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里的智慧：二十多年不上班的万历，如何管理朝政？
万历朝，被历代史学界评为明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明代历史矛盾的重要集中点——各路政治管理高手层出不穷。那么在现代，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一起来分析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的结晶与教训。
1、明朝——一个匪夷所思的朝代
在明帝国建立源头上是农民反抗外族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斗争，那么由此建立的国家体系就很难摆脱小农经济的主观限制。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巩固小农统治思想。
民生层面上，他将限制商人权利，并将民众分为军户、医户、农户等固定的职业，且家族世袭罔替不可随意更改。同时，不同城镇的居民不经官府同意不可随意流动，违者直接充军。
在政府机构层面上，其对于官员的朝服，称呼，职责都进行了极为严格且周密的划分，相互辅助却也相互制约——如言官等监察官员品级不过六七品却可以监察二三品大员，这种品级与职能极不配位的管理体系，使得官员之间的相互制约成为一种常态。
在教育方面，朱元璋采取八股取士的方法——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为教材蓝本出题，要求考生以固定的韵律与格式答题，这样的强求规整的考试格式极大限制了国家人才的思想及发展方向。
综上，对于明朝而言其在建国初期所定下的基调就在于稳定而非发展，甚至纵观整个明朝，我们很难看到像样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创造一个缺乏变化与流动却阶级稳定且分明的社会。我们在后续论证中会以此为基础进行探讨。
2、万历——矛盾的顶层管理者
根据美国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提出的管理者十大角色——挂名首脑、领导者、联络者、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企业家、干扰对付者、企业分配者、谈判者，作为中国，这一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的所有人，万历皇帝按理来说应该最主要的角色是资源分配者，掌管官员的升降以及任用。
然而事实上，对于明朝皇帝，特别是其后期的担任者来说，这是近乎很少出现这类角色的担任的。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其掌握的官员信息是极其有限的，难以做到对等任用，否则就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如明朝劳模一天批阅近上百份奏折的朱元璋。这对于古代皇帝的来说很难做到长期维持，所以其权力大多下放于内阁、六部、使其推荐人选以供皇帝定夺。在推选过程中如何操作就往往是官员内部的事务。
那么对于万历皇帝，事实上挂名首脑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了，对于明朝来说稳定和顺从远远比发展要重要得多。由于其根本目的并非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那么高效便对于它而言毫无益处。捍卫体制才是其目的所在，那么一套固定的行为范式便显得极为重要——圣贤之道就充当了这一重要角色。
在这套体系中皇帝便是一切道德的源头，他必须参见各项礼仪活动来对民众加以心理暗示——亲耕、阅兵。他成为了大量统治条文的必然集中者，其身上一定要集中社会各种职业所必需的优良品质。万历所代表的并不是朱翊钧这个人，而是皇帝这个象征。能解释这一看法的事实有很多，如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被瓦拉部落的也先所擒，便立即失去皇帝地位立刻就变得一文不值，而新上任的明代宗朱祁玉就接管了皇帝象征的荣耀；再如明穆宗朱载垕执政期间国内大事小事结尾内阁首辅高拱所掌，其主要作用即代表皇帝权威。
可皇帝本身也是人，也不可能完全胜任这一职务，所以其对于自身的臣民的距离必须保持一种近乎微妙的分寸，既不可太近是皇帝失去九五至尊的威严也不可太过疏远而造成皇恩不至。
而万历对于这些繁文缛节又有着极为厌恶的情绪，几十年的不早朝造成国家机关所赖以运行的公德近乎松散，同时某些部门也近乎无人可用。
民间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有违于圣贤之道的私德逐步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而这种极为低效的办事模式与快速发展的民间秩序逐步冲击着国家日趋倒塌的秩序，灭亡似乎有了伏笔。
3、张居正——畸形的古典管理理论
对于张居正而言，秩序远远比其所谓的公德要管用得多。一条鞭法与考成法是他执政期间的两大功绩，这类强调实践与科学管理的方向似乎与古典管理理论有些许相似，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首先对于明帝国来说，张居正的执政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虽然因为他的天赋与才学，这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效果，但却很难包含全国情况的纷繁复杂。甚至由于其做法过于死板，造成百姓负担日益加重。
其次，张居正本身也没有脱离公德的范畴。其对于制度的维护靠的还是那套我们上文所讲的较为简单的道德体系——皇帝年幼对于张居正的极大信任造成了其暂时拥有了皇帝式的权威故而其可以强迫官员执行这一理论。对于制度的执行，并非是全体人员获益而是大部分官员受到损失——这两条法令使得大部分官员的法外收入降低，这与古典管理理论本身也有较大的冲突。
最后张首辅也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循环体系：既然其制度本身并未跳出公德的范围那么其就应该遵守这套规则，但事实上，张居正并未遵守规则像一个品德完美的领导者，而是运用权力对于众官员的压制，而这无疑会损伤公德他的形象，从而影响其秩序的的推行，一步步轮回致使其制度的长期性难以进行保障。
总的来说，其本身并非科学而是个人经验；推行动力并非利益而是强权；那么形成的循环体系必然崩溃。
4、申时行——尴尬的低效率捍卫者
在申时行当政的期间，对于万历纪年来说还算相对平和，虽有大事但总归事有始终，论有定调，不至于大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仅仅是暂时的。
对于申时行而言，道德规范远远比法律更为重要，自上而下的圣贤规范才是帝国运行的重要保障。所以其甘愿担当起和事佬的角色，以保证朝堂上的一团和气内外安宁，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以维持稳定。
同时他也明白官场的阴阳——明白官员本身也存在除正统道德之外的个人准则如火耗、临街踢壶、京察时的相互包庇等等。虽然这些因阴暗处造成了政府本身效率的滞后，可对于申时行而言稳定远远比效率更为重要。他极力推动着万历与大臣之间回到太祖时期的职能轨道上。
但如我们在以上所讲，明朝本身的低效率体制已经很难再适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了，同时申时行也没有张居正的权威来顶替不上朝的万历这一挂名首脑的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更像是一个和事佬，把握着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尴尬分寸。他不能站队于任何一方，这也就造成了他不能从任何一方势力中获取力量，而这样也就有违于他所奉行的那套自上而下的道德约束——因为在道德层面上他不能够站的过高以至于约束群臣。
总的来说，对于万历年间，原有的管理体系已经难以起作用，而新晋的制度也难以跳脱这一范围。低效，像一头濒死的老牛牵引着生锈的国家机器向前走，可能下一步就是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