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釪：《尚书与古史研究》序言 ——1980年4月
（一）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它保存的基本是奴隶社会的文献，其中包括周代真文献和半真文献，商代半真文献和在流传中受了周代文字影响的真文献，以及周代根据一些往古素材加工编造的虞夏假文献（其中有少量半真的，如《甘誓》）。这些都是我们科学地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史料。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在儒家“五经”中地位最尊，既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也少不了它。
由历史记载，可以确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都设有各种史官，负责记录他们的言行事迹。甲骨文中担任贞卜的官员事实上就是随时记录殷王活动的史官，而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好几种不同名称的史官。《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把左、右史的职掌说得不同，但总是反映了古代跟在统治者身边的史官随时记录着统治者的“言”和“事”。《艺文志》说:“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说明“君举必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供统治者注意。因此把统治者的“言” 记下来，按篇保存，就积累成讲话记录或文告的汇编；把统治者的“事”记下来，按月、日排列，就积累成编年大事记。这两种都叫做“书”。《荀子·劝学篇》说:“'书’者， 政事之纪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较晚的吴澄又完整地在《书纂言》中解释说:“'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策，曰'书’”。都说明“书”是史官的记载的通称。
到春秋战国时，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不同体裁的不同名称，计有:“语”（如《国语》），“志”（如《周志》），“世”（如《世本》），“谍”（如《谍记》），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各国则各有不同名称，如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梼杌》等，《墨子》把它们综称为“百国《春秋》”。至于讲话纪录或文告的汇编，便逐渐专用“书”这一名称，并按王朝加以汇编，分别称为《夏书》、《商书》、《周书》。（这时并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十八》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
这时的《书》和当时流行的《诗》，成为士大夫必读的两种典型读物。虽然儒家的课程是“诗、书、礼、乐”四种，但“礼、乐”只是他们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读本就只有《诗》、《书》两种。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加上《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所说的，又加了《易》，成为六种，《庄子·天下》列举了这六种为邹鲁之儒所习，其《天运》篇称为《六经》，《史记·伯夷列传》称为“六艺”（《周礼·地官·保氏》之“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由于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称为“五经”。到这时，《书》作为《书经》，才开始称为《尚书》。刘歆说是欧阳氏今文家首先这样称呼它的。王充《论衡·正说篇》解释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刘熙《释名》说:“《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伪《孔传》则说是“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可知“尚书”一词的意义就是“上古的史书”。
至于《尚书》一书的内容，则包括称为诰、谟、誓、命、典等的统治阶级文献。“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的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以事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如《洪范》、《无逸》等。这些基本都是当时统治者的讲话纪录或文告。（其中有叙事较多的，如《尧典》，有不是讲话纪录的，如《禹贡》，与全书体例不一致，正反映这些篇晚于其它诸篇，是后来文件。）现在除了考古发现得到一些原始的但却又都是片断的孤立的文献外，只有《尚书》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把古代奴隶社会文献系统编集起来的史书。
