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读书》栏目今天播出了樊树志先生新书《图文中国史》专题的第二集——大宋的商业繁荣。
此前《燕京书评》曾就《图文中国史》的写作特色、相关论点以及晚明研究专访樊树志教授，本文为此次采访的下半部分。
燕京书评：《图文中国史》41页解释说，礼的本质或确切含义是异，用来区分社会各等级的身份差异，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之间，各有各的行为规范，这种礼，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得有所逾越。另外，周公是统治集团的领袖，他制定的礼，无疑也具有维护王权统治的用意。是否可以说，礼是王权专制主义统治民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部分，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樊树志：书中有一节“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文明”，意在强调礼乐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意义。历史学家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你所说，礼是用来区分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身份差异。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就无法和谐。周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得“礼”和“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我在书中引用《礼记·乐记》的话加以说明：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书中点评道：“周公的治国之道，是在强调等级差异的同时，也强调人与人的和同，在有差别的社会中，尽力营造无差别境界。这是孔子和儒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理想境界。”正如《礼记·乐记》所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因此，孔子对周公的“制礼作乐”崇拜得五体投地，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怒吼。你对“礼”的看法也有道理，如果能够把“礼”和“乐”融为一体，就比较全面客观了。燕京书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齐国的稷下学宫汇集了各派学者。齐国崇尚黄老之学，但并不排他，齐宣王对孟子礼贤下士。这样的情景，从秦代到清代灭亡再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樊树志：战国时代，伴随着政治经济方面激烈而深刻的变革，出现了各种思潮学派的交锋与激荡，出现了群星灿烂的百家争鸣局面，彰显出思想火花的无穷魅力。当时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很盛，一个很平凡的士（知识分子）通过游说，一旦获得国君赏识，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征伐燕国这样重大的军机，也征求孟子的意见。后来孟子想离开，齐宣王百般挽留，打算给他豪华的住宅和优厚的俸禄。这样礼贤下士的风度，令后世文人学士艳羡不已。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建立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秦始皇把法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把法令当做统治者意志，强调“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对以古非今的舆论，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根据他们的理论，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并不成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学才可以进入仕途，把士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学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而无暇旁顾，终于达到了目的。他的这套衣钵，为后来很多治国者所继承。所谓“霸王道杂之”，王道（儒术）与霸道（法术）两手并用，也就是功名利禄与文化专制双管齐下。你提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解释了？燕京书评：《图文中国史》写到了魏晋风度和竹林七贤，在晋代的暴力和恐怖统治之下，竹林七贤佯狂放纵，以图自保，内心的抑郁表现为外在行为的惊世骇俗。这使我想起了希特勒统治之下的一些德国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内心的流亡”。两者似乎颇为相似，两者都是由政治压迫引起。你如何看待这种“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诗）的现象？樊树志：“竹林七贤”所体现的魏晋风度，令人敬仰。他们对司马氏政权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难以公然对抗，不得已采取非暴力的不合作态度，放浪形骸，特立独行。我很欣赏木心的议论，在书中说：“旅美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笔底颇带感情地写道：‘滔滔泛泛之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赃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弱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投江不与水东流……’这样汪洋恣肆的品评，于偏激中闪现独具只眼的史识，木心端的是在‘三唱九叹’了。”在动荡的乱世中，“竹林七贤”身上那种非暴力不合作态度，难能可贵，再三回味，参透“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弦外之音。燕京书评：赵匡胤指示后代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科举制也培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中华文明在宋代达到最高峰，与此有着怎样的关系？樊树志：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唐宋变革论’——近世史的发端”，谈到过这一点。宋朝较之此前的唐朝，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所以说它是由中世进入近世的发端，文官政治取代贵族政治，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我在书中写道：“宋史专家虞云国论述宋朝士大夫的地位时，特别提及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他分析这一现象，呼应‘唐宋变革论’……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培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虞云国的见解可以参看《虞云国谈宋代士大夫与政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31日）。燕京书评：《晚明大变局》强调中国经济自上而下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有人认为，晚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本身存在偶然性，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着显著的被动性，即使走私贸易与海盗贸易也是如此。从原因上说，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基本取决于两个因素：在国内，政府对国际贸易封禁的程度；在国外，中国手工业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晚明大变局》认为，晚明必然融入世界贸易，其实质只不过是国内中央集权统治力衰微，以及国外生产力水平低下两方偶然的结果，并非朝廷主动的行为。你怎么看？樊树志：对于晚明中国从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融入世界，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原本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百家争鸣嘛。《图文中国史》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吸收了《晚明大变局》的一些内容，所以在此作点说明。
