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漫谈孔子、老子和佛陀的言行差异
老报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儒、释、道文化，有学者说，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个大圣人的文化。对比一下三大圣人的言行，蛮有意思。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是古印度迦毗罗衞国的蓝毗尼花园，如今在尼泊尔境内。这一点，全世界的佛教界都没有什么分歧。但对释迦牟尼佛的住世年代，却说法不一，至少有10种。如今，全球佛教界，对佛祖的住世年代，大多采用世界佛教纪元，即：佛陀西元前623年诞生，543年入灭，住世80年。与佛陀同时代的孔子，生平年月有明确的记载，生于西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西元前479年4月11日，享年73岁。与佛陀同时代的老子，生平没有准确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大约生于西元前571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莫知所终”。有学者考证说，老子晚年并没有西去，而是回到家乡办学，最后长眠故土，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但无具体去世年月日记载。如此算来，佛陀年长老子52岁，长孔子72岁，老子长孔子20岁。佛陀35岁〔西元前588年〕创立佛教，至今〔西元2015年〕有2603年，655年后的西元67年才传人中国。老子67岁〔西元前518年〕写《道德经》至今有2583年。《道德经》传世660之后的西元142年，张陵创立道教时，将老子尊为始祖，使无数的人都误以为道教是老子创立的。我对这三个大圣人的言行进行对比，当然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都是根据古人的文字记载。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的——《金刚经》是这样描述佛陀日常生活的：每天午时之前，到了乞食的时候，佛陀便披上袈裟，拿着钵盂，同比丘们一起到舍衞城去乞食化缘。在舍衞城内，佛陀不分贫富贵贱，次第乞食之后，返回祇园精舍。用完斋饭，收好袈裟和钵盂，洗净双足，在法座上跏跌而坐，安住于正念之中。﹝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衞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洗足已，敷座而坐。〕弘一大师在《常随佛学》一文中，还举了这样七件事：佛陀在尸陀林，见地上不干净，拿起扫帚就扫，众弟子一见，立马跟着佛陀扫起来；佛陀经常同弟子一起扛抬东西，看到衣钵没洗，就自己到井里去提水；佛陀在阿罗毗国时，看到寺庙的门楣坏了，自己拿工具修理；如有弟子生病，佛陀立即看望，对病重不能起床的比丘，佛陀亲自搀扶他们，亲自为他们洗身子、洗衣服，洗好就拿去晒干；佛陀还亲自为弟子制作衣服；有的老比丘眼花，缝补衣服时，穿不了针线，佛陀看到，忙说：“我来为您穿。”佛陀经常问弟子说：“我有什么过失吗？如有，要立即举报。”《释迦牟尼佛传》中还说，佛陀文武双全，力大无穷，一箭能射穿七个铁鼓。史书对老子的记载非常少，他日常是怎么生活的，后人无法知道。从他的《道德经》中，仅能看出他非常注重俭朴，他把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作为自己的三宝。由于真实的老子没有真实的记录，这就为某些道教徒将他神化成玄之又玄的仙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孔子就大大的不同了，他的弟子为了赞美他，将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描绘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比如说穿衣：穿羊羔皮衣要配黑色的外衣，穿小鹿皮衣要配白色的外衣，穿银狐皮衣要配黄色的外衣﹝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比如说吃饭：颜色不好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饪不当，不吃；不到该吃的时候，不吃；不按正确的刀法切的肉，不吃；没有合适的调料，不吃﹝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烹，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比如说坐卧：坐席摆得不合规矩，不坐﹝席不正，不坐﹞；睡觉，床上一定要有小被子，要有用狐貉皮做的厚靠垫。比如说出行：由弟子们赶着五驾马车，前呼后拥而行。请看弟子们对他入朝见国君的描写：“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yǜ门槛〕。