（二）
这部史书，经过了多灾多难的复杂曲折的历程。按理，当时统治者有过多少重要讲话和多少政治活动，就应当有多少篇讲话纪录和多少篇编年纪事。从《尚书》里看到，当商王朝灭亡后，商遗民心不服周，周公就对他们说: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多士》）。“典”是放在架子上的竹简，“册”是用绳子编着的竹简，是说殷朝的上代传下来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历史事件，说明周革殷命是有你们祖先的先例可援的，殷人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这就可知商代史官的记载在周初还能看到。《墨子·贵义篇》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大概近于事实，这说明周公所以熟悉商代的史事，是由于他掌握了不少商代史官记载的“书”的原故。但竹简的最大缺点是容易腐烂，经过二三百年之后就没法再传下去，这只消一看《春秋》就知道。《春秋》本是鲁国史记，当然应从伯禽封鲁时开始，可是现在看到的《春秋》却从一个进到春秋时代已四十多年才在位的鲁隐公开始，就是由于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后整理时已断烂毁灭了；而且鲁隐公以后的竹简也多断烂残损，所以才有《桓十四年》“夏五”、《庄廿四年》“郭公”等残缺文句。还有就是时隔几百年，不同地区所用方言纪录下来的文献，对于异时异地的人来说无异是死文字，人家也就很难去利用它，例如周初诸诰用的是岐周方言，对战国时以东方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普通话”来说，它已是难懂的死文字，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只把能懂的战国时写成或修改的译载在《史记》里，“殷盘周诰” 等真史料明明重要，也只一举带过。可知古代难懂的史料，容易被抛荒在一边。再加上统治者的有意摧残，例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所以古代的史书很难传下来，所谓“百不存一”，说明传下来的比例是很小的。
当先秦战国之世，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的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用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到处搜集古代文献资料，结果通过他们的努力，还是找到不少篇的《书》。当时引《书》次数最多的是《左传》，直接引《书》四十二次，包括可能属于《书》的，可共达五六十次；而引用篇数最多的是《墨子》，共达二十多篇。其余儒、墨、杂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书》。它们在泛称“《书》曰”以外所具体举到的篇名，合计共有四十余篇,其中有三十来篇的篇名在后世所传的《尚书》中是查不到的，如《夏书》中的《夏训》、《禹之总德》、《禹誓》、《禹刑》、《武观》（伪书作《五子之歌》）等；《商书》中的《汤征》、《汤说》、《汤刑》、《汤之官刑》、《尹吉》（伪书作《咸有一德》）等；《周书》中的《武王将事泰山隧》、《去发》（太子发）、《伯禽》、《唐诰》、《禽艾》、《相年》（《距年》、《竖年》）、《术令》、《九刑》等。还有后世所未见的《楚书》、《郑书》等。只有《荀子》所引篇未超过今之《尚书》。当然先秦诸子所没有引到的书还是不少的，即在伏生所传残存的秦博士本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未引的就有十四篇之多。这样，先秦诸子引的，而今天《尚书》中无有，先秦诸子未引的，而在今天《尚书》中又出现，如此里外相差就更多了，可见《尚书》于先秦时代还有不少篇，所以能为先秦诸子所纷纷称引。
刘起釪
但先秦诸子所引用书篇，彼此分歧也很大，例如儒家的本子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甘誓》，两篇中心内容也完全相同，但文句却有很大的出入。又即是墨子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分歧，例如《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太誓》，文句也有很大的歧异。根据俞樾说因为墨子学派分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所以《墨子》每篇皆分上、中、下。那么这就是三家所传的本子的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所引的《太誓》更有出入了。这是由于各家彼此按着竹简传抄，既容易有错简、脱简，传抄中又易有错字、脱字、增字及误写等等，于是就自然造成很多分歧。
