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历代赋论的价值与意义
赋论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可与诗话、文话、词话、曲话、四六话一起构建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料的宝库。诗话、词话和文话均起源于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鼻祖，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 1071）致仕退居汝阴时期；第一部词话是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词》，约成于元丰初年；第一部四六话要数王铚的《四六话》，编成于宣和四年（ 1122）；而今存第一部文话著作当推南宋干道六年（1170）成书的陈骙的《文则》，它是我国最早的辞章学专著，实已不为说部所限了。自此以后，历元明清三代而至于今，汇纂类丛书层出不穷，如诗话有清代何文焕的《历代诗话》（ 27 种）、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 29种）和《清诗话》（ 43 种），近人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 34种），今人则有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等。（甚至域外诗话诸如日本、朝鲜诗话也有汇纂之书，如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词话方面则有唐圭璋的《词话丛编》（ 1934 年初版60 种，1986 年修订版增补为85 种）、朱崇才的《词话丛编续编》（ 38种）；文话方面有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 143 种）。即便是在古代文论史上较为晚出的曲话、小说话，也多有汇纂之作，如曲话有蔡毅编着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 48种）、俞为民等的《历代曲话汇编》（其中专著近120 种）；小说则有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黄霖、韩同文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清泉主编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録》( 文言笔记小说部分) 等。然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辞赋的偏见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赋话类著作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辞赋研究、辞赋创作和批评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赋论资料整理也出现了徐志啸的《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高光复的《历代赋论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陈良运、王以宪等《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何沛雄的《赋话六种》（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出版社1982 年版），王冠的《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版），此外还有单部赋话的校证本，如《雨村赋话校证》（詹杭伦，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版）、《历代赋话校证》（何新文、路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等。在一些赋论的有关著作中，也有零星的赋话出现，如詹杭伦先生《唐宋赋学新论》中有对《声律关键》的整理和校注等。然缘于体例（如校证）和资料收集的不便，至今仍然没有一本集大成的赋论资料汇编，这与辞赋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隆尊地位和当下的研究盛况是极不相称的，由此可见，编纂一部资料翔实的赋话类辑之作是十分必要的。
（一）
中国古代的赋学批评是伴随着赋学创作而展开，夷考历代赋学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汉代、魏晋六朝、唐宋、元明和清及近代五个时段。
汉代是我国赋论的滥觞期，刘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都发表了极有价值的赋论，如“讽谏说”、“丽则”与“丽淫”辨、“赋迹”与“赋心”说等。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赋学专书，赋论资料主要集中在史书（如《史记》和《汉书》）、子书（如扬雄《法言》）、笔记（归子部“杂家”）及论文书牍（多归集部）中，并不成系统。
