是词话体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个人创作的社会写实小说所取得的特意的进展就更加引人瞩目。《金瓶梅》的成书问题虽小，它涉及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关系却极为深远”。这无疑是十分恳切的论断。可借的是，也许限于文章体例，徐同志仅仅将《金瓶梅》与《红楼梦》并提了一下，究竟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却末予论述；支冲同志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海师院学报》上发表《<金瓶梅>评价新议》，亦只字未提《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而朱星同志在一九八O年十月出版的《金瓶梅考证》一书中，虽开辟专章并标以《<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关系》为题，进行过重点阐发，尽管给我们以不少教益和启示，却也有一些论点和论证方法叫我们不敢苟同。笔者不揣浅陋，愿就《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关系问题，略述刍议，以就正于各位同志。首先，我认为，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确实曾经明显地接受过《金瓶梅》的影响，并且从《金瓶梅》中汲取过不少重要的养料。《红楼梦》从《金瓶梅》中接受过哪些影响，汲取过哪些营养呢？最熟悉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过程的脂砚斋，在《红楼梦》第十三回为秦可卿购置棺木，“贾珍笑问价值几何”的一段上，宜言不讳地批道：“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所谓“壸奥”，当然指的是“深隐之处”的艺术功力。“壸奥”一词原出《文选》中的《答宾戏》，班固：“究先圣之壸奥”。虽然脂砚斋在这里指的是《红楼梦》于布局、笔法上深得《金瓶梅》的成功秘诀，但是，我们通过他的批语，却可以看出：（一）脂砚斋是以褒奖口吻、确切不疑地肯定曹雪芹深受过《金瓶梅》的启发的；（二）脂砚斋借用“究先圣之壸奥”的典故，是很赞佩曹雪芹向《金瓶梅》学习的。且不管脂砚斋的话如何，我们纵观《红楼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可见它对生活的认识和概括，对主题的提炼和揭示，对人物的刻划和褒贬，对结构的安排和穿插，以及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和体现，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受过《金瓶梅》的启迪。曹雪芹不再象《三国演义》的作者那样，倾心描绘甚至由衷赞赏封建的政治家、军事家们叱咤风云的业绩，不再象《水浒传》的作者那样，对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们持以既向往又惋惜的情怀，不再象《西游记》的作者那样，寄希望于幻境，托理念于佛国，也不再象《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那样，在郎才女貌、私相缱绻之后，终于金榜题名，死而复生，明煤正娶，欢乐团圆地收场，……不，曹雪芹却师承了《金瓶梅》的作者，他把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有意地倾注到当代的社会生活问题上，并通过自已对现实人生的细致观察和深切体验，而力求把握实际生活的主导面和本质特征。《金瓶梅》写西门庆这一泼皮无赖，如何由市井商人，经过狡诈刻毒的投机、敲剥，和卑劣无耻的行贿、拜亲，在巴结权贵、勾通官绅的过程中，暴发升腾，遂而横行无忌、荒淫无度，终至以人亡家破、荒唐一梦而告结。在《金瓶梅》全书中，上至大宋皇帝（实指明代宫廷）、朝廷宰相，下至帮闲篾片、虔婆烟花，共同组合了一幅幅灵魂极其肮脏、风气极端靡烂的“百丑图”。作品长达百回的篇幅，来搬演这栩栩如生的现实世界“百丑图”，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无先例、时无比肩的独一无二的巨著，难怪在《金瓶梅》问世的明朝当代，一些著名学者就“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而在清朝开国之初，它已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以至康熙时代还被人翻译成满文。作为饱学之士的曹雪芹，自当认真研读过《金瓶梅》，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将《红楼梦》跟“历来小说'相比，曹雪芹也径直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自己对“历来野史”的看法，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曹雪芹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更注目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更侧重于把握并反映封建社会人物的悲剧命运。曹雪芹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显示出他较之前辈的其它作家们，已经能够更清醒、也更深刻地体察到并描绘出封建统治阶级反动堕落、急剧瓦解的发展规律。请看曹雪芹的笔下，贾府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老爷、少爷们：贾政恪守封建纲常，却迂腐无能，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环们，无非膏梁纨绔、淫魔恶棍；那些养尊处优的太太、奶奶们，除了追欢逐乐，就是勾心斗角，一个个空虚无聊，而又惶惧不安；薛宝钗虽端庄贤淑，贾探春虽威严典雅，但也都难逃“薄命司”的悲剧命运，至于那个两面三刀杀伐决断的王黑凤，虽机关算尽，到头来也只不过是自挖墙脚，加速了封建家族的分裂和颓败而已。贾府老祖宗唯一“略可望成”的接班人——贾宝玉，虽聪明伶俐，却偏偏“行为偏僻性乖张”，终于离经叛道、悬崖撒手，彻底抛弃了这个贵族统治的腐朽世界。曹雪芹通过《红楼梦》生动地再现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历史面貌，有力地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而曹雪芹这方面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应该说是从《金瓶梅》那里受到启示，有所获益的。