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顾顾植山老师细细讲“七损八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七损八益”仅仅是房中术吗？
顾植山 陈曦
安徽中医学院
本文刊于2006年第2期《中医药文化》
摘要：对于《黄帝内经》中的“七损八益”一词，历代医家众说纷纭，一直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马王堆《天下至道谈》出土后，今人都以为“七损八益”讲的是房中术，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不然。我们认为，“七损八益”说源于运气学说的阴阳气化格局，从运气象数的角度可以对其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七损八益”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关系到养生防病和辨证论治的许多方面。
关键词：七损八益；五运六气：中医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G112：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06)02—0033—04
“七损八益”一词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原文云：“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
对于经文中“七损八益”一词的解释，隋唐·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谓“阳胜八益为实，阴胜七损为虚”，因而将经文列举的阳胜诸症列为“八益”，阴胜诸症列为“七损”。杨氏之说既无法对应下文阴阳调和的方法和原则，与义不贯，又强凑七、八之数，如将阴胜的“数栗而寒”拆为两损．而阳胜的“汗不出而热”只作一益等，故后世医家鲜有采纳其说者。
唐·王冰注《素问》云：“用，谓房色也。女子以七七为天癸之终，丈夫以八八为天癸之极。然知八可益，知七可损，则各随气分，修养天真，终其天年，以度百岁。《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然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阳八宜益，交会而泄精。由此则七损八益，理可知矣。”王氏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此后医家注《素问》“七损八益”时，基本上都要引述男女天癸七八之数。
同样讲男女天癸七八之数，明代吴崑和清初张志聪等联系到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吴崑谓“七损者，女子天癸以七为纪，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阴血常亏，故曰七损；八益者，男子以八为纪，二八而天癸至，精气溢泻，阳常有余，无月事之损，故曰八益。”张志聪说得更明确：“女子以七为纪，男子以八为纪，七损八益者，言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也。然阳气生于阴精，知阴精之不足而无使其亏损，则二者可调；不知阴阳相生之道，而用此调养之法，则年未半百而早衰矣。”又眉批：“阴阳二气，本乎天真。知养其精，则无偏胜之患矣。损下而益上曰损，损上而益下曰益，故阳可损而阴不可损也。”张志聪的观点与王冰的“阴七可损，阳八宜益”已截然相反。
明末张介宾《类经·阴阳类》对王冰的注释提出了质疑：“按启玄子注此，谓女为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男为阳八宜益，交会而精泄，以用字解为房事。然经血宜调，非可言损；交会精泄，何以言益?故马氏(指马莳)因之而注为采取之说．岂此论专为男而不为女耶?矧亵狎之训，亦岂神圣正大之意哉?”张介宾的解释是：“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也。夫阴阳者，生杀之本始也。生从乎阳，阳不宜消也：死从乎阴，阴不宜长也。使能知七损八益之道而得其消长之机，则阴阳之柄把握在我，故二者可调，否则未央而衰矣。”张氏驳斥了王冰将七损八益指为房色的讲法。但他将“七”指为“少阳之数”。“八”指为“少阴之数”，谓“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屈为之解，又欲强合其扶阳抑阴的学术主张，义涩难通。张氏一面批评王冰的男女天癸房中说，一面又引用了某注家之言：“一曰七损八益者，乃互言阴阳消长之理，欲知所预防也。如上古天真论云，女得七数，男得八数，使能知七之所以损，则女可预防其损而益自在也：能知八之所以益，则男可常守其益而损无涉也。”张介宾评为“此说亦通”，可见张氏在这一问题上尚无定见。
日人丹波元简《素问识》亦对王冰的注释提出非议。丹波氏认为：“七损八益，王注欠详，诸家亦无确说。本邦前辈所解，殆似得经旨，因备录于下。曰，天真论云：女子五七，阳明脉衰；六七三阳脉衰于上；七七任脉衰。此女子有三损也。丈夫五八肾气衰，六八阴气衰于上，七八肝气衰，八八肾气衰齿落。此丈夫有四损也。三四合为七损矣。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天癸至，三七肾气平均，四七筋骨坚。此女子有四益也。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肾气盛；三八肾气平均，四八筋骨隆盛。此丈夫有四益也。四四合为八益矣。”
丹波氏引“本邦前辈”对七损八益的解释，虽欲摆脱男女天癸七八之数的窠臼，但将人体的成长阶段称为“益”，衰老阶段称为“损”，将男女成长和衰老的阶段分别相加去凑合七、八之数，既十分牵强，亦局限了七损八益的大义。
各家意见不能得到一致，对“七损八益”的争论，遂成中医学术上一千古悬案。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天下至道谈》中谈到了“七损八益”。《天下至道谈》中的“七损”是指在房室生活中七种对人体有损害的做法，“八益”是讲在房室生活中对人体有补益作用的八种做法。自此之后，人们对“七损八益”的解释都以《天下至道谈》为据，指为房中术语了。例如1984年出版的全国统编《内经讲义》教材谓：“七损八益，历来注释不一。近据马王堆出土竹简《养生方·天下至道谈》的记载，属于古代的房中术。”有学者谓：“以《天下至道谈》所论为依据，用来解释《内经》所论'七损八益’，无不丝丝入扣，着着吻合。这样，就使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悬案，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七损八益”之为房中术语，似乎己成定论。
“七损八益”仅仅是房中术语吗?笔者认为此说大可商榷。试看《黄帝内经》的原文，上文为：“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讲了一番“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后，黄帝又问“调此二者奈何?”岐伯回答“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显然，岐伯所答的“七损八益”是调和阴阳之大法。下文“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是讲“圣人”如何遵循“七损八益”之道的，亦未涉及到房中术。《黄帝内经》不是讲房中的著作，“阴阳应象大论”是讨论阴阳五行的大道理的，相比之下，房中术是小道。所以，如果将《内经》中的“七损八益”理解为《天下至道谈》中之房中术，不仅不合《内经》旨意，也局限和贬低了“七损八益”的重要意义。