魏晋六朝是古代赋论的发展与成熟期，此时的赋论一方面表现出对两汉赋学理论的继承，如对“赋者，古诗之流”的肯定即是如此；另一方面，对赋体的美学特征的描述与探究成为赋学研究的主题。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赋论家和赋论文章，诸如左思的《三都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萧统的《文选序》等，但就其理论形态而言，仍然表现为大量的赋序，专门性的赋论文章亦不甚多，多散见于史传、笔记、题跋、书信、碑传之中。刘勰的《文心雕龙· 诠赋》是此期最为难得的富有理论性与体系性的赋学专书。从历史的纵向考察，魏晋南北朝赋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建安、两晋、南北朝三个发展阶段；从赋论家倾向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即博物浏亮派，以二陆、潘岳等人为主；讽谏征实派，以左思、皇甫谧、挚虞等人为代表；折衷派，以刘勰、萧统为代表。
唐宋两代，由于科举试赋，律赋创作蔚兴，使律赋成为一代之“正典”。赋论由初唐史学家、文学家的反骈逐渐过渡到对赋格、赋法的讨论（当然其中贯穿着试赋与试经义之争）。赋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赋如何写？唐代的赋格、赋谱，宋代秦观的赋论即是以此为生发点的；二是科举试赋的必要性，“赋兼才学”是否是一个真命题，成为赋论家所关注和思考的中心所在。这一时期的专门赋论和赋集并不多，大多集中于史书、诗话、文话、书信、序跋等批评资料中。此期最为重要的赋学现象是出现了一些讨论赋格、赋法的书，如《新唐书· 艺文志》和《宋史 · 艺文志》著录的即有：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和凝《赋格》一卷。今惜不存，惟有唐抄本《赋谱》一卷，由日僧带回日本，保存至今。此外还有白居易的《赋赋》、郑起潜的《声律关键》一书，也是讨论赋法与声韵之学，值得重视。
元明两代是赋学的复古期，元代始废科举，后改试古体赋，明代废试赋而改考以八股文。这对于唐宋以来的律赋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期的赋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别集中赋论、总集中赋论、诗话中赋论。出现了刘埙、祝尧、李梦阳、吴讷、徐师曾、陈山毓、王世贞、胡应麟、费经虞等重要的赋论家。尤其是祝尧的《古赋辨体》，以选文批评的形式开创了赋学批评的新风气，是《赋谱》、《声律关键》之后一部最为重要的赋学专著，对明清赋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多部赋选集和总集，考诸书目，尚存（或存目）者即有：李鸿辑《赋苑》八卷，施重光辑《赋珍八卷》，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赋》十卷，周履靖、刘凤、屠隆辑《赋海补遗》三十卷，无名氏辑《赋学剖蒙》二卷，无名式辑《类编古赋》二十五卷等。序跋和选本批评成为此期重要的赋论现象。
清及近代是古典赋学的总结与转型期。赋的编集及评论著作空前增多， 即赋话而言，自李调元《赋话》创制以来，即有浦铣《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王芑孙《读赋卮言》、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余炳照《赋学指南》、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等多种。其他专论赋作的也不少，如程廷柞的《骚赋论》、纳兰性德的《赋论》、刘熙载的《艺概· 赋概》等，古、律争胜，形成了赋学批评的高峰。从时段而言，经历了清初、康雍年间、乾嘉道、同光以降等发展分期；从批评形态而言，则有古律之间的多次争锋。而清代的赋选总数应在五百种以上，大量的书信、序跋、论文书成为清代赋学繁盛的标志。一直到晚清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的赋论话语，才开始了赋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传统的赋学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赋学研究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
古代赋学批评“与诗画境”，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在清代乾嘉时期，以第一部赋话（浦铣的《历代赋话》）的出现为标志。此前的赋论，大多散见于史传、序跋、笔记、诗话、文话和选本评点之中，并没有完全的自立意识，即使是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也还是以赋选的形式和面貌出现的。而考察古代赋学的批评形式，和诗话、文话一样，形态各异，学者对赋论的分类也多有不同。程章灿先生在《辞赋批评：思的框架与史的脉络—以六朝赋话为中心》即提出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来源：（ 一）专论和附论，（二）赋序，（三）笺注，（四）史传，（五）笔记小说与其他子书。在《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 年）序言中则又细化为别集、总集、诗文话、赋话、史传、书目、诸子、笔记、类书、出土文献等十类；冷卫国在《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一文中则认为，赋论数据可能来自史传、文学批评专论、子书、类书、笔记、书信、赋序、赋作正文、诏书、奏议、诗歌、批注、碑文、字书、佛教典籍等十五个方面。