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爆发天灾？古人脑洞大开神解释，看似荒谬其实挺有用
据现代人对自然、宇宙的认知程度和现有的科学知识，我们能很轻松地说出很多自然灾害的成因。然而，人类获得的这些科学认知，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情。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限于科学水平低下，难以对当时频发的灾害的成因做出科学的解释。同时，深受上古时期形成、流传下来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各种神秘、迷信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性地使用这些神秘、迷信思想，来解释灾害成因。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灾异“天谴”说、“阴阳失衡”说和带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科学说三大理论流派。它们都怎样解释灾害的成因呢？在当时及后世有何意义与价值？我们今天又应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思想和理论呢？
一、灾异“天谴”说
《西游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玉帝因凤仙郡郡守将供奉给自己的祭品泼撒在地喂狗，雷霆震怒，禁止在凤仙郡降雨。唐僧等行至凤仙郡时，此地已大旱三年，民不聊生。后来，在孙悟空的协助下，凤仙郡郡守、郡民一心向善，感动了玉帝，才下旨降雨，解除旱情。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古代颇流行的灾异“天谴”说的生动体现。
持此说者坚信，天具有喜、怒、哀、乐各种情感和意志、神通。各种天灾，都是人类行为不当触怒上天，而给世人降临的惩罚。天子作为上天统治人世的代表，言行举止尤为上天关注。因此，人君无道失德，政策有阙，就会招致上天不满、警诫，乃至惩罚：“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因此，持灾异“天谴”说者坚定地将各种自然灾害的爆发，与现实中人君的不当举措联系起来，在二者间构筑起毋庸置疑的因果逻辑关系。
水灾本是暖冷气流在某地相持，导致该地强降雨时间过长，降雨量过大，引发山洪泛滥，河水暴涨，冲毁堤坝，淹没农田、城乡。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却认为，人君“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即皇帝不敬畏神灵、祖先，不遵礼仪祭祀神灵，种种作为违逆天时，就易招致水灾。孙权赤乌八年（245年）夏，茶陵县发生水灾；十三年秋，丹杨、故鄣等县又发生水灾。间隔五年，分处异地的两次水灾，本风马牛不相及。史官却牵强附会，归咎同因：“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邺创七庙。……而郊祀礼阙。”因此，上天降下两次水灾，“故示此罚，欲其感悟”。
旱灾主要是因地壳板块滑移，导致表层水分渗透流失，地表丧失水分；加之空气流动，无法凝成降水云团所致。魏晋南北朝人却认为，亢旱是人世“阳气”过盛的结果。这一结果，又缘于人君“过差无度，刑法不一，敛从其重，或有师旅，……动众劳民”等过失。人君上述作为，都会导致“阳气盛而失度，阴气沉而不附”，进而引爆旱灾。基于此，人们认为，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五月大旱，是上天对他“崇广宫府”的惩罚；吴孙亮五凤二年（254年）大旱，是上天对他“征役烦兴，……劳役失众”的惩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征役持续一年，而“旱亦竟年”。
按照这套理论，无论什么灾害，都无一例外被解释成上天对人类，尤其是对人君的谴告和惩戒。诡异的是，魏晋南北朝时，很多帝王为表明自己的确受命于天，在面临灾异时，也往往自觉地充当“背锅侠”，承认自己品行或施政有亏，颁罪己诏于天下，穿素服，减停膳食等，通过这些自惩性质的行为，以示顺应天意，改过自新。太和二十年（496年）七月，北魏孝文帝“以久旱不雨，辍膳三旦”。面对百官劝谏，孝文帝坚定地说：“朕志确然，死而后已。”当夜，城内“澍雨大降”。
北魏孝文帝
二、“阴阳失衡”灾异说
先秦时，人们逐渐形成阴阳观念，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气或物质，并用阴阳来比附社会现象。人们还认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谓之“五行”，并根据“五行”彼此相生或相克的自然属性，将其与人事消长联系起来。汉代，儒生们将阴阳五行学说与灾异联系起来，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灾异起因学说体系来。
汉儒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水、旱、雹、霜等自然灾害的成因：“大旱者，阳灭阴也。……大水者，阴灭阳也。……火干木，蛰虫早出。……水干木，春下霜。……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水干土，夏旱、雨、霜。火干土，则大旱。……金干水，则冬大寒。”这些理论，基本被后世遵循。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到五月，河东、河南等地陆续发生雹灾。冰雹本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但当时人们不明白其发生原理，故用阴阳五行理论比附时事加以解释。他们认为，多地频繁爆发雹灾，是因大将王濬平吴有功，妒贤嫉能的权戚却对他各种诬陷。晋武帝本应主持公道，赏罚分明，但却听信谗言，以至赏不抵功。因此，雹灾的发生，就是“阴胁阳”的报应。
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人事”说
当然，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有识之士基于天道自然观的理念，对种种神秘、迷信思想进行批判，否定灾异“天谴”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他们对灾异成因的解释，虽与今天的科学理论仍有较大差距，但在当时已难能可贵了。
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天、地既无口、鼻、耳、目，也无喜、怒、哀、乐情感，不过是没有思想、感情的自然实体。所谓“天谴”，不过是儒生们糊弄君主、百姓而臆造出来的谎言。像日蚀、月食并非帝王失政所致，而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天象。这些言论对魏晋南北朝时一些思想家如王弼、葛洪等人，具有启蒙意义。
王弼（226年—249年）基于老子的自然主义来解释天人关系。他指出，天没有意志，天有意志是谎言。葛洪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指出世人以天地为万物之母的说法是错误的。天地虽承载世间万物，但万物并非天地所生。所以，当晋武帝将“灾害屡作”归咎于上天惩戒时，郤诜回应说：“水早之灾，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于人，……宜勤人事而已。”但类似进步的思想、言论，在当时尚微不足道，应者寥寥。
文史君说
面对频繁且酷烈的自然灾害，自先秦起，人们一直致力于探索其成因，寻求消灾避灾之道。囿于低下的科学认知水平，加之长期浓郁神秘的迷信思潮的熏染，人们不可避免地得出我们今天看来极其幼稚荒谬的灾异“天谴”说、“阴阳失衡”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嘲笑古人的努力探索，正如一个成年人，自不可以现在的成熟聪慧，去嘲笑自己幼年时的笨拙无知。上述两说法虽荒诞不稽，但这些思想对专制者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使他们不敢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在这两种理论的“震慑”下，魏晋南北朝时的很多君主在发生灾异后，不得不“引咎思过”，积极赈灾救灾。在制约皇权、救济民生等方面，客观上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陈高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
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