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逝去了的“清华圣人”
“月涵寡言，天下皆知”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因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被清华师生公认为最可尊敬的“终身校长”。他不仅引领清华大学由一个普通大学成为可与北京大学并肩的中国最好的大学，还在抗战时期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创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成为世人尊崇的教育家。
与此同时，梅贻琦也留下很多佳话，其中，他的寡言令人难忘。他的弟弟梅贻宝[1]在文章中提到：“月涵寡言，天下皆知。”又说：“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
梅家兄弟共五人，梅贻琦为长兄，梅贻宝为最小的弟弟。不过，按照家族中的排行，弟弟们都称梅贻琦为“五哥“。梅家本来是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但晚清时期已经家道中落，庚子国变时更是被洗劫一空。梅贻琦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咬着牙让每个孩子接受教育。梅贻琦作为长子，等年龄稍长，也担负起家庭责任。他考取了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留学期间，总是想方设法节省下奖学金，五块十块地寄回家中。等他回国到清华任教后，弟弟梅贻宝不久也考入清华当学生时，另外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很快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时间，整个大家庭的费用、所有弟弟的教育费，都由梅贻琦一人负担，而且逐步偿还了家中以前的一些旧债。
梅贻琦对每一位弟弟的影响都非常大，据梅贻宝回忆：“'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在清华，梅贻琦曾是梅贻宝的物理老师，两人之间的话仍旧不多。当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被聘为清华教授，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西偏院内。梅贻宝有时去兄长处，两人见面，仍旧无话，“彼此互看一番而去”。
只有一次，梅贻琦说的话略微多一些。那是梅贻宝要参加学校国语演讲比赛，演讲内容与欧战有关。这一次，当梅贻宝去兄长住处时，梅贻琦竟然根据讲题与他讨论了很久，让他顿开茅塞，不仅在演讲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而且促使他“此后每天看报，尤其注意国际新闻，数十年如一日。” [2]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梅贻琦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当中。罗香林回忆：
我是1926年的秋天考进清华大学新制第二级的，那时梅先生已经接任教务长。大概因我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对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为有点小事，要去报告教务长，临走，梅先生忽然问我：“你是读什么系的？”我说：“我原想读经济系，现在改读历史系。”梅先生听了，即说：“你入学考试的国文考得很好，为什么不读中国文学系呢？”我将我父亲提倡实业救国，叫我不要像他那样专习诗古文辞，又因为怕读物理学不能选读理科，只好违背父命，改读历史等等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就说：“学历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读。”接着，他又问我：“第一级的同学罗兴林，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罗兴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则是广东人。”“对啦，你们的口音不同。”梅先生听我说后，即自己补说。起初，一年级的同学多数都说梅教务长很少说话，但我深深觉得，梅先生对学生有时也是喜爱说话的。[3]
罗香林还这样总结：“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在大礼堂主持有关集会做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一起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4]
整体而言，梅贻琦以寡言而闻名。而即便如此，有时会议之后，他还在日记中反省，“但话语似太多矣。”[5]
由此看来，梅贻琦与其说是“寡言”，不如说是“慎言”。该说话时则说，不该说或者没必要说的话，一句也不愿多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言多必失”，梅贻琦正是在“慎言”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君子风范。
婚姻
不熟悉梅贻琦的人多忌讳他的寡言，而熟悉他的人却往往被他寡言背后的品行所深深吸引。韩咏华便是其中之一。
1918年，韩咏华与梅贻琦订婚。她的闺蜜陶履辛听到消息，赶紧跑来劝阻：“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对这件事，韩咏华岂有不知。
早在韩咏华10岁时，便知道了梅贻琦。当时，他们都在天津严范孙老先生的家塾读书。在1903年的晚清时期，严范孙招收女生，算是开风气之先。不过，男女生仍被分在两个院子里。不仅不在一起上课，而且，共用的一个操场内也不允许男女生接触。每当女生上体育课时，都要把通向男生院子的门关上。韩咏华年龄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关门时自然会看到男生那边。另外，女生还可以隔着窗户看到男生的活动。在好奇心的支配下，韩咏华已了解到一位叫梅贻琦的男生。11年之后，韩咏华已出落成一位大姑娘，幼师毕业后在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任教，业余时间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些工作。而梅贻琦则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先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工作一段时间，并担任总干事。每当女青年会组织活动、请人演讲时，韩咏华都要找梅贻琦联系，这样，二人便正式相识了。在这个过程中，韩咏华不仅一而再地领教了梅贻琦的寡言，更了解到梅贻琦寡言背后的为人与品德。两者相比，后者显然更吸引着韩咏华。所以，当闺蜜为她选择寡言的梅贻琦当终生伴侣担忧时，韩咏华这样回答：“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1920年，梅贻琦与韩咏华结婚，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幅的上款都把“月涵”题成了“悦韩”。由此可见，梅贻琦对韩咏华的真情也是众所周知的，只是他不爱说话却是天性，无法改变。
