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金：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我从来没有宣称我充分地知道我如何或为何写诗：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很容易被自我意识损害的技能，而诗歌理论并不太好，如果它妨碍诗人。如果我必须作出解释，我想最好是把它称为对某种独特经验的唯一可能的反应。你觉得你是惟一注意到某种事物的人，注意到某种特别美或悲哀或有意义的事物。接下去是一种责任感，希望用一个文字装置把这不同寻常的事物保存下来，并希望这个装置也可在别人身上引发同样的经验，使他们也感到“多美、多有意义、多悲哀”，从而把这经验保存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是一件简单和非知识性的事物。它可能是很复杂的，犹如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

　　这是否意味着我的诗歌过于个人化，既狭窄又显浅？确实，我写的诗，都跟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绑在一起。但我不觉得这会使它们变得表面化；反而觉得这使它们变得更好。如果我回避抽象，例如见诸于政治和宗教的抽象，那是因为抽象的东西对我的影响未曾强烈得足以成为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变得不再抽象了。我觉得，我想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反应是：没错，我知道你说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并且，我希望不仅是现在的读者而且是未来的读者，不仅是英国的读者而且是世界任何地方的读者，都这样说。

　　

　　

　　个人背景

　　

　　实际写诗，其中一个快乐是它给予你最后和光荣的解脱，使你不必再担心脑中的抽象诗。在一个把诗歌视为教学大网而非菜肴的时代，这是最丰盛的奢侈。另一种相似的解脱，是不再操心别人写的诗。在青年时代——譬如说，在二十五岁前——词不达意迫使你去接受间接表达的感情，而缺乏经验则使你把文学与生活等同起来。后来，所有诗歌似乎多多少少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它不是你自己的，而你又有了经验，文学在生活旁边便显得不重要，恰似生活在死亡旁边显得不重要。上述理由可能是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愿跟着诗歌跑的原因之一。此刻伸手可及的诗集，是霍普金斯、惠特曼、华兹华斯、弗洛斯特、巴恩斯、普雷德、贝杰曼、爱德华·托马斯、哈代、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萨桑和奥登，但我在他们的书出版前就订购的健在作家，主要不是诗人（除了贝杰曼）：沃、鲍威尔、埃米斯、格拉迪斯·米切尔、巴巴拉·皮姆。

　　我得说，现在我一点也不去想诗歌中任何新东西。至于这是饱和、麻木，抑或是有意排除干扰，我就说不清楚了。

　　虽然承认这点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但我知道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有害的。有一种理论，认为每首新诗就像工程师的草图一样，应统括过去的一切，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这意味着在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前，必须先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似乎是教室的观念。我曾说过，阅读是早年生活的正常部分，但是对一位诗人来说，阅读的真正作用是发展他自己身上的诗歌肌肉，以及让他看到什么是已经有人做了的（其含意是不应再做，至少我这么理解）。风格的形成，更有可能来自局部的邋遢样本，而不是来自获得前后连贯的文学教育。

　　无法解脱的东西，是头脑与想像力之间的持续斗争，难以决定什么才够重要，才值得去写。我想，大多数作家会说，他们写作的目的，是要保留他们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不幸的是，要写得好，便牵涉到你必须享受你正在写的东西，而从任何人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中，是得不到多少快乐的。你写作所享受的东西——想像力忙不迭地要帮忙的东西——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补偿，是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环境中维护你自己，是表明（通过写它）你控制某个局面，如此等等。把受苦者与创作者分开当然没错——我们也把汽油与发动机分开——但是后者依赖前者却是绝对的。再次，想像力总是随时准备沉湎于它的迷信物——古典和庄严的，每个裂口都装满矿石——没有可靠的基础或合理的鼓励。简言之，唤起想像力的东西，很少可以获得智力或道德意识的许可。同样地，适当地真实的主题或充满激情的主题，只会赢得想像力最虚弱无力的支持。诗人永远处于那个普通的人类境况，也即因为他相信一样事物所以试图去感受它，或因为他感受到一样事物所以相信它。

　　因此，除了遇上两者丰富而狭窄的步调保持一致的时刻外，他的写作总是在装模作样的卖弄小聪明与愚蠢可耻的自我放纵之间改变方向，而宁愿偏向这边的失败而不愿偏向另一边，是毫无意义的。他所能做的是希望他可以继续抓住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相反的推力使双方达成协议那一瞬间的闪光。（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