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张祖礼的传奇人生
张祖礼（左二）驾机起义归来收到解放军领导接见
张祖礼（后排左一）与驾机起义归来的战友
张祖礼（左二）与驾机起义归来的战友合影
2008年11月27日，张祖礼（左二）在南宁参加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立70周年活动
张祖礼与老伴近照
他的经历原以为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殊不知，他的一生比影视剧还要精彩绝伦。有些事，我们应该时刻铭记；有些精神，我们终将坚守于心。
敲响老银杏树下的木门，半晌，奶奶打开了门“你们找谁呀？”“奶奶，我们是来采访张祖礼爷爷的。”奶奶让我们稍等片刻。
当老人被推到微微阳光照射的银杏树下，我们开始和他聊过往，走进张祖礼老人的记忆中。
投笔从戎：远渡重洋学领航技术
“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四姐张祖文、堂哥张祖贵、姑妈张博文是地下党员。受他们的影响，18岁那年，我参加了学生军和'读书社’。”回忆往事，张祖礼记忆犹新。
张祖礼出生于1919年，广西博白人。1938年11月，正在博白中学读书的18岁张祖礼参加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1940年夏季，学生军被国民党整编后，他离开学生军到桂林高中读书。
1943年高中毕业后，张祖礼考入国民党空军航校，经3个月的培训，1944年2月，被派到印度拉合尔学习航空理论，同年7月，又被派往美国学习领航技术，并取得甲种领航员证书。
回忆过往，张祖礼自豪地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不仅学会了为飞机引路，而且也为自己找到了人生方向。”
张祖礼回忆，《美国华侨日报》是他和同学们比较喜欢的媒体，在这张报纸上他们不时能够看到一些进步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张祖礼说，随着大家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少同学私下相约，回国后要设法到解放区去找共产党。
学成回国后，张祖礼被分配到驻上海的国民党空军8大队35中队任领航员。不久，他认识了101中队的张雷。“张雷的表姐是新四军，我想通过这条线去解放区。”张祖礼说，但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雷后，被拒绝了。张雷说：“国民党的空军是一个很难打进去的系统，希望你留在上海，为解放全中国工作。”
1948年秋，张祖礼升为35中队中尉情报参谋。这期间，他也有了定点联络人——晋冀鲁豫城市工作部派到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月英。他们每周六都会在虹口公园碰面，交换情报。通过王月英，张祖礼将国民党空军部署情况，各型飞机的性能参数、武器配备、常去的轰炸地点等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党的组织。
平日里，张祖礼还特别留意接触身边思想进步和努力学习俄语的同事。当时，张祖礼简单地认为，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能主动学习俄语的人一定是向往共产主义的。按照自己的这种推论，张祖礼开始向郝桂桥、俞渤等青年军官周围靠拢。
驾机起义：夜幕中投下1000磅炸弹
1948年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重要拐点，这年的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直逼上海、南京。11月6日，被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淮海战役打响后，张祖礼所在的8大队奉命飞往战场执行轰炸任务。张祖礼说：“那段日子，我最怕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只要飞机一起飞，就意味着又有很多同胞可能遭遇不幸。”为了消极抗令，张祖礼先是以感冒头晕为由拒绝执行任务，到后来干脆就泡病号、住医院。同时，张祖礼也利用这些赋闲的日子学习俄语，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前期准备。
1948年12月3日，经俞渤、郝桂桥等人的努力，张祖礼从上海转到南京，成为郝桂桥所在机组的领航员。张祖礼说，到南京后郝桂桥告诉他：“房子已经准备好，可以搬家了。”他们约定，由郝桂桥选择起义时机，并商定：每天吃饭时都看一看郝桂桥，如果郝桂桥点头，就表示当天要起义，如果摇头就表示继续待命。
12月16日，南京大校场空勤食堂的告示牌上贴出了“晚饭后，蒋总统邀请全体飞行人员到新生社（国民党空军俱乐部）看电影”的通知。在食堂，当张祖礼与郝桂桥四目相对时，郝桂桥轻轻点了点头，张祖礼立即会意，起义的时机到了。
当日晚上，张祖礼他们以各种借口推掉了蒋介石请大家看电影的邀请后，悄悄带上手枪、耳机、飞行图纸，在俞渤宿舍里集合。俞渤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作了起义前的动员：“如果行动暴露了，由周作舟引爆炸弹，我们和停机坪上的飞机同归于尽；如果半路上发生枪战，大家都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9时，张祖礼等5人悄悄摸进了机场，几经选择最终确定了编号为514的B-24重型轰炸机。当日，这架飞机的弹舱内不仅有5颗1000磅炸弹，而且有足够让张祖礼他们飞到解放区去的汽油。