过位，色勃如也，足躩〔jué迅疾〕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cùjí惊恐不安〕如也。”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进入朝廷的大门时，非常恭敬谨慎，好像无地容身似的。站立时，不停在门的中间，走过的时候，不踏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神色庄重严肃，脚步惶恐迅疾，说话显得中气不足。他提着衣裳的下摆，走上堂时，谨慎恭敬，好像不能呼吸了一样。出来时，降下一级台阶，面带喜色，心情怡然。走完台阶，恭敬地疾步向前。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点惊魂未定的样子。从以上的史记中，可以看到三大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为人处世亦可从中略见一斑。2.佛陀和老子否认有创造万物的神，孔子对鬼神下了明确的定义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中可以看出，他同佛陀一样，承认有鬼神存在，但无造物主，不相信有什么创造万物的神帝存在。可有些道教徒和西方学者，偏偏认为，老子说的“道”就是创造万物的“神”和“上帝”。有学者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断定孔子也是无造物神论者，说服力似乎太勉强。孔子对鬼神颇有研究，他对什么是鬼神做了详细的解说。当他的弟子宰我说听说有鬼神这种称呼，不知是什么东西时，孔子解释说：“气，是神兴盛的表现；魄，是鬼兴盛的表现。把鬼和神合在一起，是教化的极致。一切生命必有死亡，死了必然归于土壤，这就叫做鬼。骨肉腐烂埋在地下，化为野土。它的灵气却在上面飞扬，成为光明，香气四溢，使人凄怆，这是各种生物的精灵，是神的显露。圣人根据万物的精魂，制定出准则，命名为鬼神，使它们成为百姓敬畏的对象。”（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xūn〕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这是孔子对鬼神所下的定义，他的这种鬼神观，成了很多后人解释鬼神的依据。孔子还在多次谈到：鬼神具有的德行是很盛大的；神灵的来到，是不可揣度思议的；世人郊祭和社祭是用来仁爱鬼神，供鬼神得到享用的。如果说孔子不传播鬼神的怪异，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他从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和从不言说鬼神，则是自欺欺人。在中国的古书中，将鬼神的来龙去脉，表述得最清楚、最形象的还数孔子。佛陀视所有的众生为自己的父母，视所有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他劝国王“以法治国，以德化民，不行非法事”；“多行善护之事，不要暴戾”。他劝所有的人都“以慈悲为要”。佛陀住世时的印度，大小国家林立，战争不断，有一年，阿阇〔shé〕世王因一桩小事感到不愉快，一气之下要攻打越祇国，佛陀即用至诚的言说进行了化解；当凶恶残暴的琉璃王，统领大军来灭亡迦毗罗衞国时，佛陀曾三次一个人坐在大军必经之路的枯树下，拦住军队，琉璃王为其慈悲的劝说所感动，三次下令撤军。佛陀还劝有缘的国王皈依佛门，成了对内不用暴力、对外不动武力的仁慈君主。老子也是极力反对战争的。他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意思是说，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是不和它相处的。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武力称霸天下。动用暴力战争这种事，是必定有报应的。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大军过后，必是百姓的灾难之年。以杀人为快乐的好战分子，是不可能久控天下的。孔子则不然，他主张使用战争和暴力。当鲁哀公问他：“用兵者，其由不祥乎？”他说：“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译成白话的意思是：鲁哀公问他，动用军队攻打别的国家，用心不善，会不会不吉利呢？孔子说，这怎么会不吉祥呢，圣人用兵打仗，是在天下禁止残暴啊！——这是孔子在多个国家主张发动战争的最大理由。孔子投奔到衞国后，他主张衞灵公出兵讨伐蒲人。得知齐国的陈成子杀了齐简公，他立即斋戒沐浴，上朝报告鲁哀公说：“陈成子把他的君主杀了，请您出兵讨伐他。”在孔子的言行录中，不仅有赞美他到处主张战争的记载，还有赞美他亲自指挥弟子杀敌和表彰弟子杀敌的记载。因为历代统治者和御用文人，都认为孔子的“圣人之用兵，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是金科玉律。很多人都以为孔子只是一介书生，其实他还是个武功了得的人，这就是历代的孔圣人画像都佩戴宝剑的原因。孔子“为正义而用兵”的理论，成了全人类的用兵理由。拥有了核武器的、反对再造核武器的和坚持制造核武器的，理由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人类正义，为了人道主义。