“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43年的共同生活。”[6]韩咏华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如是说。
韩咏华还回忆：“有一次外出，同车中有月涵、贻宝弟、卫菊峰先生夫妇和我，一路上贻宝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卫太太说：'贻宝啊，怎么校长不说话，你那么多话，你和校长匀匀不好吗？’月涵慢腾腾地说：'总得有说的，有听的，都说话谁听呢。’他就是这样，为人严肃，回到家里对公事和人事问题只字不提，有人来家谈公事时，我和孩子都不参与，所以我们对他的教育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清华的内情了解很少，别人问到我什么，都无可奉告，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月涵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就只有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7]
其实，对于韩咏华而言，嫁给寡言的梅贻琦的同时，还嫁给了一位严于律己、极其俭朴的梅贻琦。这对于一个妻子而言，可能是更大的考验。
1928年，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华盛顿，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管理分散在美国的清华留美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为了节省费用，梅贻琦不仅自己处处节省，而且让韩咏华为监督处做饭，但不给报酬。抗战时期，梅贻琦担任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校务常委会主席，他同样非常廉洁克己。韩咏华需要制作“定胜糕”送到食品店寄卖补贴家用，为节省费用，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破旧的皮鞋走远途的路，以至于脚被磨破，腿肿得很粗。儿子梅祖彦的眼镜坏了，都发愁买不起眼镜。
那么，嫁给这样寡言克己的人究竟幸福不幸福？梅贻琦的儿媳妇刘自强曾回忆：“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韩咏华晚年曾写过数篇专门回忆梅贻琦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同甘共苦四十年——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从标题与文字中，我们便可以知道，她与梅贻琦是多么恩爱。而在《梅贻琦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梅贻琦不多说话，但对夫人称得上是关心备至的。
慢性子与轻幽默
梅贻琦也以慢性子著称。在别人看来，再急的事情，到梅校长这里都不必着急。
1935年前后的一天，清华大学收到国民党北京当局的一个学生名单，要清华将这些亲共的学生交出来。紧接着，清华园内就传遍了宋哲元将派人逮捕亲共学生的消息，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清华园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起来。
当天晚上，梅贻琦邀几位院长与评议员到他家一起商量对策。与会人员有梅贻琦、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顾一樵、金岳霖等人。清华教授叶公超并不参与这样的校务，但他正好到了梅贻琦家中，也被留下来座谈。因为这是清华大学必须面对的紧急事情，所以大家都积极发言，献计献策。然而，会议的召集人梅贻琦一直没有说话，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只是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大家都想听听梅贻琦的意见。毕竟，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但梅贻琦仍不说话。大家只好继续商量。一边商量，一边看着梅贻琦。然而，时间又过了十几分钟，梅贻琦还是一句不说。
冯友兰有点着急了，有点结巴地问梅贻琦：“梅先生，你……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你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梅贻琦没有抬头，只是低声地回答：“我正在想。”
旁边的金岳霖也有点急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梅先生，你可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
梅贻琦这时候抬起头来，微笑而幽默地接上金岳霖的话题，说：“要是发出想的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
大家一听，不由地哄堂大笑。
不等大家笑完，梅贻琦开始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对策：“这事是不能交涉的，这是中央来的命令，而为我们学校本身的安全，我们也不能反对他们来搜查和逮捕嫌疑分子，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军警合作，在他们来了以后，学校里的秩序不至于紊乱，而同时不发生意外的事件。”[8]
然后，按照他的办法，清华大学给北京当局提供了一份清华全体学生的名单，但这份清单其实是清华大学两年前的学生名单。军警自然无法通过这份名单搜捕到所谓的“亲共学生”。而运用这一缓兵之计后，梅贻琦又联系到当时的北平政要秦德纯，通过他与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沟通，最终和平解决了此事。
虽然是慢性子，虽然不爱说话，但梅贻琦自有其吸引人的魅力。郑天挺结合长期对梅贻琦的观察，得出结论：“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例分明，而且有风趣。”[9]
事实上，梅贻琦话虽不多，但他善于倾听，并在倾听和思考中找到问题的核心环节予以解决。正如数学家陈省身所评价：“梅先生做事公平无私，不偏不倚，一声不响，口衔着纸烟，听人倾吐一切。他最后所提出的意见，无不切中肯要，公平合理，正直无私。”[10]正是在他这样的态度中，清华大学从混乱和无序进入有序和高效，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在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前，清华的校长如走马灯般一换再换，自周诒春校长辞职后的十几年时间，先后继任的有十余人之多，特别在罗家伦之后，一再出现了清华校长被驱赶事件，有一位很有背景的政客企图独揽大权，但担任校长没有一个月就被赶跑，还有一些校长则明确表明只是过渡。而没有任何党派背景的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一担任就是一辈子，这自然是由于他公平合理、慎重处事等因素造成的，也与他付出的超乎寻常的艰辛与努力有关。然而，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别的校长都倒了、而唯独他始终不倒时，他只是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在清华的校友间便传开了这样的美谈：“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11]