20时许，当蒋介石还在俱乐部内给全体与会飞行人员训话时，张祖礼等5人已经驾驶飞机飞临南京城的上空。20时15分，5枚千磅炸弹从弹舱内投向了钟山脚下……
奔向光明：火把为起义勇士照亮跑道
张祖礼回忆，机组在南京城上空投下炸弹后，加大油门向解放区方向飞去。后来才知道，因轰炸机投弹系统已经被地下党动了手脚，炸弹并没有炸中国民党的“总统府”，而是在国民党新军俱乐部外爆炸了。
“起义后，我们原计划准备前往东北解放区，但后来机械师陈九英向俞渤报告飞机的油料不够飞到东北解放区，我们决定改飞石家庄。”
晚上12时左右，飞机到达石家庄上空时，地面一片漆黑，随即高炮声和重机枪声骤然响起，道道火光不时在飞机的前后左右划过。原来，由于张祖礼他们是临时改飞石家庄，又没有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驻石家庄的解放军误以为这是一架前来偷袭的国民党飞机，因而对地面的灯光实施了紧急管制，并向他们开火。情急之下，俞渤将航行灯作为信号灯，打开、再关闭，半闭、再打开，反复数次向地面发出信号，但炮火仍继续向他们射击。
“我们找不到机场，无线电又与塔台联系不上，只能听天由命地一直在石家庄上空盘旋。后来，解放军看到飞机一直盘旋，又不投弹，可能是明白了我们的来意，他们停止了射击，并在跑道两侧点起数千只火把，移开了拦阻跑道的汽油桶。12月17日1时，我们平安降落在石家庄机场。这时，油量表显示：飞机的油料只能再飞行20分钟。”张祖礼说。
飞机在机场安全降落后，张祖礼一行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次日，受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委托，罗青长专程赴石家庄对他们表示慰问和欢迎。1948年12月17日，美联社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首府南京，昨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据权威人士说，炸弹是从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上不慎掉下来的。”当张祖礼他们在石家庄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由自主地笑了。
数日后，张祖礼等5人驾驶飞机飞赴沈阳，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
集结南苑：艰难备战受阅飞行
在得知这次要执行的任务是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时，大家激动得说话声音都在颤抖，但欣喜和激动之余，他们又为眼前的一切犯起愁来了。
张祖礼说：“当时，我们要面对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距开国大典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二是南苑机场的10多架飞机不仅旧而且杂，维修任务重，安全压力大。三是飞行和机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在新疆学习飞行的长征干部，又有国民党起义人员，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由于飞行经历、技术水平和所飞机型的差异，这样一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要在短时间内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困难重重。”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祖礼和他的战友们仍然积极投入到开国大典前的飞行训练。
张祖礼回忆，那是一段紧张而忙碌的日子，每天天未破晓，就开始做准备、飞行、开会、讨论、解决技术难题，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一天24小时对于我们来说，总是感到不够用。但尽管这样，10多天下来，我们的心里对能否完成受阅飞行任务仍然没底。
于是，我们向飞行队邢海帆提出建议，能否向中央请示，先在受阅飞行的航线上，搞几次受阅飞行演练。
经请示，中央很快同意了。于是，在邢海帆的带领下，张祖礼等人迅速完成了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并拟定了将17架飞机分成6个小队通过天安门的飞行预案。同时，考虑到此次受阅是人民空军首次亮相，为了使编队飞行井然有序，还特别对不同飞机的航速作了计算、提出明确要求。随后，为检验飞行预案和数据是否准确可行，张祖礼等人又进行了多次验证试飞。后来，考虑到飞机太少，又有人提出9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接在6分队后面，再飞一次的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了演练和受阅实施方案。
开国大典：17架飞机飞出了26架