战争都是由老子说的“乐杀人者”发动的。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未意识到，那些教孩子杀人、骗人、算计人、玩弄人当英雄的罪恶游戏，就是正在培养新一代的“乐杀人者”。未来的世界，不是人类自灭战争，就是战争毁灭人类，和制造它的人类同归于尽。4.佛陀不杀生，老子不滥杀无辜，孔子既杀动物又杀人众所周知，佛陀是慈善的代名词，佛陀珍爱一切生命，反对伤害各类众生。佛陀说的“十恶”，首恶就是“杀生”；佛陀说的“十善”，首善就是“不杀生”。老子认为，除罪大恶极者可抓来杀掉〔“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通常情况下应该让人们自然死亡〔“常有司杀者杀”〕。这里的“杀”指死亡，“司杀者”指专管死亡的自然规律，由自然规律主宰杀生，即让人自然死亡。如果代替自然规律杀人，致人死亡，可以说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伤自己手的。他的原话是：“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zhuó〕，稀有不伤其手者矣。”言下之意，滥杀无辜，必有恶报。孔子则不然，他不忌讳杀生，他觉得不仅动物可杀，有些人都是必须杀掉的。他的弟子们记载的他的杀生行为，都是当作美行供后人效仿的。他们认为，孔子的这些杀生行为，有的体现了他的仁慈，有的体现了他的忠君，有的体现了他有大智慧，值得讴歌，应该流芳千古，成为万世楷模。如：为了证明孔子仁慈，记载他：“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说：孔子钓鱼时，只用一个钩的钓杆而不用多钩的鱼竿；射鸟时，只射正在飞行的鸟，不射归巢的鸟。你看多么仁慈！换句话说，入室杀生、入窝杀生、入巢杀生是不仁慈的，要等牠们出来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杀死牠们则是仁慈的。用某种凶器杀生是仁慈的，用另一种凶器则是不仁慈的。这种“杀生仁慈观”演变到当今世界，更有意思——发动战争杀生，可以用飞机大炮，不要用化学武器，因为用化学武器不人道。也就是说，用飞机大炮杀人的战争是人道的，用化学武器杀人的战争是不人道的。这是什么逻辑？是人类的文明进步吗？不！这是雪漠说的全人类的堕落和集体无意识！你就是不用任何凶器而故意置人于死地，同样是不人道的！孔子还认为，冒犯了君主的老百姓，都该杀掉。史书讴歌说，当他觉得优倡侏儒为景公表演，是迷惑君主时，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喝道：“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于是，这些靠音乐、歌舞、演出杂戏为生的矮小匹夫们，就被拖出去一一诛杀，据史书记载，个个被砍得“手足异处”。最有名的是他一当上鲁国大司寇，就诛杀抢了他生源的少正卯。各种书籍都认为，孔子杀少正卯体现了他的大智慧，值得讴歌而争相传播。如自称“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的《智囊·智囊补》，将其列为最高智慧——上智。原文如下：
上智部 孔子得理诛少正卯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台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译成白话就是——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办学，孔子的学生多次满堂，又多次被少正卯的讲学吸引而走空。孔子一当上鲁国管司法的大司寇，就把他杀死在朝廷门前的两座观台之下。孔子的门生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把他杀掉，对国家不是一种损失吗？”孔子说：“人有五种大恶，而盗窃还不在内：一是内心通达而阴险，二是行为怪癖又顽固，三是说话虚伪又善辩，四是记人隐私又宣扬，五是随顺错误又堂皇。这五者中，只要有一条，就难免君子的诛杀，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他是小人中的枭雄，不可以不杀。”你看看，按照孔子说的这几条杀人的理由，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要被他这样的君子们杀掉。如果谁不懂得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看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什么都明白了。大文学家苏轼说这是“无罪而诛”；尊孔大家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孔大圣人这种以权定罪，杀掉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是“一个污行”。但有人将“无度不丈夫”改为“无毒不丈夫”，号召想成真君子、想当大丈夫的人，要向孔子学习，否则，中国的“万世师表”就不是孔子，而是少正卯了。