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黄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如何给王莽创造篡位机遇的
西汉的“黄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如何给王莽创造篡位机遇的
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朝建立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但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在军事上，汉武帝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
搞到最后，西汉王朝也是民穷财尽，国力衰竭。汉武帝虽然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武帝在其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汉朝这架政治机器从“尚武”转向“崇文”，但是战争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并没有快速消失，可以说最后导致王莽能够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迅速蹿起，正是得益于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
我们先要纠偏一个观念
我们以前认为西汉的灭亡在于豪强的崛起，“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好像是政府失去了打击豪强的能力，但实际上是由于频繁的对外军事行动和支出，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基础，老百姓徭役过重，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悲惨局面。普通老百姓为逃避日益增长的徭役，或者自动成为流民，或者将田产“贱卖以贾”，“逃”入豪门为奴婢。所以说，豪强的崛起与流民的增加，我们倒置了两者的因果关系。
最后的南越国——汉武帝征服闽越
公元前138年，即位刚三年的汉武帝刘彻，接到东瓯王使者来告，位于浙东南的东瓯王国，受到其南部闽越王的攻击，即将粮尽溃降，故求助于汉帝国。武帝随即派兵救援东瓯王国。兵锋尚未抵达，闽越即退兵。东瓯王要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至此，东亚大陆东部沿海最后的越人王国，只剩下闽越和南越了。
闽越、东瓯因在刘邦与项羽的战争中，率“百越”助战有功而获封。当东瓯北迁江淮之间后，事实上，留给闽越、南越王国的空间和时间已经不多了。
公元前135年，汉朝番阳令唐蒙来到南越，南越提供了槟榔子制成的易成瘾物——枸酱。唐蒙得知栒酱来自珠江（西江）上游北盘江流城的夜郎王国。回到长安后，他上书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江而下，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在他的构思中，开通从蜀地到夜郎的道路，然后便能沿着北盘江入西江攻入南越。无意之间，富有探索精神的唐蒙发现，南越国的西部（即五岭南部）沿着西江一路往西北而去，竟然与蜀地南部接境。如果能从通道的上游顺势而下，而非单纯逆湘江侵入岭南，南越便触手可得了。
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战略设想，汉武帝武帝乃拜唐蒙为郎中将，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杀汉使韩千秋，这给了汉朝讨伐南越的极佳机会。汉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戈船将军、下厉将军伐南越，从犍为郡出发的奇兵起到关键作用，南越宗室苍梧王赵光等南越西鄙率先降汉，最终削弱了吕嘉的抵抗，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统治了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
从和亲到马邑之围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不久，燕、赵相继筑起长城，和匈奴发生了几次激烈战争。
秦初，秦始皇发兵80万”北击胡”和修长城。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侵入了晋中盆地的太原。刘邦率军迎战，遇到了与之前统一道路上完全不同的对手，汉帝国士兵遭受重创。冒顿单于的骑兵将刘邦围困，匈奴方面据说展现了“精兵四十万骑”的优势兵力。是役的结果，双方罢兵，汉帝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约为昆弟以和亲”。之后的若干年里，匈奴继续对汉帝国施加压力，不过最后都浅尝辄止。
白登山之围
相比之下，匈奴向西部拓展的道路则显得颇为顺利。先后夷灭月氏，还“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对此，汉文帝、汉景帝在攻击与和亲之间，继续选择了后者。
而汉武帝明显并不满足于此。他和秦始皇一样，将匈奴视为其北方边境的威胁，决定举兵攻之。汉武帝率先在马邑伏击匈奴，打破了和亲带来的和平。
“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司马迁如是说。
汉朝的胜利与匈奴的北遁
汉武帝在亲政第二年（前134）颁布了一道诏书，表达了准备像周成王、康王一样，实现“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的理想。
他有理由这么自信。首先从汉朝建立至武帝即位的七十余年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物质产品充足的情况被形象地描述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其次，他已经妥善处理了闽越与南越问题。既有经济基础的支持，也有军事动员的经验，武帝准备实践他的理想了。
