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设立“花烟馆”，设置女招待，使烟...

“日本人设立“花烟馆”，设置女招待，使烟馆成为吸毒与嫖妓的混合场所，其名有消愁处、神仙世界…”

租界制度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英、法、美、德、俄、日、比、意、奥等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一些用于居留和贸易的区域，这些区域称作租界，其特点是这些地区不受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外国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部分国家主权。

从1898年开始，日本在天津占有租界，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毒品贸易，除去一些正常的经营外，日租界中的药铺、饭馆、杂货店，鲜有不经营违禁物品的，而且都是做大宗的现货交易，小量零售的很少。日本利用“公开出口”“秘密贩运”等方式，除转运输出鸦片外，还大量转运一些新毒品来华。当时，日本还不能自制吗啡，其运到中国的吗啡，来自英、德、美等国。从1915年开始，日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且数量急剧增加。在天津日租界中有5000余名日本侨民，其中从事吗啡等违禁品批发业务的达70%。我们从天津日租界某高级饭馆雇有158名艺妓一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的富有。

天津日租界被视为“走私者的天堂”，整个日租界，成了鸦片贸易和毒品制造的中心场所，贩毒者之多，在1921年据称即已有鸦片烟馆70家，海洛因、吗啡店100家。

1935～1936年前后，日本控制的“多数制毒工厂已由热河、满洲及关东租借地移至天津及唐山一带，再以天津为中心，私运至远东各地，并遍及全世界。故今日之天津日租界，几全为制毒工厂”。

卢沟桥事变以前，天津的日本租界就是一个制毒、贩毒的基地。那些“洋药房”“洋行”制造的毒品，不仅流毒津门，使天津受害者甚多，而且跨洋过海，贩运至欧美等国，遗祸无穷。天津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毒化政策不断升级，天津各处均可公开贩运、销售毒品。天津仍然是大型的鸦片交易市场。

由于社会风气腐败，吸毒者日众，在日伪的诱使下开大烟馆的多起来。在天津大街上，挂起牌子经营吸鸦片的烟馆，名叫“土膏店”。在通衢马路两旁，什么“会友土膏店”“群英阁土膏店”“夜来香土膏店”，还有什么“阳春楼”“福记”“林记”等，名称各异，牌匾高挂，招徕烟客。店铺里陈设着吸食鸦片的烟枪、烟灯、烟盘等烟具，熙熙攘攘的烟客，在烟馆横躺竖卧，喷云吐雾，毒烟弥漫，毒气四溢。这样的大烟馆遍布全市。

为了诱使更多的中国人吸毒，日伪政权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推销毒品，他们设立了“花烟馆”，在烟馆中设置女招待，使烟馆成为吸毒与嫖妓的混合场所，其名称有消愁处、卧云楼、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等。

在城镇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招徕烟民的广告。为诱使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加入吸毒者的行列，除开设花烟馆外，日伪还开设了许多条件简陋的烟馆，有的只是一间房子，里面用木板架上床位，烟具因多人使用而变得满是油垢，龌龊不堪，光顾这种简易烟馆的多为体力劳动者和无业游民。有些烟馆还让老顾客四处发展新烟民，谁能带来一个新顾客，就发给一定的奖金，或免费吸食一段时间的鸦片等。

日伪经营毒品生意纯粹是为了敛取财富。1936年被日军相继占领后，根据兴亚院的指令，强制农民种植罂粟，变成东方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日伪对鸦片实行垄断贸易，从农民手里低价统购，再用高价专卖，取得超额利润。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大肆制毒、贩毒，用鸦片残害中国人民，可是他们自己却把狰狞的面目隐藏起来，把朝鲜浪人推到贩卖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的第一线，去直接经营“洋行”，狡诈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躲在背后指挥，获取丰厚的资财。日本侵略者更是用丰厚的利润引诱和扶植大批的中国投机商和来天津发国难财的人，在贩毒和制造毒品中，他们豢养了一批中国的奸商和汉奸。“土膏店”的开业与经营很简便，只要承认纳税即可，给日本宪兵或给警察一些贿赂，就可以做这个附逆伤害自己同胞的生意。

日伪政权也有一套引诱中国人吸毒的政策。他们对吸毒的市民，由伪禁烟局颁发“吸烟证”，凭证可以在市区任何一个土膏店吸食毒品，价格在“官土”价格的基础上给予优惠。当时，每个大烟馆相互竞争，将领来的数百张“吸烟证”争着发给烟民。

据日本投降前后的统计，全市领取吸烟证经常吸毒的人有31450人，占当时天津人口的1.76%。伪禁烟局几年累计发放的吸烟证达30万张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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