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15时整，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健步来到麦克风前，用浓重而高亢的湖南乡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顿时，聚集了30多万军民的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6时整，盛大的阅兵式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南苑机场上17架引而待发的受阅飞机也开始咆哮、开始怒吼！它们期待飞翔，它们期待在人民空军首次亮相中一展军威！
16时35分，陆军机械化战车师行至天安门广场的同时，26架次受阅飞机，也依次飞越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天安门，飞机的轰鸣声与地面滚滚的铁流、鼎沸的欢声，交相呼应，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这天，张祖礼是在长机——蚊式轰炸机领航员位置上接受检阅的。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瞬间，他向下看了一眼，尽管这一眼如风驰电掣般一闪而过，但是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这一瞬间已经让张祖礼回味了60多年，而且还将继续。
60多年后，期颐之年的张祖礼，每每回想起那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仍激动不已。“我想，毛主席他们一定看到我们的蚊式飞机了。”张祖礼一脸幸福地说。
张祖礼告诉记者，蚊式轰炸机是加拿大生产的，螺旋桨桨叶是木头制成，而机身的蒙皮也是木制层板，飞机轻，但速度快。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那天，两架蚊式飞机是最后从南苑机场起飞的。
当天的编队飞行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堪称经典。他回忆说，我们按照受阅飞行预订的起飞时间起飞后，在北京东郊双桥上空盘旋编队，并从这里进入起航点，由东向西飞行。进入航线飞行后，3个P-51战斗机分队在前，4分队两架蚊式轰炸机随后，接着是5分队的3架C-46飞机和6分队的1架L-5通讯机、两架PT-19教练机。在6个编队中，除两架蚊式飞机是“一”字排列外，其他各分队都是“品”字编队。按预订方案，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先直飞再右转，沿北京外围飞行，与6分队接上，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前后都有9架P-51型战斗机，而受阅飞机也就由17架变为26架。
张祖礼介绍，完成受阅飞行，返回南苑机场后，他和邢海帆等9人又接到参加国庆宴会的通知，当时他们还沉浸在受阅飞行的喜悦与自豪中，这接踵而来的喜讯一下子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以至于赴国宴时，竟然连飞行服也没有换下，大家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席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还来到我们中间举杯祝酒。周总理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他还勉励我们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继续努力。”张祖礼说。
后记
采访中，张祖礼的妻子李秀芳向我们展示了1949年1月30日刊出的《华北画报》封面，上面印有张祖礼等5人起义时的合影、起义飞机、在解放区受到热情欢迎的场景，以及5人换上解放军军服的照片。封面文字称他们为起义的“勇士”。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俞渤和张祖礼等起义人员。周恩来希望他们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
1949年8月，张祖礼凭借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完成了北京至酒泉的首航任务。
1956年，张祖礼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前身）任领航教师。1983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同年，64岁的张祖礼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百岁老人张祖礼仍然会在妻子的搀扶下往返于家属区的林荫间，也许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与你擦肩而过。
结束语：无论是年少的抗战经历还是年老的教书生涯，张祖礼这一生始终不变的是一颗拳拳爱国心，即使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下乡艰苦生活二十多年，也无法磨灭他对祖国的热爱，而且愈来愈深。正是满腔的爱国热情让他回到中飞院，继续为祖国的民航事业奉献毕生的心血。
□撰文：李忠粮 蒯梦月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