各家引用书篇都是为宣扬自己的学说服务，这是造成分歧的更主要原因。有些文献和自己的学说不一致，或者没有符合自己学说的古史文献时，他们就干脆自己编造古史，这就是所谓“托古改制”。当时主要的儒、墨两家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都纷纷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先王尧、舜、禹，因此《韩非子·显学篇》揭露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指出了他们编造古史的本象。我们看到的儒家所塑造的尧、舜、禹，就在他们所编造为《虞夏书》（原只称《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 三篇中。他们编造这些时，尽量利用了不少远古素材，例如《尧典》中就有不少远古天文资料，象鸟、火、虚、昴四中星，确是我国古代祖先据以定时令所观察的标准星象，近世东西方天文学家据《尚书》的注疏材料并依天文数据有推定为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甚至还有推算得更早的，竺可桢已指出其疏误，以为用岁差推算，其中只有昴星的位置是在唐虞以前，其余三星都不早于商代。总之，我们今天至迟在甲骨文中看到了几颗中星。其他还有远古各种神话和传说资料，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活动的遗迹资料，等等。确知儒家编造这几篇时尽量利用了古史遗存。他们编造的手法，是在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古代不同时期和不同氏族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时存在的君臣和兄弟，又都是理想的圣人，做出了很多的美政，使人们读了之后，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存在于远古，大家应一心向往那个黄金时代。至于《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疆域算做天下，而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各州都把特产作贡物，并据土地肥瘠来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的地理作出的一个理想式的规划，原是两千多年前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但儒家把它作为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于是他们便把这几篇编造的《夏书》和原有的《商书》、《周书》配套成龙，作为记载“三代圣王”体系的儒家这一部重要经典就告成了。
从此这部原来的历史文献，便成为“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以及周公、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宝典，儒家所倡导的“道统” ，就靠了它很坚实地树立起来，构成统治中国人民几千年的中心思想。
（三）
西汉所流传的《尚书》，是秦博士伏生传下来的，后来称为《今文尚书》。当秦末战乱时，伏生把《尚书》竹简藏在墙壁里，到乱定并废除了秦《挟书律》后，便把竹简从墙壁里拿出来，可是已经断烂毁失了不少，勉强拼凑只存得二十八篇，就用来在他的家乡齐鲁之间教授门徒。有一种传说是伏生已九十多岁，汉文帝派晁错到他家传习，由他口授给晁错。更有一说是由他女儿转述，然后由晁错记录下来转送到宫庭里。这一传说富于传奇性。事实上传授《尚书》的，是伏生门徒中后来发展起来的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汉宣帝时先后都立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设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则把《盘庚》分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原来当是用秦朝通行的小篆写的，在汉代传授门徒时当然改用了当时通行的隶书，等到“古文”出现以后，便被称为“今文”，意为汉代现今用的字体。这三家也就被称为“今文三家”。
汉代今文学家与谶纬神学相结合，编造一些神话，说二十八篇是代表二十八宿，《太誓》是北斗等，这时就出现了《纬书》。《尚书璇玑钤》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说《尚书》是孔子删定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以上材料便可以看出西汉今文学的特点，一是把经文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使经文神学化，使“经学”成为汉代神学“阴阳五行说”的“侍婢”。他们编造了一部《洪范五行传》，牵强附会地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用“五行”去解释，《汉书》把它编为“五行志”，以致全部二十六史中，十六部史都有《五行志》（《魏书》叫《灵征志》、《清史稿》叫《灾异志》），这都是西汉今文学家造成的。二是空虚烦琐，他们实际对艰涩的《尚书》文字不能懂，但因拿了学官厚禄，不得不强不知以为知地主观臆说，只好用离题万里的方式来掩盖其无知，就搞了许多章句和传注，例如小夏侯学派的秦恭解释“尧典”二字写了十万余言，解释“曰若稽古”四字，写了三万言。今天见到的《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也都是与经文无关，随意胡扯的传训，由此可见今文学家解经的特色。三是严于家法和师法，立过学官的就成为一家，各个学派一定得遵守自已这一家的家法和师法，门户之见极深。表面上“师说”装得冠冕堂皇，实际内容却很贪乏、牵强、愚妄、悠谬。只是因为如《汉书·儒林传·赞》所说的“盖禄利之路然也”的原故，各学派的人就都得死守着不敢有所背离。
