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创作的前前后后
文/熊坤静
《风云初记》是由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所创作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
那么，这部反映农村生活和战争题材、充满诗情画意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抗日走上文学路
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4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从小体弱多病，但酷爱读书,借阅了《红楼梦》《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并喜欢听地方戏和大鼓书。在安平县城上高级小学时，他开始阅读“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特别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他影响最大。
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私立育德中学。在校6年间，他不仅关注茅盾、老舍、冰心、朱自清等一批我国现代作家的小说、散文和外国文学家的作品，还涉猎了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文学理论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文学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孙犁遂开始尝试创作，撰写了短篇小说《孝吗?》《弃儿》，于1930年先后刊发在校办铅印的《育德月刊》上，初步显示了其写作才能。1933年，他临近高中毕业时，将自己读茅盾长篇小说《子夜》后所写的一篇心得《〈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投给上海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很快被刊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篇作品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948年的孙犁。
孙犁高中毕业后，他父亲先后托人在北平为儿子谋得公务员、小职员的工作。但孙犁对官场上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的恶浊风气很不满，只干了两年就愤然辞职回到家乡。1936年暑期，经老同学引荐，他到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任教。在此，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但仅仅过了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后来孙犁在《平原的觉醒》一文中回忆说:“1937年，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于1938年初春参加了以吕正操为司令员、驻扎在安平县的冀中人民自卫军(不久该部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从此，他频繁地往返于东辽城和安平县城之间，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很快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该军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接着，为了促进抗战文化工作，他又选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编成一部名为《海燕之歌》的诗集，在安平县铅印出版。他还首次以“孙犁”为笔名，在政治部办的《红星》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后又在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一文。
此外，孙犁还在当时的统一战线组织——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短暂的任职期间，他和几个人到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成立分会。同年8月，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深县创办了以培养、教育、团结抗日青年知识分子为宗旨、实行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管理的河北抗战学院（分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他被调到该学院任教，第一期在民运院讲授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政院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受院长杨秀峰委托，孙犁还创作了《抗战学院校歌》歌词，歌曲的传唱，犹如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又像战鼓，振奋了学生们的抗日斗志。
1939年春，孙犁调任晋察冀通讯社记者、《晋察冀日报》编辑。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他勤于笔耕，既写诗歌、散文，又写小说，由此开始了他不倦的文学跋涉。有关的情况，他后来回忆说:“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那时的生活，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万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他的写作，则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大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
1941年5月27日，冀中文化界发动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的写作活动，撰写稿件者约有10余万人。并成立了《冀中一日》编委会，孙犁参加了该书（前三辑）文稿的编辑审定工作。后来，他还根据这次历时半年多的选稿、编稿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八路军第三纵队办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又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更名为《文艺学习》，多次重印。该书在当时成为指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写作的重要教材。
◆孙犁在河北抱阳山。
1943年秋，孙犁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担任国文教员。不久，在日寇对冀中区实施新一轮“扫荡”的不利形势下，他奉命和其他师生们攀山越岭，向山西繁峙县境转移。后来，他又积极参加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一举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他创作的短篇小说《蒿儿梁》和《看护》，便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
直到1944年初春，孙犁和师生们才返回教育学院驻地。不久，他奉命奔赴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攻读研究生，后担任教员。期间，他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到启发很大，受益匪浅。从此，他按照《讲话》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相继创作并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其中《荷花淀》《芦花荡》还被重庆《新华日报》和各解放区的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又出了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两篇小说以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瞩目，孙犁因此而蜚声文坛。甚至连毛泽东主席也关注《荷花淀》一文，称赞孙犁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孙犁历经艰险，返回冀中。无论在晋察冀山地，还是在冀中平原，他都积极努力、实实在在地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在冀西山区，他在老百姓家中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尝尝吧。’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赠。”关于学习、实践《讲话》精神的体会，他总结道:“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不使生活中断，长期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里去，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原始状态的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他还参加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并利用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大量素材，写出了后来收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的《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关于当时的创作，孙犁回忆说:“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节拍之处，完全是一致的。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孙犁
1948年底，孙犁奉命作为接管人员之一在胜芳集结，准备进入即将解放的天津市，创办《天津日报》。从1949年起，他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负责编辑《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
回眸冀中写长篇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宛如一轮旭日，喷薄欲出之际，孙犁究竟有何想法，他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呢? 从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写给作家康濯的信中，便可窥探其真实的内心世界。1949年2月21日，他在致康濯的信中如此写道:“我仍不死心，恋恋写作，春天冀中建政、大生产，我想回去写小说，不知能否成功。”他于4月19日深夜写信劝导康濯:“望排除一切写成它，写好作品，就是根本。”“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5月26日，他又写信规劝康濯:“我希望你不要去做什么全国文协吧”，“有稿子交出去，比什么都好，何必站在文坛之上，陪侍鞠躬行礼如仪。”“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孙犁正是怀着以作品报效家乡人民，并为新中国文学史增光添彩的理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写作的。他沸腾的思绪，总是萦回于自己过去所亲历的烽火岁月，特别是冀中人民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他为之激动兴奋，为之夜不能寐，遂于1950年7月在《天津日报》社分给自己的那间简陋的宿舍里开始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构思和创作。
◆1941年，孙犁（前排左三）与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合影。
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动因，孙犁在写于1963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那时（指1937年秋季）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在“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孙犁回忆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份，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风云初记》第一集是边写边由《天津日报》副刊从1950年9月22日起连载发表的，1951年3月完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第二集完成于1952年7月，1953年春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三集原本于1954年5月写完，还未及加工润色，作家便身患重病，辗转治疗，直至1962年春病体稍愈后，他才开始修改工作，其中对小说结尾进行了重写。1963年4月，这部共90章、27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全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诗化小说的经典
小说《风云初记》面世后，因深受好评，又多次再版。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在会上作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其中高度称赞说：“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陈思和甚至将小说《风云初记》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开了战争小说的序幕。”受孙犁影响很深的我国当代作家丛维熙说：《风云初记》的艺术魅力恰恰在于作家在描写残酷的抗日战争时选择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角度，从冀中最普通的农村、最普通的家庭写起，整部作品绝少刀光剑影、狼烟烽火，大部分篇幅却是明月清风、田园牧歌的“市井图”。
业界人士多认为，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等众多经典小说，富有鲜明的“诗化小说”的特色。在《风云初记》中，作家极善于运用抒情诗似的语言，用饱含着浓郁感情的精细的笔法，连续不断地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来展示抗日战争初期冀中平原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再现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热情地讴歌了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春儿、芒种等英雄人物。而作家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保持了他一贯的艺术风格，即用诗人的激情、抒情诗的语言和连环画式的精巧画面，来展开故事情节，揭示人物的心灵，表现人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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