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合肥市宋墓出土的玉带饰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了一批玉器，其中有6件玉带饰，一直收藏在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库房中。本文选取几件典型玉带饰，逐一进行介绍，并结合其他相关出土资料做简要分析与讨论。

古人在先秦时代就开始制作使用腰带①。腰带包括大带和革带两种形式②，大带一般用织物制成，不适于承重，因此玉佩等饰件都系在革带之上。春秋战国以后革带上逐渐开始使用带钩和带扣，比如河南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中人骨架腹部发现铜带钩和玉髓环套合在一起③；河南汲县6号战国墓中铜带钩和玉环同出④。东汉晚期以后，逐渐过渡到以装带扣和带銙的蹀躞带为主的阶段⑤；如河北定县43号东汉墓⑥，出土银质长方形小牌，悬马蹄形环，两侧各有两弧相连，有四个对称的镂孔，应属早期的装环之銙；北周若干云墓⑦出土了包括一带扣，一䤩尾，九玉銙在内的成套玉带饰。

唐代以后，革带由鞓、銙、带扣、䤩尾等四个部分组成的模式已基本固定。鞓主要是由皮革和织物制成⑧，难以保存，出土时多已损毁。带扣，又称“玦”⑨，位于带头部分，主要起到固定作用。銙⑩又称胯⑪，位于革带中部，质地有玉、金、银、犀、铜、铁等，其中玉銙最为尊贵。䤩尾⑫位于革带尾端，一头平直一头弧，使用时一般垂于腰后，文献中还写作“獭尾”⑬或“挞尾”⑭。

上世纪70年代，在合肥市的省粮校工地发现一座宋墓，当时的文物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可惜的是，无具体的出土记录留存至今。据曾参与发掘的程如峰先生回忆，墓主身体下面铺了一层玉质边角料。

该墓出土13件玉器，其中有6件玉带饰，包括5件玉銙、1件玉䤩尾，一直收藏在合肥市文物管理处的库房中。本文对这几件件玉带饰逐一进行介绍、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胡人献宝玉銙（图1）

长3.7、宽3.9、厚0.5厘米。近方形，和田白玉质，局部有褐色沁斑，减地浅浮雕一胡人席地盘坐在圆形地毯上，胡人高鼻深目、卷发短须、身着窄衣紧袖的胡服、肩披绸带、脚着长靴、左手按于膝上、右手托一钵，五官、头发、衣饰等细部以较粗的阴线雕刻，胡服上有螺旋状纹饰。銙背面内凹、未抛光，四角各钻一牛鼻穿，其中一侧的两个牛鼻穿由于已磨损、无法使用，又在边缘处重新各补打了一个孔。

雕刻胡人形象的玉銙，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⑮、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⑯、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村的一座辽代早期墓⑰等均有成套出土。有多位学者就胡人形象玉带銙做了专门研究⑱，一般认为胡人玉带銙分为胡人乐舞、胡人献宝、胡人饮酒等三类纹饰，胡人均肩披绸带、脚下为方形或圆形地毯，从总体来看，均是属于胡人乐舞这一大的题材，对此，包燕丽的《胡人玉带图考》一文中做了详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省粮校工地出土的这件胡人献宝玉銙，虽出自宋墓，但不论是雕琢技法还是纹饰风格，均与唐代出土的胡人玉銙相似，应是唐代遗物。

图1 宋 胡人献宝玉銙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图2 宋 双鹿纹玉銙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2.双鹿纹玉銙（图2）

长4.8、宽4.1、厚0.6厘米。青玉质，整体近方形，正面浅浮雕一棵大树立于三角形的山石之上，树下左右对称，各跪卧一只鹿。鹿四肢收于腹下，抬首前视，角作灵芝状，双耳贴于角下。銙背面较平整，四角各钻有一牛鼻孔。

鹿纹一直备受古人青睐，商代就开始制作鹿纹玉器⑲。《宋书·符瑞志》记载：“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元马端临《文献迎考》卷113，《王礼考（八）》称：“宋腰带之制，恩赐有金球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金涂天王、八仙、犀牛、宝瓶、荔枝、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洼面。束带之制有金荔枝、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妥、凤子、宝花；金涂犀牛、双鹿、野马、胡妥。”

