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别川向秦未忘蜀
◇何田昌
何绍基书法作品
咸丰二年（1852）七月，京城北京，天空虽然是透蓝的，每天悬在天上的太阳，却一如红红的火球，云彩好像被太阳烧化了，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天气已变得极燥热，空气中弥漫着烦闷的情绪，所有人似乎都有些浮躁。但是，这其间的一天，何绍基的心情却格外好。
他母丧服阕重回京师后，呈上奏折销假已有小段时日。人生总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惊喜，何绍基不久便等来皇上诏令。得其好友、侍郎张芾全力保举，咸丰帝拟重新委职于他。临前，上召何到避暑上朝的圆明园问话。何绍基满心喜悦早早起床精心准备，正着官袍，一路小跑来到圆明园。但见园内各种鲜花次第开着，红的、紫的、粉的、黄的，一如绣在一块绿色大地毯上的灿烂斑点，空气中更是散发着浓郁扑鼻的幽香。成群的蜂蝶鸟雀，在花枝间穿行起舞，似乎在欢迎他。他却没闲心留步赏景，心里在猜想皇帝会问他些什么，他又该如何一一应答。
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虽已去世十二年之久，却因其德学俱佳，君臣齐赞，德荫子孙。今何绍基丁忧回朝，自会受到咸丰帝一番君仪天下般的皇恩慰藉，并垂询其家世、学业、时务观及原籍道州被贼湖湘防堵诸情形。据《何绍基年表》载，经过十余天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终于迎来升迁的好消息。八月初六日，即有了他被简放四川学政的特旨。更有趣的是，初九日，咸丰帝复于乾清宫西书房召见何绍基。
四川学政，大致相当于今之四川省教育厅长，说到底也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厅级干部。对这样一个级别的职位，为什么咸丰帝会如此重视，要亲自考察、钦命，并两次召见何绍基呢？
尽管今天的我们已很难详知，当年咸丰帝究竟跟何绍基耳提面授说了些什么，但从后来何绍基入川到职，在成都受到将军品级以下各官员的迎接；他所作《恭报到任日期折》等直接奏呈朝廷，很快得到咸丰帝“一切地方情形，随时访察具奏”和“汝能如是认真，朕甚嘉悦”之朱批来看，何绍基一定是得到咸丰帝的极度信任和特别授权的。
得此钦命、长了脸面的何绍基，自然心怀感恩，万分激动，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真正的伯乐，自然是以一种“饮君滴水恩，我当涌泉报”的心态走马上任。
何绍基，出生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幼承家学，特别是受其舅舅的影响很大，少年时代即以诗才敏捷闻名乡里。虽数次应试，终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曾主持过福建、贵州、广东乡试，选拔各省府举人。在告假扶母柩归湘之前，他供职国史馆更是长达十年之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又生性耿直的他，清正廉明，疾恶如仇，以才取人，不徇私情，不避权贵，遇事直陈，从不仰高官鼻息。如同幼时学书，讲究“横平竖直”，既是他秉持的书法理念，亦是他人生态度的写照。
因为有才，甚至又有些任性，加之这种耿直甚至不懂进退的性格，或许会被意气相投的文人朋友视为真性情，但在“职场”中，却不见得能讨“领导”和同僚喜欢，自会时有碰壁。相比之下，其父何凌汉自嘉庆六年拔贡生，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可说是仕途一路顺利向上。遗憾在于，何绍基并没能承袭其父的官运。其实，是他没有深谙“为官之道”、未入官场“法门”。
当时，泱泱中华正处鸦片战争后，腐朽没落、闭关自守的大清王朝一天天衰败下去。朝廷和地方官吏，大多自顾贪公肥私，搜刮民财，荼毒生灵，草菅人命。何绍基身居四川学政之职，是管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官员，不仅各州府的科考他都亲自前往监督，除去主持科试以外，也严格督查各州府的学官。在巡察各地考举期间，何绍基察觉许多教育方面的漏洞，力推整顿各地提调官及考场舞弊不正之风。除此，就连不属于学政职责内的民事、刑事案件也兼有处理。他为老百姓申了冤，却与贪官污吏们结了仇。他一次次上书朝廷，弹劾地方官吏，动了别人的奶酪，显然是触犯了旧时官场大忌。何绍基受命所作《敬陈地方情形折》，咸丰帝竟未作任何批复。
咸丰五年四月五日，何绍基因屡陈时务十二事，被皇帝责以“肆意妄言”。实际上是当地一些权贵已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强大利益集团对付何绍基，拼凑了一连串状词诋毁诬告他，极尽谗言陷害。咸丰帝为平衡关系，竟不分青红皂白免去其四川学政之职，给予何绍基降调三级之处分。何绍基心灰意冷，遂辞官职。
历世后人一致评价，何绍基任四川学政之职，一是主持了各府州县科岁考试；其次针对察觉的问题上奏朝廷，力除弊窦；再次，按试各府州县时发现大吏需索陋规严重，请旨裁饬陋规；其四，南江县郑怀江等冤狱、河东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争袭各案，皆据所闻入告钦使至均如所议平反。但是，何绍基最终非但没能够澄清川中吏治，反而丢了自己乌纱帽。
从此，他倦意仕进，一心一意去“玩”他的诗词文章和何体书法，去讲学布道、校刊古籍，传播湖湘文化。借此，才有他后来被誉为“有清书法第一人”之盛名。尤在书法上得诸体皆擅，熔铸古今，形成其独具特色之貌状，获曾国藩“字必传千古无疑”的评价。
据《何绍基日记》记载，咸丰五年（1855）六月八日交印于时任四川总督黄寿臣，然后打点行李，辞别旧友，于七月初一日，出游峨眉瓦屋，遂別川而去，经陇南、西安，始其游历天下之途。
而今，在甘肃成县，有一座建于明代的会馆，馆内戏苑门前，有两尊铸着蟠龙的铁贡杆，贡杆上还有何绍基书写的一副楹联：“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话往回说，四川的百姓真的敬重和留恋他，给他送匾送万民伞，皆呼“好大人”，往后还建祠立碑。包括总督黄寿臣、大将军乐彦亭等人，非常了解何绍基秉性，敬佩他的真才实学，先后出面为他斡旋。不少举子学士也上书督院，纷纷挽留他。且他们还商量来、琢磨去，邀约官商之人出资，创办“草堂书院”，极力聘请何绍基留下来当主讲。
何绍基心里是一面领情，一面又感叹宦海沉浮，时局动荡，人心不古，遂千方百计辞却邀请。
“三年搁笔草堂诗，敢较低昂杜拾遗；孤韵每从无意得，一生不作强颜词。遥遥尚友归忠爱，澹澹残秋动别思；万里桥西好风景，可无亭馆映参差。”这是何绍基一首七言律诗，曰《离别》，收在《何绍基诗文集》中。
在他看来，自己秉承皇上旨意将四川弊政上书朝廷，无愧于心，却被撤了学政之职，愤慨和孤寂之感，只有在内心与杜甫倾诉。秋高云淡之下，秋风吹起离愁，就此作别川中父老，何日还能重来呢？
咸丰五年（1855）六月二十七日，何绍基偕幕僚吴寿恬、顾幼耕及儿庆涵等人同游草堂，与杜公作别。他借诗言情，既表露了对杜甫的心迹和对草堂的留恋，同时也是寄寓他对四川的万般不舍与念念流连。我想，当年在出川的路上，他一定是频频回望过的。有如《去蜀入秦纪事抒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并序》中一句：“俾士民知我之不能忘蜀人，犹蜀人之不能我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