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地域给写作提供了坚实的“着落”

近来，王方晨的短篇新作《凤栖梧》陆续被众多刊物选载，有评论认为，“王方晨看似是在写一块福克纳式的'邮票大小的地方’，实则在写一方文化，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流脉”。的确，通过老街巷的写作，王方晨成功开辟了个人写作意义上的新领地。

“我认为地域承载着文化。文化总得有着有落的。地域就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着落’。”王方晨说，在写作中，他有意识地增加地域方面的因素，目的就是能够从文本上有别于他人。由此出发，在精神层面上的开拓，才不至于是一种飘渺无根的东西。“简单地说，地域元素的大量运用，让我的写作在当代创作中，产生了差异的可能。我有个执念，就是让自己的写作能够成为'这一个’。地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王方晨

莫言先生获得诺奖的前夕，来济南参加文学活动，王方晨曾随他乘坐泉水之上的游船，对他一路大讲济南之美，似乎比导游知道得都多，引得莫言大发感叹，说，世界上在一个地方生活还能这么毫无保留地说这个地方的好话的人，实际上很少，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王方晨觉得虽然有些夸张，但有道理。他感激生活的城市，因为她使自己有关的写作“言之有物”。

访 谈

中华读书报：自《公敌》起，您的创作就开始思考传统文化的问题。您以《老实街》为代表的老街巷写作，更增加了人文因素和文化主题。这种转型是有意的吗？

王方晨：小说反映社会生活，实际上最终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写出生活的精神高度，即便这种生活极为寻常。我从开始写作，就十分注重对人物的心灵表达。这逐渐地使我与一部分写作者有所区别，那就是在长期的写作不断塑造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

《公敌》涉及到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因为我觉得，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都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部小说与我的老街巷写作，不同之处在于采取的角度。《公敌》描写了塔镇一个乡村帝国的形成，它的成就和危机，把我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农村发展做了一个完整的本质概括，是从乡村政治的角度，来思考传统文化。以《老实街》为代表的老街巷写作，则是深入了司空见惯的市井生活，是立足在道德层面，对传统文化形成观照。对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我都会结合古老文化和时代命运，进行抽丝剥茧的剖析，直至显露出生活的内核和人性的幽微。

单纯从《公敌》和我的老街巷写作上讲，我承认这里发生了某种“转型”，文化意味明显更浓厚了，也当然是有意为之。

中华读书报：从“塔镇”到“老实街”，细看之下二者之间有某种精神的呼应。在写作状态和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变化吧？

王方晨：就我个人的写作体验来讲，写作状态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说，没有精神的、心灵的飞翔，我几乎没法进行我的写作。书写“塔镇”，我感到自己是在俯瞰一片生机盎然的大地，书写“老实街”，我的视野里是连片的房舍和那条古老的青石板街道。精神飞翔的状态没有变，表现手法也一以贯之。我觉得一个作家认准的东西，没必要总是变来变去，但必须要不断予以丰富。如果说“老实街”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变了”的话，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描写的对象不同，再加上小说语言相对于过去，更雅致一些吧。

中华读书报：《老实街》在写作方式上，运用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现实主义写法。您在短篇新作《凤栖梧》中对功夫的描述，很像小说家的夫子自道。“名为练功，练神气才是关节。”您一向比较注重“怎样写”的问题，在叙事腔调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王方晨：这个比较明确，我追求中国特色，但不拒斥外来影响。

你说到的《凤栖梧》中的那段，确实是这样的。写这个小说，我事先打印出“起承转合”四个大字，挂在书架上。写作时不时抬头瞅一瞅，提醒自己哪里该起，哪里该承，哪里该转，哪里该合。不断地起承转合，讲的就是一个“易”。转换之间，气息全出。那种气息的自然流动，跟练功没有两样。套用小说里的话，“名为写作，写神气才是关节”。

看小说，最终是要看小说“文气”的。作家拼的，也是“文气”。

自从“老实街”系列小说出现后，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些作品有一种“很特别的腔调”，让人喜欢。我也在思考，究竟怎样“特别”，而“腔调”又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有两点值得说明。一，作家写作要“拿捏”。就是指作家对叙述、文字运用的掌控能力，在叙述中能够保持自己的姿态。二，作家一定不能被现实生活所束缚。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机械现实主义作品，问题就出在拘泥于生活。我们的文学理论上讲，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实际上情况却是，高于生活很难做到，也很少有人做到。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是匍匐于生活的脚下。我以前讲过，写作要“不泥于古，不泥于今，不泥于时，不泥于事，不泥于世”。小说“怎么写”？就这么写。我认为解决了这两点，就解决了叙事腔调的问题。这就是我的追求，有传统也有现代。

中华读书报：系列济南“老街巷”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您坚持继续挖掘这块极富特色和蕴含的文学沃壤。对此，您是怎样的心态？

