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在著名男子天团“唐宋八大家”中，苏辙是最少单独露脸的一个。
没办法，他有个被写进《三字经》的励志老爸，又有个会做东坡肉的万人迷老哥。以至于每次出场，要么是聪明孝顺的好儿子，要么是沉稳懂事的好弟弟。时间一久，大家都快忘记他本人也是一位彪炳史册的重量级选手了。
这对苏辙来说并不公平。所以今天我们就安排苏辙单独出镜，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在别人的光环下长大的孩子到底有多厉害！
论作文，他比苏轼更犀利
苏辙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四岁又参加制科考试。那年的制科考试，虽然拔得头筹的是苏轼，但最引起轰动的却是苏辙。
当时苏辙写了篇言辞犀利的《御试制科策》，矛头直接对准宋仁宗，指责他不会用人，不懂理政，沉溺声色，迟到早退，官员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所谓仁政，不过是图个虚名……总之，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仁宗满脸铁青，“没想到朕在读书人眼里竟是这般不堪！”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考生，居然把皇帝骂到怀疑人生，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司马光等人认为：“这个年轻人，虽言辞激烈，但爱国心切，人才难得，不可错失。”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的试卷答非所问，又引汉唐末世的昏君来比盛世英主仁宗，不能录取！”
最后，宽容大度的宋仁宗一锤定音：“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于是苏辙入四等次，授职商州军事推官。不过苏辙以留京侍父为名，没有赴任。
后来，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的核心部门）。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但王安石并没有听从，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颁布实施。于是苏辙愤然上书表示抗议，并请求辞职外任。
此时的苏辙，年轻气盛，但刚直本色，已显露无疑。
论做官，他的成就更高
事实上，“三苏”之中，苏辙的仕途成就是最高的。
哲宗即位之初，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重回权力中心。辗转在地方做官的苏辙得以返京，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彼时的北宋，朝政混乱、吏治腐败、边防空虚、国力衰弱。苏辙忧心如焚，他一生所上奏章150余篇，绝大部分都作于这一时期。
从稳定政局、与民休息的角度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合时弊的建议：
在用人上，他连上数道奏折，历数新党任人唯亲、迫害忠良之罪状，罢免了章惇、韩缜等人，又将首鼠两端的大臣吕惠卿流放到了建州（今福建福州）。在民族关系上，他主张恪守“诚信”，怀柔西夏，反对边将寻衅生事，邀功求赏，以便取得安定喘息的机会，避免引起更大的外族侵扰。在内政上，他主张“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坚决反对全面废除新法，主张趋利避害，用其所长……
这些措施对于稳固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辙也因此深得高太后倚重，得到快速提拔。公元1091年，苏辙已官至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
南宋学者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言路辟，忠贤相望，贵痈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指苏辙）之力居多焉。”这段话无疑对苏辙在元祐年间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认可。
然而，高太后病故后，新党崛起，旧党之人，尽遭反击。刚刚走上仕途巅峰的苏辙，又跌进了谪贬的滑道。
论做人，他比苏轼更低调
客观讲，苏辙在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比苏轼要尖锐和激烈得多。但是他遭到的恶意似乎远没有苏轼那么多。
最后一次遭受贬谪，苏辙被贬到雷州（广东湛江），而苏轼被一竿子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继位以后，凡是旧党元老，多被贬至很远的地方，而苏辙则稳稳当当地定居颍昌。这是为什么？宰相蔡京一语道破原因：“以子由长厚，故恤典读厚。” 因为苏辙为人忠厚，与人为善，所以给予他特别的待遇。
苏轼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爱吃爱玩爱热闹，走到哪都要结交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而苏辙恰恰相反，别看他在政治上表现得尖锐犀利，生活中的他其实相当内敛。闲居之时，他往往闭门绝户，极少社交。如他在诗里写道：“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一年到头也没什么客人，所以都不必刻意打扮。“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尘外恶，且忍闲居苦。” 天地不可谓不大，我还是想把自己关起来，宁肯忍受闲居之苦，也不愿招惹是非。
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苏辙名字的由来：“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车马有功，无人念及辙，车马颠覆，也无人怪罪辙，因此总能在祸福之间，安然自处。一个'辙’字，仿佛一语成谶。苏辙晚年，儿孙绕膝，安然恬静，直到七十四岁仙逝，朝廷追封他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
学术上，他的贡献更大
苏辙有个老友叫吴厚，家里建了个“浩然堂”，吴厚曾向苏辙请教何谓“浩然”。苏辙回答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而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而这正是苏辙对待祸患的真实态度，也是他晚年的心境。
定居颍川后，他念及元祐年间的老友，仅剩自己一人，便将书房命名为“遗老斋”，并自号“颍滨遗老”，拒绝谈论时事，只以读书写文为娱。在这里，他教育儿孙，静心著书立学。在谪居期间，他先后著《诗集解》、《春秋集解》、《老子解》、《诗论》等，总共94卷，而苏轼才只有27卷。
此外，晚年的苏辙写了大量的诗歌，有关注气候节气的，如《春无雷》、《仲夏始雷》、《久雨》、《喜雨》、《苦雨》等；有议论农事的，如《杀麦》、《藏菜》、《秋稼》、《蚕麦》、《收蜜蜂》等；有记录田家生活的，如《索居三首》、《初得南园》、《泉城田舍》等。而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苏辙皆以“求道”为最高境界。论及文学影响力，苏辙或许不及他的兄长。但是二人风格各异，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对于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著述能扬名立万，入仕能位极人臣，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