到汉末，为了统一今文学各家经文文字的纷歧,在熹平年间刻了石经立于太学，后来就称为《熹平石经》。刻“五经”及《公羊》、《论语》七种。其中《尚书》用的是欧阳氏今文，而把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在“校记”里。现在我们看到汉《熹平石经》残石的拓片，从实物再次证明汉今文及《尚书》今文三家的文字情况，能供我们校勘《尚书》文字及考订史实之用。例如现存《无逸》中叙商代三个贤王是中宗、高宗、祖甲，但依《汉石经》则是太宗、中宗、高宗，和刘歆《议宗庙礼》所引符合，足订今本《无逸》之误。此石经原残存八千余字，其中《尚书》八百多字。近年又发现残石三段，其中《尚书》可识者一百七十余字。合计将近千字，分属二十三篇。
（四）
汉代又有《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就是先秦六国所用篆籀等字体。汉代离六国时还不远，这种新发现本是很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古文《尚书》本，先后传闻出现过好几次。其后古文盛行于东汉，传衍至魏。
第一部《古文尚书》本，见《史记·儒林传》中记载的: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部就是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古文尚书》本。
第二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所谓“中古文”，就是皇帝“中秘”所藏《古文尚书》本，是否即是孔安国家传本，不见确切记载。龚自珍在《说中古文》中提出怀疑，如果是皇家本为什么不立学官，又不拿出，恐怕此本不大可靠。
第三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儒林传》所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百两篇”即所造经文百篇，加上另外的两篇，即把所编造的百篇《书序》（就是每篇有一讲明此篇写作原因的简短叙述语）分成的上下两篇。张霸的百篇伪书虽被废黜了，但所造“百篇《书序》”却留下盛行起来，并宣称是孔子写的。这就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使张霸的创作变成了真历史。其实《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孔子……序书、传。”“序”本是排列之意，但张霸却利用它伪造为孔子作了“书序”，从此历代奉为经典，直到宋朝才有人怀疑这问题，现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实际，百篇《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于张霸“百两篇”。
第四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鲁恭（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书》十六篇。夭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因此刘歆请求把这部《尚书》和《左氏春秋》、《毛诗》、《逸礼》一并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坚决反对，于是刘歆就写了这封责备博士们的信，从此引起了今古文之争，贯穿于中国学术界近两千年。这个本子后来或称为“鲁恭王本”，或称为“孔子壁中本”、“孔壁本”。《汉书·艺文志》在叙述此书后，接叙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一事，没有说明所谓“中古文”（ 即上述第二部古文）是否即此孔壁本。这个本子后来并无着落，但是所提出的所谓“逸书”十六篇篇名却传了下来，《尚书·尧典正义》引载这十六篇名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益稷正义》引作《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
第五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十三王传》所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 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这部《尚书》一般称“河间献王本”。但在《史记·五宗世家》里只说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一句也没有说他访得先秦旧书并得到《尚书》，看来很可能是东汉初年的古文学家利用他“好儒学”的传说附益成这件事的。