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义”“仁慈”“仁德”“仁政”，都是有分别的，都是有条件的，即便国君权贵们比他说的君子应该杀掉的五种人恶劣一百倍，他也会对他们施仁义、仁慈、仁德、仁政，而不会也不敢杀掉他们的。他不像佛陀那样，爱所有的人，爱一切众生。从孔子杀少正卯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只爱颜回那样拥护他、敬仰他的人，因为他的三千多门生被少正卯吸引过去成为空门时，“唯颜回不去”。对他不利的人，他不仅不爱，还得杀掉才行，他因此成了万世师表。后来历朝历代的文字狱、言论罪，都能从孔子诛少正卯这里找到理论依据和行动榜样。他的这种排除异己的杀生行为，确实成了千古不朽的典范，世人都能活学活用，有的甚至无师自通。学得最早、影响最大的要数秦始皇，他在孔子死后的66年，就是孔子杀少正卯的第82年，即西元前213年，为了排除异己，上演了名留千古的杀生悲剧——坑杀了460多“皆诵孔子”的儒生。可以说，这是孔子杀少正卯所得的最大回报。5.佛陀与孔子都讲孝道但目的不同，老子的观点惊世骇俗佛陀在很多部经典中都讲到了孝道，认为“父母于子，恩极深重”，应“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能成佛。在《分别经》中，佛说：“人欲学道，不可不精进孝顺父母。”在《大集经》中，佛说：“世若无佛，善事父母，即是事佛。”在《本事经》和《孝子经》中，佛还讲了如何孝敬父母：不仅要供给衣食，病缘医药，使他们健康、快乐、长寿，还要劝导父母去恶为善，这是最大的孝道。据佛学专家统计，讲到孝敬父母的佛经，还有《末罗经》《心地观经》《四十二章经》《贤愚经》《梵网经》《杂宝藏经》《大涅槃经》等十多部，其中论述孝道最著名的有《佛说盂兰盆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地藏经》等。尤其难得的是，“父母”在佛陀心中，不仅生养自己的父母是父母，而且认为：“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这是佛陀反对杀生的根本原因。佛陀不仅要求弟子尽心尽力孝敬父母，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出生七天，母亲就去世了，成佛后，为报答母亲怀胎十月的生育之恩，他升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三个月；父亲逝世，他亲自举丧，亲自为父抬棺入殓，然后同儿子罗睺罗、堂弟阿难、难陀一起，将父棺抬到自己经常说法的灵山安葬；为报答姨妈的养育之恩，他破除不收女弟子的规定，答应姨妈出家的请求，佛教也因此有了比丘尼的教团。佛陀行孝道，目的很单纯，就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不求任何回报，因为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孔子则不然了。他提倡的孝道，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在家孝顺父母来培养服从长官、效忠国君的官员和百姓。他把孝道当做训练忠君的演出节目，所谓的在家孝敬父母，只不过是一种家庭彩排而已。请看他说得多明白，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行。”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说：“树立爱心要从侍奉父母开始，这是教导训练百姓要懂得亲情和睦；树立恭敬要从尊重长辈开始，这是教导训练百姓要懂得敬畏顺从。用慈睦来教训，百姓就会看重亲情；用敬畏来教训，百姓就会服从命令。懂得了孝道才能把君主当父母，懂得了恭顺才能服从命令听指挥，通过这种办法训练天下百姓，百姓都敬畏国君了，国君就会无所不能。难怪鲁迅说：孔子所言，都是为统治者着想，没有一句为老百姓的。我这次同读三圣才注意到，他连倡导在家行孝，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政权。鲁迅所言，真是一针见血！著名作家何士光说得更为尖刻：孔子所说的一切，就是教我们如何向权贵磕头。关于孝道，老子的观点惊世骇俗，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因为天然的社会公德被废弃了，才有所谓的“仁义”出现；因为名为智慧的心计一出，严重的虚伪欺诈便随之而来；因为六亲关系不好，家庭矛盾重重，才有所谓的“孝慈”；因为国家陷于混乱，才出现了所谓的“忠臣。”王蒙的《王蒙品读老子》说：这几句话份量很重，内容尖刻，逻辑铁定，观念惊人，语气沉痛，字字带血，掷地有声。我的感觉是，这是老子的警告，是老子的痛心疾首，是老子击起的一道闪电。这种相状在今天似乎越来越多：因为贪腐成风，前腐后继，“廉洁奉公”才成了新闻；因为很多“打假”假打，很多“严肃查处”成了动假格的官话，“动真格的”才成了新闻。因为伤山害水，污天秽地，“保护环境”才成了新闻。乃至农民没买到假种子，主妇没买到注水猪肉，妈妈没买到有毒奶粉，病人没买到假药，乃至某一天没接到骗子的骚扰电话和短信，都成了值得庆幸的喜事。老子入木三分地指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只有抛弃了所谓的仁义，人民才能恢复本具的孝慈。