游适宏在《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的绪论中则把赋论数据分为三大类别：（甲）赋学专门著作，包括赋学专论、赋选、赋话、赋格、赋篇序跋、论赋的文学作品、赋篇评点等；（乙）其他文学著作，包括综合文论中论赋部分、诗文话中论赋部分、文学选集、辨体文选等；（丙）其他，包括史著中涉及赋学者、子书中涉及赋学者、类书等。詹杭伦在《清代赋论研究》则按照其在赋文献中的不同存在方式分成八类：单篇赋论文章、诗话文话中的赋话、类书中的赋论赋话、赋话赋格专书、以赋论赋的作品、赋选序跋凡例作法评点、书目提要以及其他学术专著中的赋论等。总括起来，可以约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颇见体系性和理论性的赋论专著的出现，这当然可以祝尧的《古赋辨体》为标志，虽然祝氏依然采取的是赋选结合赋论的形式，但把每卷前面的赋论集合起来，显然构成一部简明的赋史和赋学论断，且具有明确的体类意识。此后清代浦铣的《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李调元的《赋话》，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余丙照的《赋学指南》等，体裁严整，已初具规模；二是受到诗话、词话等形式的影响，具有随笔、说部性质的赋学著作，这类著作，多是随口而发，内容博泛丛杂，多记载一些佚闻趣事，如孙奎的《春晖园赋苑卮言》和一些笔记中的赋论即是，大都漫笔而成，于理论性和体系性有所不足；三是辑纂历代赋论之作，述而不作，如各种类书，即是把前代有关赋的评述和判断杂辑起来，不加任何按语，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等即是；四是有评点的辞赋选本。赋集之选始于魏晋以后，唐宋沿承，元明清三代洋洋大观，汗牛充栋，成为赋学批评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尤其是清代更是如此，几乎重要的赋选均有赋家的品评，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于细微处见精神，往往于赋之结构、赋学风格和用词用语多有会心，颇多独到之见。
以赋话、序跋和单篇赋论为主要载体的古代赋学，虽然形式上有凌乱芜杂之感，但其内涵却极其丰富，涵盖了赋源论、赋用论、赋体论、赋艺论和赏鉴论的多个层面。举其荦荦大端，主要有（一）赋源论，即赋的起源问题，有诗源说、骚源说、诸子说、隐语说和折衷说等。其中“诗源说”的影响至深至巨。“诗源说”缘于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说，其后历代相沿，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赋者，古诗之流也。”左思、挚虞、刘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一直到唐代李善注《文选》《两都赋》亦云：“《毛诗 · 序》曰： 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一直沿承到元明清，概莫能外。而同时骚与赋的关系则缘于诗、骚的关系而充分展开，刘勰说：“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是对诗、骚、赋关系与流变的最为恰切的表达。“诗—骚—赋”的渊源论与祖骚宗汉的“正体论”就成为后世特别是清代赋论家的共同话语；（二）赋用论，与诗源说相关联，班固持“或以疏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的赋用观，“谀颂”和“讽谏”成为后世赋作经世致用的政治表达，虽然在脱离政用的个人情感中，赋也有适情的抒情色彩和诙谐成分，但要以治用为主；（三）赋体和性征论，在汉以来的辞赋发展过程中，赋由骚体而散体、骈体、律体，直到宋代的文体赋，历代赋家对赋体即有多方辩说，如林联桂分赋体为三：骚体赋、骈体赋和文体赋。对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前期主要集中在“铺采摛文”和“体物写志”上，而宋代以后，又融入“义理”一端，于“情、辞、理、意”均有阐发，明吴讷《文章辨体》云：“盖诗人之赋，以其吟咏情性也；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亦以其发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辞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则无咏歌之遗音。”而后清代的赋论者在反对明末赋风纤靡饾饤的同时，以骚、汉为宗，张扬赋作情的本体地位，可以看作遥接骚汉、近承元明赋论的赋情回归，对前代有所发展的是，清代的古赋论者在元代陈绎曾和祝尧、明代吴讷等人的基础之上，对赋作的情、辞、理、意及其之间的关系皆有所阐发，表现出集大成的理论特色；（四）赋艺论，即有关赋的写作技巧，写作方法的探讨，以及“有法”与“无法”关系的研究。这在赋作为科举之一途的唐、宋、元、清时代更是如此。如在唐代，一些赋格类著作开始出现，一直持续至清代，许多赋话和赋论即明言为授徒之作。而在对作品的赏鉴批评中，也多是结构层次和语言辞采的分析，表现出浓重的重“法”倾向。