综观古代医家对“七损八益”的注释，认为“七损八益”是调和阴阳大法的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分歧主要在对“七”和“八”的不同理解。之所以有不同解释，是因为把“七”和“八”看成了一般的数字．不知《内经》“七损八益”中的“七”和“八”是象数，主要表达的是“象”而不是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命名，是因为该篇主旨强调的是自然界的阴阳与人体阴阳之“象”的对应，所以人体的一切活动需要与自然界的阴阳气化之“象”保持一致。
在易学的洛书模式中，七居西方配兑卦，兑象少女为阴；八在东北配艮卦，艮象少男为阳。(见图1)“七损八益”在易学中就是“损益阴阳”。但损益阴阳为什么是“七损八益”呢?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男权思想的反映，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在讨论摄生时还是男女都很重视的，故不至于公开提倡损女益男，其实这里隐含了五运六气的概念。
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反映了阴阳气化的六种状态，在中医学中以三阴三阳分属之。三阴三阳的概念始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经文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笔者据此绘出三阴三阳开阖枢图(见图2)，将此图与洛书九数及太极图相合，得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到，“8”位于东北方，相应于初春“太阳为开”之处，天气左升右降，“8”之后阳气渐旺；“7”位于西方主秋之位，“7”之后“阳明为阖”，阳气逐渐闭藏。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上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生阴长”，下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杀阴藏”，故“八益”表达了阳生阴长，“七损”反映了阳杀阴藏。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四时阴阳变化相应。既然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是“七损八益”，人们在养生、治病，调和阴阳时就必须知道七可损、八宜益的道理，并顺从这一规律。
黄帝和岐伯讨论的“七损八益”是天人相应，调和阴阳的大道理，房中养生时当然也需遵循此大法，故《天下至道谈》等房中文献中出现了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但这类文献中“七损八益”的“七”与“八”，已是具体的数而不是象，而且不同的房中文献中“七损八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故不可以《天下至道谈》中讨论房中术的“七损八益”来解释和代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七损八益。
“七损八益”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关系到养生防病和辨证论治的许多方面。通晓损益阴阳之理的人，才能够适应自然；机体与自然的阴阳协调，则苛疾不起。这种顺应天地四时阴阳关系而摄生防病治病的指导思想在《黄帝内经》和历代医著中随处可见。
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这里“春夏养阳”就是“益八”。“秋冬养阴”则是顺从“七损”的自然规律，通过“养阴”帮助阳气收藏。因为冬天的阳气以精的形式封藏于正北少阴之位，故有“少阴君火”和“肾间命门”之说。“命门”即“生长之门”。春夏阳气表现在外为“浮”，秋冬阳气收藏于内为“沉”。顺从七损八益是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方法，“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是境界。
外感病的治则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之说。伤寒为何下不嫌迟?《素问·五运行大论》曰：“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从上述“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可知，“风寒在下”宜乎先犯艮八太阳之位，此时阳气宜益不宜损，若早用下法，势必阻遏和损伤东升的阳气，不利于人体抗病机能的发挥。至阳明病时多用下法，是因为阳明之位已在“七损”之后，用下法顺从了西降之气。温病则不同，“燥热在上”，温邪上受，首先侵犯的是手太阴肺，而手太阴肺在正西，又与兑卦相配，恰属“七损”之位，“下不嫌早”就顺理成章了。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引述了《素问·六节藏象论》“凡十一藏取决于胆”的论点，认为“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生．则余藏从之。”故在其创制的著名方剂补中益气汤中加入柴胡，用升发少阳春升之气来带动脾胃中气。李氏这种重视春升阳气的观点，也是“七损八益”思想的一种体现。
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中例举四时用药原则：“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七损八益思想在组方遣药方面的运用。
综上所述，“七损八益”一词从运气象数角度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黄帝内经》顺从四时阴阳养生疗疾思想的生动体现。同时，通过“七损八益”以及“阳杀阴藏”等问题的运气学阐释．也充分体现出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隋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27．
[2]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3．
[3] 明·吴崑．内经素问吴注[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7．
[4] 清·张志聪．张志聪医学全书[M]一b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0
[5] 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21—22．
[6] 日·丹波元简．素问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47．
[7] 程士德．内经讲义(高等医药院校教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32．
[8] 周一谋_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M]．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115．
[9]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脾胃论注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20．
[10]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