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就像一双看不见的巨手，推动和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思想观念的革命甚至战争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带来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东西方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正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戴泉明：《天下之货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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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中起，“向海而生，以商为业”的泉州已十分繁荣，元祐间〔1086-1093年）任泉州教授的郑侠在《西塘集》云，泉州“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释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其时，泉州的海外贸易物货之浩繁、频率之高，已迫近广州。据《宋会要》记载，北宋时海外货物输入泉州的有十多种。丝绸、陶瓷和铜铁是刺桐港外销商品的大宗。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哲宗即位。泉州籍名士苏颂与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李常比较相熟，向他提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一事，李常便再一次提出建议。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终于接受李常的建议，发下设立泉州市舶司的圣旨，泉州刺桐港宣布对外开放。①“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②本地或外来的船舶无需再经广州市舶司验关，即可入港贸易或装货放洋，这是刺桐港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贸易大港、一举超过广州的重要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赵汝适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所记载的中国与50多个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通商的航线及其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③证实泉州是南宋最大的对外通商海港。
到了南宋，市舶收入已成为朝廷财政的主要收入。而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所誉“水陆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译之重”③的泉州，市舶收入一直是国库的重要来源之一，且连年递增。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进口的香料增加至200余种；绍兴十一年（1141年），输入泉州的海外货物增为近400种，比北宋时增幅近9倍；进口的香料扩展到300多种。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⑤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刺桐港海外贸易的繁盛不仅给朝廷创造巨量的财富，同时也造就许许多多富商巨贾。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刚到泉州赴任的知州王十朋见此感叹曰：“闽乃负山带海遐僻之乡，而泉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藏富于民是两宋泉州社会的特征，也是对泉州富可敌国的另一个判断来源。“从泉州商人捐建的桥梁可一窥全豹当地民间的富裕程度。两宋泉州共造了139座石桥，其中113座修造于南宋，尤以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为最多，造桥总长度在5052丈以上。若以洛阳桥长度360丈，花费1400万缗计算，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变动及工程之难易等因素的话，这一时期造桥资金达到1亿9600万缗，而当时南宋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有4500万缗。这些造桥资金绝大多数来自民间商民募集。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南宋刺桐民间所拥有的富可敌国的雄厚财力”⑥。
再者，世界性影响力亦是大城市评估的要素。
“世界体系”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基于跨国交易、全球经济分工与等级排序的统合性的历史分析框架。“第一世界（贸易）体系”是区别后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第一世界（贸易）体系”由欧亚8个次体系的贸易圈相互重叠而成。美国学者卢格霍德在其名著《欧洲霸权之前》指出：“(13-14世纪)这个时期开始的跨文化互动影响了东半球绝大多数地区，由陆路和海路联结成的贸易网络几乎可以触及各个主要贸易城市和港口，开罗、布鲁日、热那亚、撒马尔罕、巴格达、马六甲和泉州等中心城市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卢格霍德还特别强调：“每个次体系的中心是大城市，而非国家”，“大城市是世界体系网络上的结，它们构成了一个国际商业网”。⑥
泉州正是中世纪海洋贸易打造的国际贸易大城市。《天下之货仓》认为：“从全球经济分工和跨国贸易来看，宋元泉州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中心地位极为独特。它既是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又是多个制造业中心，这一双重的功能有别于其他枢纽城市。不仅如此，除了百业行会外，已经具有现代特征的货币流通、资本经营、商品经济、合伙人制、中外结讬（合资）、契约缔结、信贷制度、期货经营、城乡集市等。”⑦
我们对古代大城市评估的另一个要素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及其吸引力。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有此论断：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⑧宋元泉州完美地体现这些特征：“当海洋商路替代陆上商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媒介时，刺桐一直以来以其海路、商业、开放、自由、和平、安全、信用等诸多优势，成为联结中世纪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强大磁场不断吸引不同宗教前来驻足。自公元6世纪中叶，印度佛教浮海东渐泉州，至14世纪，世界主要宗教都在泉州安身立命。欧亚大陆所有的港口城市和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刺桐拥有这么多外来宗教。”⑨
世界唯一幸存的草庵摩尼教光佛造像
（图源：成冬冬/摄）
“值得注意的是，来到刺桐之前的各种外来宗教并无和平共处的传统而是对立排斥甚至战争征服的过程，倒是商业至上的刺桐才有了它们同处一城、自由布教的机会。”“刺桐在宋元这一历史时期也只有在这一历史时期，宗教与商业结合是那么亲密无间，宗教依托商路传播，商业依靠宗教形成交易网络，改变异端信仰的宗教传播，再也不需要像十字军东征、小亚细亚争夺那样的武力征服与反征服。罗马教皇派往刺桐传教的几任主教甚至从元朝廷得到'俸金’。一手举着弯刀、一手举着古兰经的穆斯林来到刺桐也显得温情脉脉。”⑩我们之所以将宋元刺桐称之为“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的理由在于它表现了中世纪欧亚大陆'新的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新文明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为什么说泉州是宋元中国“一线城市”的又一个判断的依据！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6，中华书局，2004年。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8》，中华书局，1957年。
③宋·赵汝适：《诸蕃志》，中华书局，2003年。
④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
⑥⑨⑩戴泉明：〈泉州与世界遗产〉《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
⑧ 美· L 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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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货仓》 北京·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