《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兰商人先后来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天下大势，建议朝廷开放海禁，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宣布开放海禁，以适应全球化贸易的大趋势。于是乎出现了以广东澳门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航线（跨越印度洋、大西洋前往欧洲的航线），以及以福建月港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航线（跨越太平洋前往美洲的航线）。开始是被动卷入的，我在《晚明大变局》中称为“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但后来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大量精美的中国商品（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源源不断出口，换回巨额白银货币，促使东南沿海经济日趋繁荣。西方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还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通过贸易途径流入中国的白银货币，约占全世界白银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样耀眼的辉煌，很难用“被动”或“偶然”来形容。
我的晚明大变局观点，毫无疑问是对中国历史“总体性的纵向把握”，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看法”。燕京书评：《晚明大变局》认为，晚明就已经开始现代化。但本书并未提及黄仁宇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对于明代洪武财政制度问题也缺乏探讨。仅仅以商业的发达、思想的开放、中外的交流、民间的结社，就能证明明代已经开始了现代化吗？樊树志：我在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从六个方面分析晚明大变局：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二，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三，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四，思想解放的潮流；五，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六，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此书出版后，获得学者好评，认为能够自圆其说。全书四十万字，没有一处说“晚明就已经开始现代化”。我只是说，晚明中国“曾经发生巨变”，“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大变局”与“现代化”是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燕京书评：明代嘉庆年间倭寇，其实是明代政府逆势实施海禁的结果。东南沿海地区富商大贾支持，中国海上商人主导了对抗政府海禁政策的武装势力，雇佣少量倭人，地方官僚以此蒙蔽朝廷。既然倭寇主要是中国人，而且是因为朝廷禁海所致，那么，应当如何看待统治者的禁海政策？如何客观看待戚继光？樊树志：关于“倭寇”问题，由于牵涉民族感情等因素，显得复杂而敏感。近代史学的奠基人兰克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客观、冷静、无色彩。这七个字后来成为兰克学派的标志，对历史学界影响深远。此话言之有理，但做起来很难。不过，历史学家应该尽量努力，逐渐靠近客观、冷静、无色彩的境界，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也应如此对待。我在《晚明大变局》中已有充分的论述，限于篇幅，只能长话短说。嘉靖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对于家乡松江的倭患有深切的了解，他向皇帝报告：“臣去岁具奏之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徐阶的这段话，是对皇帝咨询的回话，是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与公开场合的官样文章不同，坦率而真实。那些占十分之七的“假倭”，其实是东南沿海的中国“贩海剧贼”，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们雇募而来的日本人，也就是说，“真倭”是受“假倭”控制和指挥的。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谈到嘉靖年间的倭寇（他称为后期倭寇），强调以下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研究倭寇，以上两人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至于说到戚继光平定倭患的战功，不能因此而否定，因为他对手确实有相当数量使用日本武器的“真倭”。不过应当补充一句，隆庆年间宣布开放海禁，消除了产生倭患的根源，倭患才得以彻底平息。燕京书评：明清两代的禁海和闭关锁国，不仅体现为物理意义上对民众人身权利的限制，而且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封闭性和过于保守的倾向，你怎么看？樊树志：明清两代有五百多年，笼统地说五百多年都是“禁海和闭关锁国”，似乎过于简单化。明初制订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到隆庆元年（1567）宣布开放海禁，开放政策一直持续到明末。清朝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海禁时期（1644—1683），二是多口通商时期（1684—1756），三是广州贸易时期也称闭关时期（1757—1842）。也就是说，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并不闭关锁国。就晚明时期而言，很难得出“封闭性”和“保守的倾向”的结论。最突出的表征，除了卷入全球化贸易，从经济上融入世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文化宗教上融入世界。耶稣会士前来传布天主教教义，宣传欧洲的科学文化，地方封疆大吏大多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使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得以顺利地北上，并且进入首都北京。皇帝也很宽容，允许在京城建立教堂，并且接受利玛窦的贡品，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惊叹这才是真正的活神仙。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写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把利玛窦进入大明帝国首都，获得皇帝恩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惊叹为“登上了‘月球’”。一些朝廷大臣和利玛窦结交为朋友，有的还受洗成为第一批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和中国官员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批欧洲科学技术著作，改变了中国知识人的世界观，由此涌现出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开启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对于“西学东渐”，以往不是回避就是低估。我想强调西学东渐的深远影响，举一个例子：崇祯五年（1632）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受西学影响，把中国和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有如此的世界观，令人不能不对西学东渐的深度和广度刮目相看了。凡此种种，足以表明当时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科学乃至宗教。《图文中国史》写了“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两节，有比较清晰的叙述。再说清朝。康熙皇帝以充满自信的心态，接纳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他重用传教士负责天文历法工作，还让传教士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在新旧历法的争论中，康熙为了判明是非，破天荒向传教士学习西洋科学知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康熙演算数学的草稿纸，以及使用过的三角尺、圆规等物。中国皇帝如此身体力行向西方学习，无怪乎有的历史学家把康熙皇帝与俄国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对于这些人和事，很难扣上“封闭性”和“保守的倾向”的帽子。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封闭性”和“保守的倾向”确实是存在的，我的意图是尽可能发掘不为人知的不封闭、不保守的另一面。那样的话，历史就显得更加丰满，更加真实。
（本文转载自“燕京书评”公众号）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