忍耐与从容
1915年，清华园工字厅，每当深夜万籁俱静时，人们总是能从一间侧室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一个孜孜不倦、埋头备课的身影。他就是刚刚受聘为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的梅贻琦。梅贻琦的勤勉工作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位仅仅26岁的年轻教授正在勉力支撑。他做事绝不含糊，一周要上的三门数理课程，成堆的学生作业使他十分繁忙；他不爱说话，但讲课时只有他一个人不停地在讲……半年后放暑假，梅贻琦回天津见到自己的老师，也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自己在清华任教也有力不胜任之感，想另换工作。张伯苓非常坚决地打消了梅贻琦的退意，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很听老师的话，老老实实回到清华继续任教，没想到，竟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清华。当他在晚年跟夫人韩咏华讲述这段往事时，韩咏华也不由地感慨：“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12]
“忍耐”就是“克己”。作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做过很多大事，而这些大事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功，与梅贻琦在大事小事上都能忍耐有很大的关系。
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更是以沉稳与忍耐，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师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创下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蒋梦麟、张伯苓与梅贻琦三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武汉震惊。1938年2月，长沙临大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张、蒋、梅三人任常委，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工作实际上落到梅贻琦一人身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国立西南联大在刚建立便遭遇许多困难，三校师生历尽艰苦，转徙数千里，来到边陲昆明，在经费、校舍、设备均奇缺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平地而起地成立一个中国最大的大学。梅贻琦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解决校舍、增添教学设备的基础上，稳定并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解决校舍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和当地政府不断协调，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教学设备缺等问题，梅贻琦需要往返于昆明、重庆之间，以最大的可能获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得到必须的经费。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曾任西南联大总务处主任的郑天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1941年5月，梅贻琦与郑天挺、罗常培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他们饱尝了日机轰炸、水灾等种种困扰，耽搁了三个月。有一次，年龄小梅贻琦10岁的罗常培突然忍耐不住，大发雷霆。究竟由于什么原因？郑天挺的文章中没有叙说，只是介绍：“事情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这里提到的“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有可能涉及清华与北大的关系。因罗常培既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也是北京大学教授。这时候，梅贻琦是怎么处理的呢？只见梅贻琦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等罗常培火性发过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常培的气全消了。
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则回忆了他在1939年谒见梅贻琦的一件往事：“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亏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越南，云南一下子从后方变成了前方。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距前线只有400多公里，日机几乎每天都要到上空轰炸，西南联大的校舍也曾数次遭轰炸，人心惶惶。此时的梅贻琦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他镇定领导，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没有中断。日机一来，师生们就必须跑警报，疏散开来以减少损失。这个时候，紧张的氛围不免使大家慌乱，但梅贻琦的“慢性子”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何兆武深情地回忆：“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六十岁，他从来不跑，神态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在种种“忍耐”和从容中，梅贻琦成功地带领西南联大走过了九年艰难的岁月。
梅贻琦后来在台湾工作，也因公事遇到各种困难，但他同样以事业为重，在忍耐中推动着工作的进展。曾担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黄季陆评价梅贻琦：“他在筹备'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别人都要灰心生气的事，他却能处之泰然，不怨不尤，忍耐地去克服。”黄季陆还为此举例说明：