宋代鹿纹题材的銙从目前的出土材料看可能仅此一例，不过在同时期其他类型的玉饰件上也有鹿纹题材，比如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双鹿纹玉透雕牌饰，整个画面略呈三角形，两颗小树自然搭在一起，树下站着两只鹿，一只长角弓背，另一只回眸凝望，鹿头顶有只大雁⑳。不过，这件三角形透雕牌饰应该属于杨伯达所提出的“秋山”玉题材㉑，也就是与契丹、女真两族的秋捺钵有关的山林群鹿玉。

首先，该物应是为了镶嵌或缝制在他物上才会上下左右打了4个穿孔，而且它的高度与同出的玉銙相近，笔者将它与同出的其他玉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它放置在革带上使用也是合理的（图8）。其次，唐宋以来，玉銙的形状除方形外，还有长方形、刓形㉗、方团形㉘、桃形等，桃形銙与本文的这件半圆形銙较为接近。比如江西上饶南宋建炎四年墓所出除人物纹方銙7枚、人物纹䤩尾1枚外，还有素面桃形銙1枚㉙。另辽陈国公主墓、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座辽金墓㉚、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㉛也均有桃形銙出土。在北宋仁宗皇后像边上的宫人革带上，也可见横装的桃形銙㉜。尽管这些桃銙形与我处的这件半圆形銙并非完全一致，但也足以说明存在这种半圆形制也是有可能的。再次，这件半圆形銙的穿孔有别于同出的方形銙，为透穿孔而并非牛鼻穿，似乎不符合銙的使用模式，然而出土材料证明到了宋辽时期，透穿孔在带饰上的使用是稀松平常的。如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和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玉带銙、玉䤩尾的穿孔与这件銙一样都是透穿的孔，而非牛鼻孔。

3.素面方形玉銙2件

图3 唐 菱花形三足鹿纹银盘线图河北宽城峪耳崖大野峪村出土

图4 宋 玉卧鹿北京师范大学工地出土

图5 素面穿孔方形玉銙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图6 素面无穿孔方形玉銙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其中一件有穿孔。穿孔玉銙（图5），长4、宽3.6、厚0.4厘米。近方形，青白玉，背面局部有褐色沁斑，正面减地、上半部有一长条形镂孔，銙四周边沿和孔边缘呈凸起状，背面较平整，四角各钻有一对牛鼻穿。无穿孔玉銙（图6），长5、宽4.5、厚0.5厘米，也是近方形，青白玉，背面有褐色沁斑，正面减地，四边沿凸起，上半部有一长方形凸起的装饰，似乎本也打算穿孔，却并未穿透，背面较平整，四角各钻有一对牛鼻穿。

早在唐代就很流行素面方形玉銙，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和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均有出土，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㉕和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㉖也有成套的素面方形带孔的玉带銙出土。不同的是，唐时素面銙和辽的素面方形銙穿孔均较大，应主要是具有系挂物品的实用功能，而省粮校工地出土的这两件一个孔较小、一个并未穿透，实用的可能性不大。宋王得臣《尘史》卷上也说：“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到宋时，这种古眼可能就逐渐成为一种装饰风格，而不再具备实用的功能。

4.半圆形玉銙（图7）

长9、宽4.7、厚0.45厘米。青白玉、有黑褐色纹理，体扁平，整体呈半圆形，两面均阴线浅刻边框，上部钻一个圆孔，下部钻三个等距离小圆孔，周边还有六处装饰性小凹缺。这件器物在文物档案中一直被写成云形玉饰件，但笔者认为它应是一件玉銙。

图7 半圆形銙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注释：

图8 玉带饰总体对比图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

图9 透穿孔的䤩尾

5.玉䤩尾（图9）

长5.9、宽4、厚0.3厘米。青白玉，扁平薄片状，一端作弧形、有一穿孔，另一端平直、有左右两穿孔，边缘有刃。这种透穿孔的䤩尾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和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也有出土。

唐宋时，已形成一套关于使用革带的等级制度。《唐实录》记载：“……天子以玉，诸侯、王、公卿、将相之带，二品以上许用玉带，天子二十四銙，诸关王将相许用十三銙而加两尾焉。带有光素之分，龙文、万寿、洪福等琱文之带，唯天子方得使用，其诸侯王、公相、龙文诸带非敕赐不可使用也。”《宋史·车服志》里提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鞓金涂银排方。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贡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铁角带，恩赐者不用此制。”