所有以上这几个本子，都只有古文经，而没有“古文家说”的传注。
第六部《古文尚书》本，见《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这就是杜林漆书古文本。他的本子叫古文，可是没有古文《逸书》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篇名的二十九篇。可由杜林原本称一卷推知必非《尚书》全书，而只是书的一部分。他是根据了这一部分漆书的方式，推广到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即今文二十九篇的各篇，才凑成杜林本古文二十九篇的。他传了几个门生，都是东汉著名学者。其中卫宏为这部《尚书》作《训旨》，徐巡为它作《音》，贾逵作《训》，马融作《传》，再传卢植作《章句》,郑玄作《注》。郑玄打破家法，虽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之说，所以被誉为“集大成”。大抵古文家的传注，与今文家的一方面宣扬神学，一方面作漫无边际的空虚烦琐的杂说，显有不同。他们在宣扬圣道王功的思想指导之下，能多做文字训诂及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解释，因此使古文大显于世，虽然没有立于学官，却取代了今文三家在这一门经学中的统治地位。而这五六种古文本中，在东汉流传的实际就只有这杜林本。许慎说他的《说文》中所录古文，是“孔子壁中书”。其实他生在东汉中期，已不可能看到西汉中期以前的孔氏本，而且他所著录的《尚书》古文都没有越出二十九篇之外，可知他所据的实即是杜林本，可能他把这看成来自孔壁本。
刘起釪晚年
今文、古文两个学派不仅是传注、解说方面的不同，即在各篇经文的文字、语句方面也有很大的纷歧，触目皆是,举不胜举。本来今文三家文字已互有不少歧异，所以汉末刻《熹平石经》来统一其文字。当时卢植就不满意，主张把古文经典一起刻石，但未成功。到魏正始年间他的理想获得实现，刻了《尚书》、《春秋》两部古文经（《左传》则刻到庄公止），每个字都刻了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又叫“三体石经”。这时所刻的“古文”，是据魏初邯郸淳所写《古文尚书》,再用东汉末所说的“科斗文”，即想象成的“丰中锐末”的形体改写的，根本不是先秦真的古文体，反映了汉末至魏所谓“古文《尚书》”的面貌。此石经现残存三千余字，其中《尚书》经文共一一四一字，三体合计二七九三字，分属十七篇。
（五）
东晋时出现了伪《古文尚书》本。由于西晋永嘉之乱，文物沦丧，今文、古文《尚书》都散失了。东晋王朝在逃到南方建立起来后，为了维持统治而仍乞灵于儒家思想，便要恢复“五经”，下令求书。当时由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共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但从《尧典》中分出下半为《舜典》一篇（当时说缺了这一篇，后来才补上），《皋陶谟》中分出下半为《益稷》一篇，《盘庚》仍为三篇，《 顾命》中分出下半为《康王之诰》一篇，共成三十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见到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联缀成二十二篇（因《太甲》、《说命》各分三篇；另外新撰伪《泰誓》三篇。用这样的拼凑，来符合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它还有称为《孔安国传》的注，并在全书前面伪造了一篇《孔安国序》。可是从《史记》、《汉书》来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可见完全是冒名。又新出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的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相同的只有十一篇。所以它造伪的破绽是不少的。但当时的人既喜欢它经文的完整，又喜欢它注释的简明，再加上王朝的提倡，于是就风行起来，夺得了《尚书》这部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直传到近代。
但是这种隶古定本子很难读，很自然有人要把它改写成流行文字。最初是晋代范宁改写成“今字”（楷书）本，但到唐时已经没有传本，唐玄宗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把它改写。可惜卫包不懂文字学，以致改错了不少。后来在开成年间把卫包改定今字本刻成《唐石经》，又称《开成石经》（共十二经）。全石保存至今，有拓本及其刻本流传。所有五代以后《尚书》的各种刊本都承《唐石经》。于是这一由隶古奇字改错不少而成的伪《古文尚书》本，就这样流传到现代。
综上所述，《尚书》版本源流演变大体可分成三个系统:
（一）战国时儒、墨诸家传习本及秦博士本（皆古文）——西汉伏生今文本（始用隶书）——三家今文本——《史记》、《汉书》及汉碑汉文所引用今文本——最后为《汉石经》（隶书）。
（二）西汉古文本（孔氏家藏本、中秘本、刘歆鼓吹的孔壁本）——东汉传闻的古文本（河间本）——杜林漆书古文本——《说文》所引古文本——马融、郑玄、王肃等用隶书所注古文本——魏邯郸淳、卫觊所写古文本——最后为魏《三体石经》中的古文（新创的科斗文）。