汉朝的攻势在几次尝试收效不显著后，终于由卫青、霍去病甥舅取得大胜。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十余万人“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得右贤王众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春、夏两度出兵陇西，在祁连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分获“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及“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导致河西走廊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农业帝国展现了巨大的经济一军事优势，而这是缺乏雄厚粮食生产的匈奴所不具备的。对此，匈奴所采取的策略，则是在汉朝的压力下，沿着蒙古高原的南缘向西，朝阿尔泰山的北麓迁移。
在匈奴自东向西迁移进入河套位置后，曾面临两个选项，南下或是向西北迁。单于首先选择南下，结果遭遇了强大阻力，进入贺兰山以东遇阻后，又接着被驱离了贺兰山以西、祁连山以北的牧地。失败加速了匈奴向西北方向，即阿尔泰山北麓、蒙古高原西部迁移的趋势。
单于刚落脚漠北，汉军就尾随而至。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在阿尔泰山北麓与单于展开决战。事实证明，甫迁漠北的匈奴，并不比轻装简行连续多年追击他们的汉军更熟悉地利。霍去病击败了左贤王军，卫青破单于军，单于“西北遁走”。此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在与匈奴的角逐中，汉帝国占据上风，将对手驱离了自己的边界，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这为汉武帝之后的选择敷设了轨迹。另一方面，匈奴北遁，在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汉帝国发动战争的军事成本，用司马迁的话说，则是汉朝“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
站在汉朝的视角，这个阶段性成果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一切才刚刚开始。几次追击匈奴以及张骞归来后的述职报告，反而激发了汉武帝对西域物品的兴趣。
汉武帝的兴趣
乌孙位于西天山南麓，“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最先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张骞认为在匈奴压力下自东向西迁移的乌孙“恋故地，又贪汉物”。于是在武帝的许可下，张骞率领三百人的团队以及“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出使西域。张骞带去的丰厚物质产品，收到了乌孙数十匹马的回报。这次交换就像是《穆天子传》的重演。分遣往大夏等国的副使也颇有斩获，“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
天山一祁连山一线虽有沙漠、戈壁相隔，但方才肃清匈奴的河西走廊，让汉武帝对这条通道中的流通物充满期待，其中就包括“乌孙马曰'西极’”、“大宛马曰'天马’”、安息“大鸟卵”(鸵鸟蛋)、“黎轩善眩人”。因此，既出于阻止匈奴南迁的实际需要，也少不了来自物质产品的贪恋，汉武帝在北逐匈奴之后，并没有放松对蒙古高原西缘的控制，而是进一步加强了在天山一祁连山构造带北段的经营。公元前121年，汉朝设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但物质交换、人员流动渐增，又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楼兰、姑师等当道诸国和西羌部族承担着汉使往来供给食物、役畜的职责，以及出现的军事义务，让西域诸国也疲惫不堪，当汉武帝对天马、玉石的欲望更加炽烈，汉使往来这条通道的数量和频率也大幅增长。西域诸国负担日深，终于导致西域诸国“攻劫汉使，数为匈奴耳目”，成为（破坏这条通道的）匈奴的合谋者。
为了维持这条物质交换路线的通畅，汉朝越来越多地卷入了河西走廊的事务当中，也令自己与沿途人群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祁连山北坡河西走廊的军事补给难题，汉武帝“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朝的移民暂时承担了那些原本负压在西羌身上的供给义务后，河西四郡的效果开始展现。
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二度出师，终于获得了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这次三千多公里的远征，以出师六万，“牛十万、马三万余匹，……天下骚动”开始，以“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而告终。不过，就在此前一年，汉朝大将赵破奴率领的两万汉军没于匈奴，仅其父子身免。
而为了满足武帝的品味，“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为了保证沿途供应，则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而仓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其中“仓头”，即是以《轮台罪己诏》著名的“轮台”。
轮台罪己诏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劝谕匈奴臣服的公告中，颇为设身处地地移情了匈奴的处境，在汉朝眼中，蒙古高原以北，已经是一派“寒苦、无水草”的想象了。然而，当匈奴从蒙古高原的南部西经阿尔泰山北徙时，随着纬度的上升，“寒苦、无水草”的高原同样给汉军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公元前103年，赵破奴军全军覆没；公元前99年，李陵降匈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亦败降。显然，高原的环境，强化了匈奴在移动性方面的优势，并阻碍了汉朝的远征。
李广利投降匈奴的次年，骑尽了“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已经六十七岁的汉武帝接到桑弘羊等人的上奏。大农丞桑弘羊建议开发天山以南轮台、捷枝、渠犁等地的土地，通过灌溉方式，可以“遣屯田卒”开垦，在自给自足维系列亭哨所的同时，进一步为汉帝国在天山南北的军事行动提供可靠的物资供应。从获得“天马”至此刚过十余载，桑弘羊有关巩固前沿的建议在情在理，但走在人生最后数年的武帝，从对李广利新近失败以及对太子巫蛊之乱中自杀的反省中，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生命的极限。和三十多年前初征匈奴相比，随着战场越来越远离汉帝国，汉军的胜率也在节节下降。战争使汉帝国社会的生产和供应日陷窘境。