王方晨：李敬泽先生开过玩笑，说我来到了济南，很快把自己变得“很济南人”了。我自己也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特别深厚、风景优美的城市。走在老街巷，触目皆可演绎出一个别致的故事。

实际上，我的老街巷小说，还得益于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向阳女士的一句话，你要写上十二篇。那时候，我才刚刚写了两篇，一个是发表过的《大马士革剃刀》，一个是还未发表的《鹅》。她不这么说，我很可能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先生又推了我一把。他说，王方晨，你要有十篇《大马士革剃刀》这样的小说，你就在全国“怎么怎么”。他的意思是说那可不得了了。我怦然心动。既然您老这么说，我就立刻写给您看。于是就有了那篇《世界的幽微》。

第二年春夏之交，在我的创作研讨会上，何向阳女士又鼓励我，你要十篇、二十篇地不停写下去。当时，她特别推崇小说娓娓道来的讲古说书式叙事风格和小说语言的古典风致，认为是对中国古典精神的继承。

几年下来，我不光写老实街，还专门写了奥街、武库街。这块极其宝贵的文学沃壤，依旧值得我继续挖掘。我渐渐发现，这样写作还有一个大好处，那就是让自己的写作具有了一个系统性。专注的写作可以凝神聚气。

中华读书报：有人认为，《凤栖梧》书写了人的诗意栖居。您也在小说开篇，对我们千年万代的民族梦想进行了得其神髓的描述。小说中的苗凤三诚恳地问一个前来拜师的青年小丰“您要蹦那么高，做什么呢？”这是类似于参禅的话头，在小说中似乎另有用意？

王方晨：谁不愿意过上身轻如燕的生活呢？在小说中，我说了大实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就是，人人有一具赘重肉身。苗凤三的追问，给了物质性生活一个极限，也让浅薄的人生追求受到了众人的嘲笑。大家说，蹦得再怎么高，也高不过飞机。

人对现实的超越，其实就是精神的超越。青年评论家崔庆蕾就很可贵地看准了这一点。小说是讲武术，扩大到我们思考的文化概念，也是同样。文化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将其内化为一种精神信念。这就是凤栖梧的终极意义。精神信念给了我们海阔天空，也使我们有了提升“赘重肉身”的强大力量，我们也才能生活得身轻如燕。像我们每个人所梦想的一样，或不矜而庄，或怡然自乐。

人人得其所哉，习与性成，不就是我们民族大梦的实质么？我以“凤栖梧”为题的目的也在这里。中华文化瑰宝不是只为了摆上去琳琅满目让人看的，说白了，不是小丰所理解的杂耍，而是一种精神感召。苗凤三从未展示武艺高超，但他生活得从容淡定，包容有度，将精神文化与时代生活的结合。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鹿邑夫，是对苗凤三的映衬，他也是苗凤三的另一种可能。他在黑松林出手教训小丰之流，纵身一跃，跃到了树顶上，就是对苗凤三追问的一种回答。显然，鹿邑夫并不负责提供终极答案。

在深夜的馍馍房里，两个老友于无声处过了一招，鹿邑夫也终于抬头看到了那块惹得他心头撞鹿的匾额。老友之间，不分高低。二人归于释然。你走阳关道，不能碍着别人愿走独木桥。出不出手，纯粹是个人选择，但这也正是各自“得其所哉”的前提。

中华读书报：这篇小说给人一种“绝活”的感受，深得古传统精髓，文字传神，味道醇厚。我很认同崔庆蕾的评价：凤栖于梧，是“传统”的落地生根，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转换与新生。您在写的时候，有这样的目标吗？

王方晨：哪个人不在梦想生逢其时、凤栖于梧呢？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人为生不逢时的命运慨叹不休？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不希望它们像泡沫一样被风吹走破灭。留住它们，就是留住吉祥，留住了生活的根。

从小说里，我们已经看到那样的生活。时代变革永远不会停止，但我希望人人都能找到一种最佳的应对的态度，以获得坚定的精神信念，而不为生活的浮沫浊流所挟裹，最终实现人生的诗意栖居。

这个故事，实际上也讲出了怎样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怎样将其为我所用，为时代所用。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看门道的才能领会实质，图热闹就会流于形式，甚至露出丑态。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真正地内化于心，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也才会实现文化本身的“凤栖于梧”。

中华读书报：您到济南多少年了？刚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现在如何看待这座城市？

王方晨：我与济南神交已久。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踏足此地。很快，我又在济求学两年。十一年前，我调济工作。我对济并不陌生。只是不在济生活的时候，对济的关注度不够。来到济南，马上就有了好好审视它一番的想法。

对济的看法，我对莫言先生讲过。现在我家住在两山之间。那年李敬泽先生来济考察，从我家附近经过，我便起身指给他看车窗外乌绿的玉顶山，说我家就在玉顶山之南、盖子山之北。这里地势高爽，雨季从不积水，而且位置优越，让我有了得其所哉的感受。

这座吉祥之城对我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