曹雪芹基于对封建社会黑暗王国的失望和谴责，也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不再以粗线条、大笔触和夸张手法去涂抹带有传奇性、神异性的政治、军事大战图；他没有重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艺术武器，而是借鉴《金瓶梅》的用笔之长，也象《金瓶梅》那样，运用“借一斑以窥全豹”的艺术构思，集中描绘并着重解剖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之家，以贾家从烹油烈火之盛，到树倒猢狲散的历史为纵线，横织着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的冲突，显得结构条畅而又缜密。《红楼梦》也象《金瓶梅》那样，以细针密线和娓娓絮语的艺术手法，通过平实真切的日常生活，诸如家庭中的亲友往还，祝寿送葬；男女间的明娶暗偷，争风吃醋；社会上的放利盘剥，告状投衙、官场上的夤缘升迁，尔虞我诈；……写的人物或妍或媸，一顰一笑，无不声口毕肖，使读者不知不觉被那浓郁的生活气息所包围而沉浸在逼真的艺术氛围之中。《红楼梦》继《金瓶梅》之后，对丰富并发展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经验，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次，我觉得要强调指出，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对《金瓶梅》既有抉择后的取借，更有扬弃后的升华。曹雪芹的卓越贡献，正在于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昭示了一条创作上“转益多师”与独辟蹊径辩证统一的成功道路。曹雪芹既严肃地冷酸地剖析了现实世界污浊、朽败的实质，又始终没有放弃他对人世生活的执着和热情。他既痛恨那室息生命的封建桎梏，又渴望那解放人性的未来明光。也唯其如此，他的慧眼丹心，就能于萧瑟中仍看到春温，于死灭里仍想到活力。他奋举那如椽巨笔在愤慨横扫魑魅的同时，又在欣然描绘着花卉——人的美好品性。《金瓶梅》的作者很颓唐、很厌世，不仅在黑暗势力面前畏葸退缩到宿命论的泥淖，而且，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很有点迷途徜徉、流连忘返的味道，甚至，在粪坑中滚打了一阵子，也情不自禁地品尝起蛆虫来了。因而，《金瓶梅》的作者虽会细腻委婉地再现生活（主要是市民阶层）的幽微隐晦，但却不会居高临下地对生活扒罗剔抉，也不会节制自己的笔墨以便精粹地勾勒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所以《金瓶梅》在铺叙日常生活的场景时，往往芜杂冗赘，不少地方令人有点昏昏然而不堪卒读；更不可原谅的是，《金瓶梅》毫无必要却喋喋不休地——且是以赞赏的口气——写了大量性交场面的词句和韵语，这些大都与情节的推移无关，更无助于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因为那些词句韵语大都为滥腔老调，只会诲淫引恶而别无长处，——这些正是《金瓶梅》中首先要严加删汰的槽粕。尽管鲁迅先生很客观地指出过：《金瓶梅》的“时涉隐曲，狠黩者多”——“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即，是明代上层统治阶级淫靡成风，“方药盛，妖心兴”的一种反映，但我们终觉得这也是《金瓶梅》作者自身精神境界不高的一种表现。至于《红楼梦》中警幻仙姑向贾宝玉提出“意淫”虽未必恰当，却多少可以看出是曹雪芹借此以鄙薄那些无聊之徒唯肉欲为是而不知有感情的下贱行为，《红楼梦》写宝玉的初试云雨情，秦钟的得趣馒头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冲决封建纲常规范，为青年们爱情婚姻而请命的意义；《红楼梦》写贾班、贾珍、薛蟠等的淫乱纵欲，偷鸡摸狗，则不仅交织在整体情节结构之中，是“箕裘颓堕”的生动写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凸现人物本性的作用。《红楼梦》驾驭语言的能力，也远远超出于《金瓶梅》之上，它将现实世界明朗而又深邃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描叙的社会画面，象生活本身一样，既汪洋浩荡，又点滴分明；既纵横捭阖，又洞幽烛微，那各具特性的众多人物，使读者呼之欲出，不仅让人在字里行间体测到时代的脉搏，更令人边读边思索着人生的真谛，美丑的命意……而这一切力透纸背的语言，却又轻巧自然，丝毫没有《金瓶梅）》的臃肿拖沓。所以，朱星同志在论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关系”时，冠以前人苏曼殊居士的原话——“《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全称肯定而不加分析，我认为是不妥当、不恰切的，照此之论《红楼梦》仅是一部蹈袭《金瓶梅》的“习作”，仅是一部无新意、无新法、无新貌的《金瓶梅》之“倒影”而已！果真如此，那参天大树般的《红楼梦》巨著，早已被弃置到末流次品的角落里去了，又怎能解释《红楼梦》对读者所起的强烈隽永的艺术震撼力呢？不能为了给《金瓶梅》昭雪，就不惜歪曲、贬低《红楼梦》。所以，我也不同意朱星同志把“《红楼梦》比《金瓶梅》更加深刻”的地方，仅仅归纳为：一是提出“意淫”，二是提出“风月宝鉴”，三是写乱伦的论点。《红楼梦》以饱满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揭示并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这些是《金瓶梅》无法企及的；曹雪芹的立足点更比《金瓶梅》作者高得多，他没有完全被黑暗所吞噬，他在苦海边上还翘望着东方的黎明，他以生花妙笔，以热烈真挚的感情，所着意塑造的正面人物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等，以其可喜可贵、可亲可敬的性格，在挣扎中透露出生命的活力，闪耀着作者理想的光辉，使《金瓶梅》相形失色；《红楼梦》所展示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其生动性、深刻性和丰满性，都远远超过了《金瓶梅》。《红楼梦》那炉火纯青的艺术语言，也是《金瓶梅》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昭示着中国古典小说一条更趋成熟、更臻完美的发展道路：它表明小说艺术中现实主义在健康发展，它表明，自然主义（《金瓶梅》的那些糟粕正是自然主义的体现）的艺术邪路，必然地要受到进步作家的抵制与摒弃，它表明浪漫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跟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伟大作家的手下，两者会有机地、灵巧地相互渗透的；它表明，作家的思想境界、美学理想与艺术修养，有着双重的重要性，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本文原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