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谈写作：做一个配得上称为“作家”的人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他的父亲在1914年大战时阵亡，他随母亲移居阿尔及尔贫民区外祖母家，在平民区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1945年戏剧《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获法国批评奖。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44岁的加缪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这个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在加缪的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中，他尝试建立起一个新颖的人的哲学理论。“荒诞”是加缪提出和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世界中的孤独和世界的荒诞。但他主张，人也不应该绝望和颓丧，而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反抗”是加缪作品中所要表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曾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
做一个配得上称为“作家”的人
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是有双重性格，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我们不妨以社会替代自己的妻子，那么便会明白，一句套语或一种说法，由作家把它同一种当时的情感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会被评论家们给孤立起来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质问它的作者，但所谈的却是另外的事。语言有如行动：“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他就是您的儿子了？”“绝不是那么简单，一点儿也不！”于是，杰拉尔·德·奈瓦尔在一个寒夜里竟然两次上吊自杀，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这个题名，说他帮助了某些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够写出真的不幸，同样也不能写出某些幸福。我也不想在这里试着这样做。但对于他的题名，大家倒可以描述一番，或想象一下，最少一分钟，便会明白的。
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作品，而只满足于知道他的大名、读读别人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从那一刻开始，他为人所知（并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仓促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象。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无疑，这种名声，无论是大是小，都是骗来的。可是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接受这个说法吧：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知道，某些疾病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补偿了人身功能的紊乱，如果没有它们，便会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该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草率的评判，如今已把所有的公共活动都淹没在无聊的海洋里，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在一个国家中，谦虚的态度是作家始终需要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知道一位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披垂，指甲都染成黑色。人们也许觉得奇怪，他哪儿来的时间写那些占满几个书架的作品呢？实际上，与他的多数同行一样，夜里睡觉，白天长时间伏案工作，为了不伤肝，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洁癖是出了名的，他们还是对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着实不少。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绝妙的窍门。我自己就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我的朋友们常把这当作笑料（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编辑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你拒绝与这位编辑共进晚餐，也许不仅因为你对他评价不高，还因为你担心因此引起别人的不快。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无聊的吗！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在某种场合下，你可以尝试调整视角，只需重复说，你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家的。当然，你总会有可能写过关于荒谬的观点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自己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从未读到过索福克勒斯有过弑父娶母的经历。那种关于每个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的，人们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人，或者是他的时代，或者通俗的神话传说。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作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是回望他的怀旧，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毫无保留地描写自己。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个客观的作家。我所说的客观作家，是指从不把自己当作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与他所讲述的题材对号入座，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成了荒谬的先知。除了对从当代社会发现的一个观点加以阐释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与所有同代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吧。说来也并不复杂，我只不过是与之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以便能驾驭这个题目，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荒诞不经。
以上内容节选自加缪《夏天集·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