（三）伪《古文尚书》本，分为两种: （甲）隶古定本，又发展为二: （ a ）宋齐旧本——唐写本 （敦煌本。日本古本亦从唐写本出）。（ b ）陆德明所见隋、唐多奇字之本（伪中之伪本）——唐写本（敦煌本中的一部分）——五代郭忠恕本——宋吕大防本——晁公武本——薛季宣本。（乙）今字本，即楷书本，也分为二:（a）晋范宁改写本（其书失传，敦煌本中的今字本可能与之有关）。（b）唐卫包改写本——刻定为 《唐石经》（为《尚书》一切版刻本之祖）。
（六）
伪《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出现后，取代了作为汉代《尚书》学集大成者郑玄注的《尚书》在经学上的地位，不是偶然的。它积聚了八百多年来人们称引的《尚书》和四百多年来今、古文经师作的《尚书》说，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工作。它不象西汉今文家使经学神化后所作的漫无边际的神秘而空疏的杂说，也不象东汉初年古文家如卫宏等人写《训旨》等书故意和今文家立异而造作的《古尚书》说，而是汲取前人成果，加以章栉句比，作到每句都有解释，几乎达到了今译的地步，这在《尚书》学上确实是一很高的成就。因此为人们所接受，被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的真古文。所以唐代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就把它作为《尚书》真本，把伪《孔传》作为正注，而以六朝至隋出现的各家“义疏”之说作为补充解释“经”和“注”的“疏”，撰成《尚书正义》，定为官定本《书经》颁行全国。这就是后来《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注疏》本。
但既然是伪造的，不论怎样被奉为神圣的经典，迟早总要被人看出破绽，所以到学术思想颇为活跃的宋代，终于开展了对它的考辨工作。本来这种新变化在唐代就有所萌芽，例如啖助作《春秋集传》，就丢开《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根据《春秋》本文进行解说。
宋代儒家解释《五经》也是以这种精神，打破了“宁道周孔误，不道服贾非”这种不敢怀疑注疏的风气，对《尚书》也能丢开《孔传》直接对经文提出怀疑。他们认为伏生口授《尚书》时，为什么能把难读难懂、佶屈聱牙的今文二十八篇传了下来，却没有把通顺易懂的古文二十五篇传了下来，岂不可怪?吴棫在《书裨传》中开始提出古文二十五篇不可靠，以后朱熹《语类》里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朱熹的学生蔡沈总结两百年来创造性的研讨成绩作《书集传》，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二十八篇，“今文无，古文有”的二十五篇，把今古文区别清楚，暗示了真伪观念，并在《孔安国序》下面提出了怀疑意见。他这一部书是“宋学”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明代把它列入《五经大全》中，后来汇刊在《四书五经》本中的，就是《蔡传》本，它就成了科举法定本，宋元以后民间塾中都只读它。但到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正式称二十五篇为“伪书”而加以考辨。清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把伪《古文尚书》中那些是从那里偷窃的查了不少出来，惠栋《古文尚书考》补充了阎书的材料，铁证如山，这部《古文尚书》就最终被判定为“伪古文”，或称“伪孔本”；这部《孔安国传》也就被判定为“伪《孔传》”。雄踞意识形态顶端宝座上被尊奉了一千几百年的煌煌圣经被痛快推翻，确是清代学者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接着在推翻晋代伪古文之后，清代学者又突破宋学，上寻汉古文；再进而突破汉古文，上寻汉今文。这就是所谓“汉学之攘宋”和“西汉之攘东汉”。但是到此为止！他们认为今文是完美无瑕的，只须信守不须再致疑了。这是清末学者所已达到的学术境界。
二十五篇伪古文已确定之后，保存在伪孔本中的原已失散了的今文二十八篇，就成了非常可贵的资料。因为它们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所保存下来的难得的几篇，要研究古代历史，就非靠它们不可。但它们可靠到什么程度，也不一样，大体可分为下列三组：
第一组，可信为真文件者。
《周书》:《大诰》、《康诰》、《酒诰》、《梓材》（虽由错简拼集）、《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另有《孟子》说过的《武成》，在伪古文中是伪篇。但《汉书·律历志》中引的《武成》，均为《逸周书·世俘》之文，可知《武成》保存在《逸周书》中，却题为《世俘》）。《商书》:《盘庚》三篇（是受周文字影响的商代真材料）。
第二组，基本是真文件，但经过后来加工，因而文字较平顺，或思想内容有稍异于原时期者。
《夏书》:《甘誓》。《商书》:《汤誓》、《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
第三组，肯定是战国时利用一些古代旧材料加以编造的。《虞书》:《尧典》、《皋陶谟》。《夏书》:《禹贡》。