从目前的出土资料看，宋墓出土的玉带饰较唐代为少。不过，出土时成套的玉带，在玉料、尺寸形制、纹饰风格等方面都是基本统一的。在这一点上，省粮校工地宋墓出土的玉带饰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这5件玉銙和1件玉䤩尾虽出自同一墓，但玉料、风格、造型等完全不配套，并且该墓也未发现玉带扣。也许正如孙机所言：“封建时代中，若干物质文化现象常常并不像制度规定的那么整齐划一。”可能，该墓主是一位玉器收藏爱好者，这些玉带饰并非其生前的日常自用物，而是收集珍藏的心爱之物，死后便“携带”在侧。

省粮校工地出土的双鹿纹玉銙与杨伯达提出的金代秋山玉题材在元素构成上虽然相似，但细节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秋山玉题材中的树基本都是柞树，而这件銙上的树并不是柞树；秋山玉题材中的鹿一般可见长角、有雌雄之分，这件銙上的鹿角为灵芝状，乃幼鹿的角形，中医界称之为“珍珠盘”㉒。这种角形在1984年河北宽城峪耳崖大野峪村出土的唐代菱花形鹿纹三足银盘㉓和北京师范大学工地墓葬的宋代玉卧鹿㉔中可见（图3、4）。大概，这种灵芝形角的鹿纹流行于唐宋时期。

① 湖北江陵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的战国俑腰间绘出红色革带，带鞓上有环形物和目形物及短绦带，下垂两条很长的玉佩。

② 郑玄在《礼记·玉藻》的注中说：“凡佩系于革带”、“革带以佩韨”；孔颖达疏：“总束其身，唯有革带、大带”，“大带用组约，其物细小，不堪悬韘、佩”。《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文献中也多次提到革带与大带。

③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④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⑤ 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⑥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出版社，1998年。

⑧ 《宋史·志》第一百四，车服三：“革带，博二寸，革为里，绯罗为表，饰以玉銙，钮以玉钩

”。清、殷元勋《才调集补注》卷二：“按宋待制服红鞓犀带，鞓带质之用皮者染红为饰也。犀带以犀为带胯也。天犀，秋言以天犀角胯，压于鼹鼠皮红鞓上也。”

⑨ 唐代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玉带，附有墨书文字，明确称带扣为“玦”。

⑩ 《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五：“时上命玉工为带，坠坏一銙，乃私市以补。……”

《新唐书》列传第十八：“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配物者。……”

《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腰带者，搢垂头以下，名曰“䤩尾”，取顺下之义。……”

见成都抚琴台前蜀王建墓出土玉带铭。及《元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一：“束带，红鞓双獭尾，黄金涂铜胯，余同腰带而狭小。”

《元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一：“凉带一，红罗里，镂金为之；上为玉鹅七，挞尾束各一，金攀龙口，玳瑁衬钉。”

韩建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宝石玉器》，《收藏家》2001年第3期。

王自力《西安西郊出土唐玉带图像考》，《文物》，2013年第8期。

朱歌敏《带上菁华·西安博物院藏玉带銙撷英》，《收藏家》，2017年第8期。

吕富华《辽代胡人乐舞纹玉带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杨瑾《唐代玉带銙上的胡人伎乐形象》，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7年；王自力《西安西郊出土唐玉带图像考》，《文物》，2013年第8期；包燕丽《胡人玉带图考》，《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

1991年山东滕县前掌大3号商晚期墓出土玉立鹿。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葬》，《文物》1977年4期。

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刘金茂《马鹿角、梅花鹿角、驼鹿角及驯鹿角的鉴别》，《中草药》，1991年第9期。

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的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第9期。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第1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011年6月重印）。

孙建华、张郁《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项春松《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7期。

《新唐书》列传第十八：“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配物者。……”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中称：“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着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

陈柏泉《上饶发现雕刻人物的玉带牌》，《文物》1964年第2期。

匡瑜《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座辽金墓》，《考古》1963年第11期。

武亚芹、王瑞青《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原载《收藏家》2019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