换句话说：母慈子孝是人的天性，孝道是人类与生具来的，孝道不应该成为新闻——这就是老子的孝道观。在佛陀的弟子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尊有卑，一律平等，无论是国王，还是掏粪工、贱族女，只要虔诚修行，都能证得佛果。处理教团的各项事务，佛陀制定了全僧公决性的羯磨法，人人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2600多年前，佛陀就有如此民主平等的制度，开创了人类民主管理的先河。在修法时，他因材施教，十分重视弟子的个性发展，允许兴趣相投的自由组合。布萨日，允许语言相同的弟子，在一起举行诵戒仪式和羯磨作法。他经常对弟子说：我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没有什么秘密，我不会给人压迫，要人来服从我。要以戒为师。他自己就是以戒为师的光辉典范。老子说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明了他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他认为，人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其智慧甚至不如其他生物，所以人应该效法天地万物。孔子则认为，君君臣臣，男男女女，必须分出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来。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所以在他的三千多弟子中，没有一个是女的。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庶人，泛指无官爵的平民。所以孔子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庶人没有享受礼遇的资格，大夫拥有不受刑的特权。自从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后，统治者提拔大小命官时，没有公布名单之前，是不能让民众知道的。谁要是提前透露了消息，就是泄露了机密，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很奇怪的是，如今有不少“大师”都否认孔大圣人有等级观念。其实，有什么必要呢？等级观念连动物都有，何况人类；今人还如此强烈，何况古人。没有达到佛陀和老子那样境界的世俗之人，有等级观念，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人们并没有谴责所有的等级观，仅仅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像佛陀那样，生命不分大小，地位不分高低，在人格上一律平等相待而已。7.佛陀和老子倡导“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佛陀和老子都是“以德报怨”的倡导者。孔子则不然，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孔子的“以直报怨”的“直”，有的说是“正直”，有的说是“公正”，朱熹认为是“公而无私”，就是对于怨恨自己的人，依然秉公办事，该提拔的照提拔，该惩罚的照惩罚。读完《孔子言行录》可以看出，孔子“以直报怨”的“直”，不是什么“公正”，而是“对等”。这种对等的报怨观，清楚地体现在他要求弟子如何对待仇人的教导中。当子贡请教他怎样对待杀父仇人时，孔子说：要同仇人不共戴天〔弗与共天下也〕，在朝中或市上遇见仇人，不用回家拿兵器，当场就决斗〔不反兵而斗〕；对杀害兄弟的仇人，不与仇人在同国家做官，遇到他可以不立即决斗；对杀害堂兄弟的仇人，自己不必带头去复仇，如果死者家属去报仇，就拿着兵器跟在后面。孔子的这段教导，清楚地说明，如果对杀害堂兄弟的仇人也不共戴天，就不是以直报怨了。他本人也是这样对待得罪过自己的人。孔子言行录中，载有这样一件事：孺悲想见孔子，孔子让人给等在大门外的孺悲传话，说自己病了，不见。听到传话人出了大门，孔子就取来琴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原文是：“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令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可以说，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以直报怨”的现身说法。朱熹对此赞扬说：孺悲得罪过孔子，孔子仅仅用这种羞辱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用大怨报复仇人。由此可见，后来流行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对等的报怨观，都是孔子“以直报怨”的演绎和发挥。他的对大仇人要“不共戴天”的教导，成了千古时代流传的成语，教诲世人如何冤冤相报。佛陀却不主张冤冤相报，他提倡化敌为友。人生在世，尽管自己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从内心不想树敌，可难免有人对自己有敌意，像佛陀这样的大善人、大圣人都在所难免。