这二十八篇的问题主要在文字艰涩及其错乱方面，不进行深入认真的细致研究，就无法对它们得到正确的认识。清代中叶以后有识者注意到了这点，开始从这方面下功夫。他们努力勤加校勘，又从语言、字形、训诂、语汇、语法等方面进行工作。这样的学术努力到今已二百余年，其中最著者有:段玉裁，他著有《古文尚书撰异》， 集合异文异说，据早期字书，逐篇逐句分析今古文，着重解决了两汉时《尚书》的文字、句读问题；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有《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以训诂学解决各经问题，对《尚书》有启迪后学、扫清尘雾之功；王引之更从语法角度解决各种语词的困难问题，俞樾著《群经平议》、《达斋书说》，孙诒让著《尚书骈枝》、《籀庼述林》，二人承王氏父子之学，从训诂、语法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利用金文材料研究《尚书》也收到可喜成果，皮锡瑞除《经学通论》中专有《尚书通论》外，所著《今文尚书考证》把西汉今文《尚书》作了简明的综述，在论定今文字的取材方面比段氏又前进了一步。还有戴钧衡著《尚书补商》，吴汝纶著《尚书故》，二人从文章家的古文义法入手，并受王学启发，注意语法结构，把难读的周诰大体讲得文从字顺。此外，较早如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人，把《尚书》有关的书本上的资料搜集得较全，较晚如陈乔枞，把两汉今文三家资料基本上搜集得也颇完备。所有清代这些学者，能广泛利用材料，实际已超越“经学”范围，成为“古籍、史料考辨学”了，所有这些就是清代学者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到了近代，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上西方学术影响，又因金文、甲骨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更出现了新成就。其中当首推王国维，他的《观堂集林》和《观堂学书记》对《尚书》研究的创获不少；更由其学生杨筠如撰《尚书核诂》一书，表达了他们师生二人的成就。接着是于省吾先生《尚书新证》，绍王氏父子之学，沿吴大澂所开创的用金文词汇比较来研究，视吴氏所处金文学萌芽阶段，所掌握材料远为丰富，能用双重证据法研究而获得丰收，还有著名学者郭沫若、杨树达、唐兰和徐中舒等用甲骨文金文说《尚书》，亦有许多精辟见解。胡厚宣氏以甲骨学结合古文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尚书》中迄今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亦有创见。另有一些自然科学者如竺可桢、刘朝阳，在天文学方面把《尚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上。此外，在《尚书》学研究领域内，还有以古文家门户自守的章炳麟，撰《古文尚书拾遗》，致力于《尚书》的文字、训诂及《魏石经》残字的研究，亦有可取。另有承古文之说的曾运乾，所撰《尚书正读》在文法理解方面也有可参考。
在《尚书》研究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顾颉刚先生，他承清学之后，立足于清季所已达到的学术境界之上，继“西汉之攘东汉”客观上承担了“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任务，进一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整理《尚书》。他说要“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说是想用了文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窟里去”（《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他的《古史辨》就是对儒家用《尚书》建立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帝统和道统所发出的有力一击。他想在扫除壅蔽《尚书》的三个障碍物——道统、伪古文、汉古文之后，进而研究分析今文二十八篇，考辨清楚其中的真文献、半真文献和假文献，还《尚书》本来的史料真面目，然后用之于古史研究中去。由他所开辟的领域，使我们看到一个运用《尚书》进行历史研究的广阔前景。
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在历史地和逻辑地做好对《尚书》的“批判地审查”的工作之后，踏实地以多年的冷静钻研，来运用这些审查过的史料进行古史的研究工作。李民同志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我作为和他并肩携手向同一历史科学领域进军的一员，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或历史问题上，彼此看法不尽相同，他提出的一些见解，我有时还要和他有所商榷，但在主要方面，我是钦佩他的治学之勤，对他的一些敏锐见解，引为足以助我攻错的他山之石，而且将看到他在历史研究方面越来越大的成就。
刘起釪一九八〇年四月
文章来源：《尚书与古史研究》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