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的提议，停止开垦轮台等地，决定“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由是不复出军，思富养民也”。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停不下来的战争逻辑
由于初迁漠北全新的环境，并缺乏固定的物质交换，远离汉朝的匈奴也遇到了自身的问题：“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随后匈奴人对南边本应为汉侦查匈奴动静的乌桓的劫掠，导致乌桓也开始侵扰汉朝的边塞，给汉朝的北部边境造成了新的紧张。因此，公元前77年，在武帝去世十年之后，汉昭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提议，“轮台屯田”终获实施。依托这一战略要地，继昭帝后即位的汉宣帝，在公元前72年，发“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和乌孙共击匈奴。此时，匈奴面对“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的残酷局面，终于北遁。对于汉帝国而言，匈奴的臣服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公元前60年，郑吉成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府正设在轮台的乌垒城。
王莽的机会——“司农钱尽”
轮台屯田的实施，对匈奴和汉朝都产生重要影响，汉武帝所担心的事情也即将发生。郑吉成为首位西域都护之前一年，在归义羌侯杨玉的率领下，西羌在青海大通河河谷，击败了汉朝的屯兵。这次位于通往西域必经之路河西走廊的叛乱，严重威胁着天山南坡屯田军卒和汉帝国的联系。
曾任护羌校尉的后将军赵充国再次临危受命，但赵充国深知羌人叛乱，根本原因在于“羌人为汉事苦”。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河西诸羌除了负责类似“当道诸国”所承担的食物供给、支应外，似乎更多担负了执行军事行动的职责。因此，当张掖、酒泉骑兵奠定了首任西域都护事业的同时，那些“为汉事苦”的羌骑，很可能接着酝酿了第二年的“绝汉道”计划一一通过关闭河西通道来减少军事征发。
先是西羌“为汉事苦”而“绝汉道”，接下来，就轮到汉朝“为羌事苦”了。京兆尹张敞在赵充国出兵之时上书指出，“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余积”，徭役导致的劳动力投入锐减、粮食储备下降，必将造成“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连赵充国本人也对出兵抱以非常审慎的态度。
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贸然出兵，而是分化瓦解。在赵充国的努力下，此次西羌动荡，由急转缓，终告平复。
从汉武帝初年的国用充实到汉元帝时期的“大司农钱尽”，西汉王朝已经民穷财尽。
汉宣帝和汉元帝时期，西汉相继罢除了朝鲜半岛中西部的真番郡、临屯郡，南方的象郡和珠厓郡，蜀地的文山郡。边疆军事行动对国内社会生产的打击显露无疑。
汉武帝意识到“扰劳天下”而罢轮台田戍，但正如轮台屯田几经议止，又最终设置一样，战争的逻辑一经开启就将循着惯性缓缓延续，并反馈到汉帝国社会内部。首先是一部分承担出征和赋税的生产者，无力承受自身的粮食生产，不得以以奴婢的形式避于豪门大家，而另一部分未及荫蔽于豪门之下的普通生产者，则“流亡远去”。然后中等人家继续承担赋税（先逃者的重担叠加到了既未流入豪门也未流亡他乡的后逃者身上），而且更快的被越来越频繁的国家军事支出压垮，导致流亡者越来越多，结果“田地日荒，城郭空虚”。虽然国家以减少军事行动、收缩边郡设置，缓解了境况，使“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然而，武帝所奠基的事业，却从未停止过对汉帝国的消耗。
不可否认，昭宣之时尝试调整粮食运输等手段，减轻了社会内部的生产压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武帝时代遗留的普通生产者流失的状况。但随着匈奴在高原以北向东西两个方向的移动，东压乌桓，西迫乌孙，使轮台屯田最终落实，引发了西羌等近边人群的动荡，将压力由外向内传递，给汉帝国带来接踵而至的叛乱威胁。面对无止的军事动员，“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的局面必将又复一轮。
屯垦戍边
这种不断下滑的生产颓势，使汉朝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的收支失衡。公元前15年，汉成帝以“岁比不登，仓禀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的等理由，罢免了丞相薛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则提出限制诸侯王、列侯田产，限制奴婢数量，以平衡“豪富吏民”和“贫弱”之间的财富差距。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恰是无尽军役、徭役造成的“贫弱愈困”才加速造成“富者田连阡陌”的最终结果。
王莽的崛起机缘——积贫积弱的人们对于节俭、孝直美德的渴望
在薛宣免职的前一年，以恭俭闻名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汉帝国持续的军事行动，使国家财政从原本的收入高于支出，下滑到支出高于收入一一在国家搜罗民财应付军事支出时，贫者相对富者的抗跌性更差，也更敏感一一于是，贫富分化加剧的恶性循环，不断摧垮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正是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让上至皇帝、下至列侯将节俭幻化成某种全能的美德与品质，并视为改善局面的药方，为恭俭克己的王莽的政治上升并最终成功篡汉，铺平了道路。
但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王莽的诸多节俭、孝行事迹，不过是与社会生产不足密切相关的文化隐喻，这种隐喻把王莽送上农业社会收支危机最高解决者之位后，并没能为他提供实际的解决之道。
新朝只持续了15年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