佛陀的弟子提婆达多还是他的堂兄弟，却处处与佛为敌，一心要害死佛陀。如佛在山下行走，他从山上抛下大石头想砸死佛陀，结果将佛的脚趾砸出血；他蛊惑僧侣脱离佛陀；使用暴力逼赶佛陀；派八个恶汉刺杀佛陀，驱发疯的大象践踏佛陀；派战遮女用木盆捂着肚子装怀孕诬陷是佛陀所为……佛陀不仅不报复，还在《法华经》中为他授记，于未来世成佛。老子不但提倡以德报怨，他还看到：大的仇怨即使和解了，也必有余怨难消，怎么可能达到善终呢？因此圣人从不与人结怨，只把他人对自己的冒犯，当做留有借债的存根，而不强迫他归还。所以有德的人只用契约来明确责任，无德的人却像主管租税的人追索计较。老天爷虽然无亲无疏，但却永远将福气赐给行善之人。他说：圣人经常以善心挽救人，善良的人应该做不善之人的榜样，不善之人可以作为行善之人的借鉴。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孔子的以直报怨，很现实；佛陀的以德报怨，很高尚。这种高尚的东西值得钦佩，但不值得肯定。言下之意，就是行不通。不错，佛陀和老子提倡的以德报怨，一般人很难做到，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做到。古今中外，能做到时时处处以德报怨的贤圣，大有人在！很多老百姓，有时也能以德报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只提倡很现实的“以直报怨”，而不提倡很高尚的“以德报怨”，这个世界就永远不得安宁！8.三圣都倡导言而有信，孔子又说特殊情况可不守诺言“言而有信”是三大圣人都倡导的美德。如果人人言而无信，社会岂能和谐？老子在《道德经》中，先后使用了“美”“善”“真”三字，可以说，老子是将“真、善、美”联系在一起的开篇始祖。“言而有信”是既真又善亦美的德行，所以，他倡导“言善信”。“善信”就是讲信用，遵守诺言。他说了自己为何要讲诚信的原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意思是：真诚的人，我以真诚对待他；不真诚的人，我也用真诚对待他，整个人类就变得真诚了。老子还主张“以正治国”。这里的“正”，专家们有很多种解读，有的认为，就是佛学说的“正念”“正语”“正见”“正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正能量”。对老百姓要光明正大、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兑现承诺。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老子认为，“以正治国”，首先是以正治官，官正“民自正”。佛陀更是“言而有信”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佛经记载，他“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从“不妄语”，从不说假话，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都说真话。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诺言，“不使诈”，从不骗人。孔子的“谨而信”“信近于义”“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更是教育着无数后人要诚信的千古名言。可他同时又做着不讲诚信、背信弃义的事情。比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从陈国投奔衞国，路过蒲国时，被蒲人拦截。蒲人说：“只要你不去衞国，我们就放了你。”他便向蒲人立下盟约，发誓绝不到衞国去，蒲人就放了他。但一出蒲邑东门，他便直奔到了衞国。他的弟子子贡不解地问他：“您刚刚同他们立下盟誓，怎么可以背弃呢？”孔子说：“这样的盟誓，神仙听到也不会当真的。”《智囊》一书收录此篇，认为孔子这种以发誓骗人的行为，是一种大智慧。所以，无数以宣誓作骗局，背信弃义毁约的人，从这里找到了不守诺言的依据。但更多的人将这种说话不算数的人，称作“伪君子”“反复小人”。出现了众多谴责这种行为的成语和诗文。如：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口是心非、自食其言、心口不一、背信弃义、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笑里藏刀、佛口蛇心；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当面装孙子，背地捅刀子；但凡伪君子，得志便倡狂。等等。尽管如此，有的“国学大师”还是要讴歌孔子的这种不守诺言的行为。他们说，人们都喜欢诚实守信的人，但“信”并不是为人处世的终极标准，“信”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品德。比方说，人的誓言是最应该“信”的，但孔子就曾经发过假誓言。孔子之所以食言，就是认为这样的“信”，对自己不利，可以不守。所以，对于发过的誓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该不“信”的时候，就得不“信”。