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行政院”任“政务委员”，没有实际的主观责任，他为了“清华”由美运来的许多精巧细密的科学仪器，如天平之类，被度量衡检定机关视为普通称煤炭一类的量器扣押起来了，使他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二来到我的家里，求我的援助。我把负责的朋友请来，恺切地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阻扰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罪遗子孙！他们推说是受了法令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其后，此事虽获解决，但当时我已气不可抑，发为一种怒吼与感叹，而梅先生却安详如平时，反而安慰我不必生气。他说：“这样的事很多，我们终得忍耐，努力去解决，何必如此着急自恼呢？”[13]
坚忍前进的把舵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北大、清华、南开均是全国知名的大学，虽然共同组成联合大学，但各校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且各有校务会议，各有校长、系主任和教务长等组织系统，其师生状况、教学设备、研究经费各有不同，思想、关系均很复杂，梅贻琦却在张伯苓、蒋梦麟的支持下，公正负责地理顺并处理好三校的关系。无论条件多恶劣，他始终跟大家患难与共，善于汲取各方面的意见，赢得了三校师生的普遍尊敬与支持。
联大教授郑天挺后来回忆：“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有了这样的把舵者，就有了三校师生精诚团结、互帮互助的基础。
在他的主持下，“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持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历经九年，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光是科学家，既有两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又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也有研制“两弹一星”郭永怀、陈允芳、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元勋，还有包括唐敖庆、涂光炽等人的大批院士……
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这样评价：
梅校长是道德境界，他非常重德，不过，重德也有各种不同。解放后重德主要重党性，阶级立场。梅校长却只要求学生学习好，不管你是什么派。当年国民党要西南联大开三民主义课程，梅校长只开了几个讲座。尽管当时校园里也有三青团，但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是错误的。当年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园的作用远远不如现在共产党、共青团在学校里的影响大。在当年校园里，三青团没什么地位，人们不怎么在乎三青团，国民党也没什么地位，教授们大多不是国民党党员，名教授基本上都不是。冯友兰是文学院长，本来并不是国民党党员，是后来拉进去的。吴宓教授没有入党，很多名教授都不是党员。张奚若教授是老革命，因为他跟随孙中山一起参加过同盟会。总之，当年学校并不把政治看得那么重要。那时认为，一个人德好，和政治没有必然关系，政治并不等于德。现在有人则把政治等同于德，这是现在与过去的区别。
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张的和现在的路线并不相同。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
梅贻琦是一位爱国者，但他的一贯主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早在清华校长就职典礼上谈到国事时，他就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在西南联大，梅贻琦依然是这样的主张。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他也会做特别处理。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参加抗日战争急需大量的英文翻译时，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参军，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1943年11月10日，梅贻琦又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动员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从1941年到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突出的贡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越南，云南一下子从后方变成了前方。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距前线只有400多公里，日机几乎每天都要到上空轰炸，西南联大的校舍也曾数次遭轰炸，人心惶惶。此时的梅贻琦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他镇定领导，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没有中断。
此时，西南联大的经济情况也更加艰难了。为摆脱困境，梅贻琦想方设法开办咨询机构、“清华服务社”，承接业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同人。
同一年，梅贻琦在昆明公祝会上答辞，说：“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在这样的努力与坚持中，梅贻琦与西南联大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梅贻琦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
保护清华基金
三校北返后，清华、北大、南开重新分开，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鞠躬尽瘁，为清华北返后的复员、休整、扩充而努力。但此时，中国的时局又到了另一个节点。外敌已经投降，内争却更激烈，国共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必然牵涉到教育问题。
有天晚上，在与师友聚餐后谈及中国时局及将来问题时，平日里往往喜怒不形于色的梅贻琦，此次却显得很在意。他深为清华的未来及中国学术的发展担忧：“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 1948年12月13日，北平（即北京）解放围城战斗开始。梅贻琦上午离校进城取校款，下午给员工发放工资。第二天，他再次进城，城门被关，他无法返回清华。12月21日，梅贻琦乘飞机离开北平，从此也就与北平的清华园永别了。其实，梅贻琦本来是可以留下来的，但他却选择了离开，离开了他已经工作达33年的清华。有人曾目睹他只带着手提打字机一架，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他的离开，在令人感到万分惋惜的同时，也留给世人很多的疑惑，他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后来回忆：“有一天早上，在门口儿梅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离开北平后，梅贻琦抵达天津。第二天，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便发表了任命梅贻琦为“教育部长”的委任状，但梅贻琦坚辞不就。