除此之外，还有沿承久远的古律辨析和论争，作家行迹及逸事等生平背景的研究，以及大量的考订、辨析、辑佚等文献方面的内容和道、气、境、味以及风格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以上是我国赋论的大致构成，其对赋的起源、功用和结构、艺术的全面探讨，勾连起来，即成为古代赋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所蕴含的思想、灵性和艺术经验，足以导启来者，于我国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与自成特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补苴作用。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古代赋学，重新发掘和充分认识中国文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传统特点，对于当代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意义不容低估。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并不代表只是片面强调赋话的积极影响，由于赋话晚出，从而使得赋论与诗论、词论、文论以及选学、骚学形成交互，从而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一方面肯定赋论价值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和不足：一是体系性不是太强，自始至终，赋话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形成具有自足性的宏大体系。虽然说由于至清代出现了几部于赋论有重要影响的赋话，赋学批评相对独立一些，但由于诗文理论的强势影响，赋与诗画境并不是十分彻底的，赋和诗、文，乃至股文批评总是缠绕在一起，而赋话也多是采用诗文批评的印象点评和选本批评等形式，真正如程廷祚的《骚赋论》、刘熙载的《艺概· 赋概》等具有精深理论意义的文献资料并不太多；一是重复和繁冗的现象突出。如赋源论，自班固提出诗源说后，历代大量的赋论开篇即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述，惹人憎厌。又如汉魏以来的赋学观点，在唐宋以来的类书中被大量重复征引，毫无胜义可言。出于科举试赋的需要，唐宋时期的一些赋格、赋法之类的著作，在后世特别是清人的笔下发展到极致，余丙照《赋学指南》裁对即有卦辞对、干支对、数目对、反正对、流水对等条目，首段起笔亦有“直起、陪起、题前起、对起、翻起、颂扬起、暗笼、明擒、古体”等形式，诸书陈陈相因、转相因袭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种现象和古代的诗话、文话是一样的，多缘于古人尚用的文章写作学观念，在古人的心目中，除了文道、文气和文境等形而上的论述之外，大量的内容是为现实指导初学者服务或者是对写作经验的总结，强调其操作性和实践性自是题中之义，而并非如西方文学批评所谓的纯粹的学理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和理论架构，缺乏批评的系统化和严整性，于是转向纤微毕陈，道器杂糅。当然其中也不乏精到深微的艺术见解。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思考，众口一词，重复征引，也表明了后世赋论者的一种态度，从中既可以窥探历代文风的趋尚，也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深层文化学的含蕴。比如赋源于诗、变于骚的观念在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后世乃至清代赋论家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讨论的目的究竟为何？其实众口一声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潜意识，由于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属于经学时代，经学与政治意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尊经致用说到底是为了稳固封建统治秩序。在文论家的观念里面，诗骚传统代表的是怨而不怒，言情而中节的治道之音。缘此可以看出，历代赋论家特别是经学大盛时期清代的赋学家“推源溯流”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文体探析，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导源”篇中用宗法制的宗子概念阐释赋的发展变化即可能有这方面的意识体现，其以西汉赋为正则，以三百篇为百世之宗，以屈原、宋玉为别子，继别为宗，表现的是对《诗经》地位和正统秩序的维护，其真实目的是在返本归源中“正本清源”，重建文学规范和文学秩序，以对唐宋以来赋体的失范进行规范和定型。可以说，整个诗源说的历史，历代赋论家所反复言说的古诗之源，诗骚并举，与其说是对源流统绪的追索，不如说是大一统文化的要求，是“清真雅洁”的文体规范，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明乎此，对于古代赋论的重复和芜杂，既可以说是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缺失，又可以说是“述而不作”复古精神的表现，其中隐微曲折，取舍斟酌，也责在后人了，探颐索微，张皇幽眇，也等待我们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