正因为历代都有这样的“大师教诲”，伪君子绵绵不绝也就理所当然了。“善”是佛陀的化身，“善”就是佛陀，佛陀就是“善”。雪漠说：善，就是一种利他、利众，从而达到最根本利己的一种精神和行为。善的本质就是善待众生、万物。善是一种文化，不是宗教。宗教精神里面善的成份很重，但宗教涵盖不了善。制度化的宗教不仅不善，而且是滋生恶的温床。善是一种比宗教更伟大的文化，是人类文明中最值得弘扬的精髓。善的行为本身就是目的，真正的善文化中没有恶的基因。佛陀说的“善”不是抽象的概念，他还具体地教人如何行善：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两舌；第六、不恶口；第七、不绮语；第八、不贪欲；第九、不嗔恚；第十、不邪见。这就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十种善业行为，整个佛教教义，就是围绕这十种善行而设立的，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佛陀的十善传到中国，为中国善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老子也是善的推崇者和实践者。他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意思是：善良的人，我就以善良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用善良对待他；人类的品德就向善了。尤其难得的是，老子还明确而又生动地阐述了如何以善为人，那就是他的流传千古的智言——“上善若水”！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译成白话就是说：最善的人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它总是处于人们所嫌弃的低洼之地，所以与“道”非常相似。至善之人，立足要像水那样选择低处，心胸要像水那样深沉宁静，交友要真心相待，说话要诚实可信，从政要无为而治，做事要善于发挥特长，行动要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最善的人像水一样，具有与世无争之道，因此才没有过失。孔子也用“善”字，但不多，《论语》中出自他口中的“善”有24处，其含义多是“好”和“完善”的意思，如：“择其善而从之”“尽美矣，未尽善也”“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由于孔子竭力倡导的是如何“为仁”，所以从不提如何“行善”。而孔子的“仁”和佛陀的“善”其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可如今很多人都把孔子的“仁”当成了佛祖的“善”。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只要真的向善就好。“道”是老子的人格形象。老子是这样描述“道”的——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产生以前就存在了。它无声无形，独立自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可以称之为天地的本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为“道”，再勉强加个“大”字。大就是运行不止，运行不止就是延伸悠远，延伸悠远就会回到初始状态。“道”是老子的伟大发现，道不仅成了老子的人格化形象，而且成了全人类的真理化标志。作为老子的故乡，道，成了中华民族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成了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最高体现。老子的道，将中华民族造就成了顺天道、重人道、讲公道的伟大民族。任何人的言行都离不开这个“道”字。任何时代，都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道者得天下”。“道”在佛陀所说的经典中，指修行的道路，修行的方法，自然规律；还有真理或涅槃的意思，这与老子的“道”，有着相似的含义。雪漠解释佛家的“道”：“道”就是一种空性智慧的光明，当慈悲与终极智慧相融合的时候，就形成了“道”。我们的修行常常被称之为修道。道，就是前人走过的路，就是规律，就是觉悟时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当你沿着“道”前行时，你的觉性才会慢慢显发出来，你才会认清你所有行为的密义。老子说的“得道”就是“长生久视”，佛陀说的“得道”就是“觉行圆满”。“长生久视”之后干什么呢？老子在《道德经》中没有明说。“觉行圆满”就是成佛了，成佛是为了更好地普度众生，而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佛教倡导行善，也是功利性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成佛，成佛后就逍遥自在，只管享福，什么都不用做了。可见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对佛家的本质一无所知。