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传播研究凸显学术史价值

社区与传播息息相关。切实加强对社区与传播相关研究文献的回述性研究，从社区的定义及其形态的变迁展开讨论，进而考察社区与传播的关系，并梳理针对社区与传播这一交叉话题所进行的研究的议题和方向，无疑具有学术史价值。

社区场域中的交往

社区的定义和社区形态的变迁。在学术话语体系中，蔡禾认为社区是包含以下几个特点的“互动共同体”：有共同地域空间，有一定人群，人群处于相互交往中，人群间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或凝聚力，人群间有一定的组织和联结原则。而在政府话语体系中，“社区”既是一种区域性社会单元，也是一种基层治理模式的体现。

随着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当代中国的城市地理社区经历了从“生于斯、死于斯”的“地缘”社区，到“业缘”为主的单位社区，再到“趣缘”为主的商品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居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都市的劳动力大转移。快速的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进程，使人和空间的关系、社区的结构、社区组织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社区环境开始衰落和改变。

社区中的传播和交往。社区与传播、与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较为悠久的研究主题。如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培养并强化他们的“社区意识”，很早就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问题。

罗伯特·帕克最早把社区的概念引入传播学。施拉姆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着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谢静等认为，在传播学视域下考察社区，把社区看成由传播所构成的网络，可以发现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传播居于核心的位置，带来了文化的共享，增进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促成了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和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传播也在构建社区，因为有了传播和交流，才使得社区成为富有意义的时空存在。

由于生活场景中的重叠大幅减少，原有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社区传播系统无法建立，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建构新的社区传播系统。宋晖认为，居民在诸如业主群等新媒体传播系统中，互相交流，参与社区事务，形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催生了社区进一步的传播和文化实践，并促成了社区权利意识。

基于互联网的地理社区重构

虚拟社区的产生。互联网已然成为社会的基本连接方式，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深刻地变革着人类传播活动的形态。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影响了传统的“一对众”的传播关系。

周葆华引入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概念，认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中国，这一特征不仅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聚焦内容的“媒介使用”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解公众行为与心理的新路径。从社会形态角度分析，曼纽尔·卡斯特、黄旦等中外学者均认为，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

社区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也在不断发展。“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催生出大量基于网络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谢鹏认为，虚拟社区颠覆了传统社区以地理为划分标准的社区模式，主要以“趣缘”为集结方式，人们在虚拟社区中交流沟通，进行信息、知识的交流和分享，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人际关系。

莱维娜等利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框架，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在线场域”。达尔格伦在著作《电视与公共领域：公民、民主和媒介》中提出了构成公共领域的四个向度，即社会结构、媒体组织、社会文化互动和媒介内容，试图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新概念化，后期又将这四个向度简化为结构、表征与互动三个构成性向度。一些学者参考这一分析框架，对网络社会中的在线交往平台和社区开展了实证研究。

虚拟社区对地理社区的影响。虚拟社区到底带来地理社区的兴荣还是衰败？有研究延续了社会学家对现代化进程的谨慎观察态度，认为信息技术的日益使用减少了当地的互动，可能导致社区危机，城市社区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互不相关的邻里”。

也有研究发现，在虚拟社区的起步阶段，社区成员更热衷于虚拟身份的在线交往。然而，随着社区网络互动行为的深入，社区成员的互动开始延续到线下，线上交往和线下交往汇聚一体。互联网将地理社区和虚拟社区进行了叠合和重构，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地理社区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社区”的形式，促发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的活动。

在国外，最著名的两个大型案例当属鲍尔·洛基奇的“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和基思·汉普顿等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Netwille（虚构名）进行的研究。研究围绕虚拟社区交往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展开，展现了虚拟社区交往在促成居民线下交往、形成居民社区共同价值以及增强居民归属感、凝聚力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