北平解放后不久，周总理在与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们一次讲话时特地提出：“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这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态度。
然而，梅贻琦终究没有再返大陆，他先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然后长期居住美国。曾与他同住一个公寓的缪云台称：“平素和我来往较多的有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诸兆申、张谦、王宠佑、雷泽鸿等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对台湾当局失望、不满，但对大陆又不深知的人。”就这样，梅贻琦在美国居住了五六年之久，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内管理清华在美基金。
在此期间，台湾多次想要动用清华基金，梅贻琦始终不同意。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甚至称他为“守财奴”。其实，梅贻琦是坚持要把清华基金用到办学上，他在等待着最好的机会。1954年，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而原子能在战后是最新的一种能源，所以决定利用美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支援建造原子炉。梅贻琦认为机会正在成熟，他打算前往台湾。
此时，梅贻琦身边的儿子梅祖彦却决定返回大陆，为国效力，梅贻琦最终同意了儿子的选择。后来，当他得知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时，感到十分欣慰。
1956年，梅贻琦以清华基金在台湾新竹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全身心投入到这一艰巨而繁重的工程当中，一步步地将校舍建成，将物理馆和加速器实验室建好，招收了第一批、第二批研究生，并最终实现了原子炉完工……虽然梅贻琦没有回大陆，但他始终认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清华也只有一个。所以，当有人提议将“研究所”升格为“大学”时，他始终没有同意，他坚守自己的原则：“真正的清华应在北平清华园”。
一生清白为圣人
梅贻琦一生干的是大事业，其职权不可谓不高，他还一直保管着清华基金的巨款，这在一般人看来，他一定很富有的。哪知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牟取一丝一毫的私利，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勤俭度日。
1960年，梅贻琦患骨癌住院，竟出不起高额医疗费和住院费，只能由台湾“教育部”及“清华大学”暂为垫付，医院记账，待以后一并还清。还是清华、西南联大海内外的校友以祝贺梅先生任校长30周年为名，半年内集资68万新台币，将这些费用承担了下来。1962年，梅贻琦在病中预作校庆致词录音中，特意提到：
这些天，才听到诸位校友有番盛意，要为着本人在学校，曾任校长30年而有一种表示，所谓“祝贺”的意思。只是本人在这30年的工夫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已经深感惭愧。诸位这种举动，使我更十分是，很不过意，更觉着惭愧。诸位聚起来的款数，据听说已经不少，现在在医院里边所用的钱，有的欠的款，或者借垫的款都还了之外，还余下的有相当的数目，这个数目，我倒不希望在医院里还要住个两三年的，就把它用掉，将在短期内，能够好了，出了医院，这笔钱我想我可以本着诸位对我这个鼓励的意思，拿来作一点于学校于大家都有意义的事情，将来还要同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商量，现在，我想向诸位表示感谢。谢谢诸位。
可惜的是，此后不久，梅贻琦就病危了。据梅夫人韩咏华回忆，住院期间，胡适曾劝梅贻琦写一份遗嘱，但他没有回答，显得有些不高兴。他的弟弟也劝过他，但他始终没有写一字。梅贻琦于1962年5月19日在台大医院逝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的人都很感动。韩咏华后来想到：“他没有个人的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梅贻琦虽然死去，但他一生清白，功勋卓著，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清华校友林公侠在《怀念月涵师》中写道：“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为万世师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评价：“梅贻琦的个人品格和道德风范，在过去和现在的'并世诸君子’中，堪称典范。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未见有人用'圣人’这样的字眼赞美过哪个人，但这种'至善’语言赞美梅贻琦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在我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涉及梅贻琦校长的文献资料中，没有看到有人对他又半句微言——总之，他切实堪为我们'一个时代的斯文’！”
[1]梅贻宝，教育家，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等职。
[2]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
[3]罗香林：《回忆梅月涵校长》。
[4]同上。
[5]《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p25。
[6]韩咏华：《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7]同上。
[8]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
[9]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10]黄季陆：《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11]韩咏华：《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12]参见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韩咏华：《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13]黄季陆：《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