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折中的“臣”与“奴才”
和珅谢恩折
曾经，有关和的影视作品热播一时，剧中和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一口一个“奴才”，而刘墉或纪晓岚则称“臣”。这样设计台词，可能是编剧认为“奴才”的称谓能更好地表现和猥琐的贪官形象，或者认为和是满族大臣，就应该称“奴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和奏折近500件，除少量谢恩折中称奴才以外，其余奏折都是称臣。鲁迅曾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应该说，这些愤激之言并不准确。
清前期使用混乱
“奴才”一词很早就有，据考证是由“驽材”转化而来，也就是愚笨无用之人。陈垣先生说：“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满语词汇量小，有阿哈（Aha）一词，译成汉语时就意译为“奴才”。《清稗类钞》记载：“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
清入关以后，在全国建立起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文化，汉族官员越来越多，“奴才”一词也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在奏章中“奴才”和“臣”并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康熙、雍正朝的奏折，有称臣的，有称奴才的，也有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
雍正朝开始对此进行规范。雍正朝编纂的《钦定八旗通志》载：“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雍正三年（1725年），南阳总兵董玉祥奏折中称“奴才”，皇帝命他以后称臣，董玉祥认为，此“实圣主优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养洪恩，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感谢皇帝抬举的同时，也不忘强调自己的奴才出身。江南提督高其位上请安折，写“奴才高其位谨恭请圣安”。皇帝用朱笔将“奴才”二字勾掉，旁边写“臣”，并批：“向后写臣字得体。”许多文章认为高其位作为汉人，刻意逢迎，自取其辱。其实并非如此。首先高其位是汉军镶黄旗人；再者，一史馆藏朱批奏折中有10件为高其位所上，其中只有两件自称“奴才”，且一为请安，一为谢恩，其余都是称“臣”。虽说“臣”字也是由“仆”演变而来，但奴才和臣还是有区别的。奴才对主子，臣对君，有“公”与“私”的区别。一般来讲，奴才及其衍生词语都是含有轻贱和贬义的。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的话。可见，奴才含有骂人之意，皇帝是心知肚明的。清代由奴隶制向君主制过渡，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皇帝既是主子，也是君，既视天下臣民为“奴”，也要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官员自称奴才，说明拥有旗籍，拥有一种变相的贵族身份（被开除旗籍的人是没资格称奴才的）。宁愿做私家“奴”，也不愿称国之“臣”，以自轻自贱来博取当权者眷顾，也是官场的不二法门。所以，此后奏章中“奴才”与“臣”的使用仍比较乱。
江南提督高其位请安折
乾隆帝区分满汉文武
乾隆时期，政权更趋稳定，乾隆帝着力在各方面完善统治秩序，其中重要的内容是维护“满洲旧俗”，例如他对满人学习满语作了许多规定。对于官员在奏折中称臣和奴才，他也作了规范。
乾隆二十三年（1760年），对官员自称作出明确规范，规定公事与私事要分开：“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尽管皇帝三令五申，执行中仍然屡屡出现问题。主要有四种情况：
公事奏折仍称奴才。此类情况很多，如安徽巡抚庸、云贵总督明瑞、福建巡抚温福、陕西巡抚文绶、江西巡抚海明等，对此皇帝再三强调：以后凡奏报地方公事，都应称臣，而请安、谢恩等私事仍称奴才。
请安、谢恩折中不称奴才而称臣的，都受到严厉处分。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调补湖南按察使法明于谢恩折内称臣，被传旨申饬，继而革职。
武职的称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凉州镇总兵乔照谢恩折内称臣，乾隆帝指出：“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理，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如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下令对乔照严行申饬。第二年，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折内称臣，乾隆帝认为“殊不合体式”。指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以前“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以后武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称奴才。
满汉官员联名上奏要求不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两广总督苏昌、广东巡抚明山的奏折中，苏昌称臣，明山则称奴才，乾隆帝认为：“一折之中参差互异，于体制未符”，令“嗣后除本身谢恩等私事外，于一应公务折内均宜书臣，以昭画一”。但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隶总督西宁、天津镇总兵达翎阿与直隶布政使周元理奏报捕蝗蝻的奏折中，写“奴才西宁、奴才达翎阿、臣周元理跪奏”。乾隆帝没有像对待苏昌与明山的奏折那样，指示以后一律称臣，而是认为周元理无礼。乾隆帝还发表了一番宏论，他说：“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就是说，联名的奏折，第一个人如果称奴才，后面的人就应该“连名直写”。乾隆帝还指责说：“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三年后，监察御史天保、马人龙因查出考场作弊呈递奏折，开头称：“监察御史奴才天保、马人龙跪奏”，因天保在前，于是折内“连名直写”概称奴才。乾隆帝却提出：“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均应称臣。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否或因为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再次强调：“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闽浙总督常青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汉官）联衔上奏折，俱称奴才，乾隆帝指出：“殊不知政体”；“同为臣仆，尊亲原不系此。即称奴才，于尊君之道亦非有加”；“嗣后除请安、谢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向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
至此，奏折中称臣或奴才基本确定。凡属旗人，无论满、汉还是蒙古人，除请安、谢恩等私事外，奏折中一律称臣；而汉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私事也称臣。武职中，无论满汉、公私，即便官至提督，都要称奴才，甚至与总督巡抚联合上奏折时，也要称奴才，不能与督抚一样称臣。查阅清代武官的奏折，康雍两朝，年羹尧、岳钟琪（汉官）等都称臣，而乾隆中期以后，提督如冯子材、聂士成等，都称奴才。咸丰二年又规定武科考试中试的武举，引见时一律称奴才。可以说，自乾隆中期以后，奏折中称奴才的人反而多了。但写折和面见不同，从乾隆帝对周元理的指斥来看，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还是称奴才的，所以和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也不能说不合情理。
臣与奴才，都是统治秩序的需要
清末，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反满浪潮迭起，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也受到关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两江总督端方代安徽廪贡生李鸿才呈递融合满汉畛域的条陈，内容有满汉刑律宜归一致，满臣不宜称奴才，满汉通婚宜切实推行，等等，慈禧太后下令交会议政务处讨论。随后，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八日，海军部大臣载洵等奏请降旨令内外满汉文武诸臣奏事一体称臣：“考我朝国语，有阿哈二音，原其意即为臣下，误译为奴才二字，以臣工而称奴才，经传既未概见，名词亦不雅驯。……查近日折奏衔名，满蒙仍称奴才，汉文官则称臣，武官又称奴才。共戴一尊，而称名各异，我国家大同之盛，岂宜有此？……方今屡奉明诏，预备立宪，官制既宜重订，满汉方期融合，而文武并重之制亦经奉旨申明，独于折奏衔名显有区别，上失国家教忠之旨，下启臣民轻重之心，非所以尊朝廷而崇体制也。夫奴才之称，本非正名，不过为启心郎等所译，遂成习惯。……臣等拟恳我皇上明降谕旨，饬下内外满汉文武诸臣，嗣后陈奏事件均应一体称臣，永革奴才称谓，则满汉之畛域既除，文武之阶级自泯。庶使亿兆人民永协率土皆臣之义，而盈廷跄济益矢委身不贰之忱矣。”
二十九日内阁发布上谕：“君臣为千古定名，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预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
从清初称臣还是称奴才没有严格的区分，到乾隆中期制定满汉文武公私的区分，到清末废除奴才称谓，目的都很明确：既要用“奴才”来强调和维护旗人和军队对皇帝的私人属性，又要用“臣”来建立合乎传统伦理的君臣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