孔子也非常推崇“道”，把“道”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他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表达了他的“生命诚可贵，仁道价更高”的仁道观。有学者统计，在孔子的《论语》中大约有100个“道”字，比老子在《道德经》中的75个多25个。必须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道”，其内涵仅仅是“仁”。他的弟子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后来也说：孔子自己说过，所谓道，就是仁和不仁两种意思而已。﹝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可见，孔子说的道，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概念，不是老子之道的本体含义。孔子说的道，是三从四德的伦理之道，是君君臣臣的官场之道，是利王治民的从政之道，是为义而战的军事之道，与老子“道法自然”的道，完全是两回事。“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有人统计，“仁”，单在《论语》中就出现109次。孔子对什么是“仁”，有很多种解释，最简单、流传最广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约束自己，使言行恢复到符合周朝的礼制，就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标准，把各种道德理念，规范成以“仁”为核心的统一伦理思想，内容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其中孝悌是“仁”的根基，培训“孝”就是为了形成“仁”，子民为国君献身，就叫“杀身以成仁”。佛经中被译成的汉字“仁”，主要是作为第二人称，即：用“仁”或“仁者”，表示对你的尊称。也有表示德行的意思，如：仁慈、仁惠、仁和、仁厚、仁贤、柔仁、慈仁，等等。老子则认为，提倡“仁”，标志着人类的道德已经堕落〔“失德而后仁”，“大道废，有仁义”〕。针对孔子说的，让国君的地位安稳，使老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恢复周礼更为有效的手段；不懂礼，个人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国家不能在世界上立根﹝“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不知礼，无以立也”﹞等推崇“礼”即推崇“仁”的观点，老子认为，对“礼”的倡导，不仅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和紧张，而且认为，所谓的“礼”，是忠信的欠缺、祸乱的开始。所谓的仁义和礼制，是为统治者制造的漂亮招牌，以便他们打着仁义、礼制的旗号，欺骗庶民，玩弄权术，独吞天下，久霸天下。孔子认为，因为天下大乱，所以要加强教育，要通过恢复周礼、灌输仁义等思想，才能使老百姓顺从朝廷，不犯上作乱，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老子则认为，正是因为儒家的这种教育，社会才越发混乱。因为这些所谓的圣人的言行不一的教育，使人类失去本来的纯真，使官和民都变得越来越狡猾，狡猾的人一多，天下必然难以安定。所以，老子主张恢复童真，“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他更是反对以礼治国，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他写道：“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痛斥所谓的“礼”，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认为“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他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洁白无瑕的，是后天的污染，使它变得污秽不堪了。所以，他极力提倡抛弃所谓仁义的说教，让人学道“归根复命”。学道就是为了清污，修道的过程就是“净除心垢”的过程。这和佛陀的看法不谋而合。因三圣而形成的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明显区别，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⑴他们的时空不同：佛陀观照三世，老子关注二世，孔子关心一世。佛陀观照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的“因缘相续”和“因果业报”；老子不仅关注今世如何“治国安民”，还关注来世如何“死而不亡”“长生久视”；孔子最为现实，只关心今生今世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⑵他们的目的不同：佛陀利众生，老子利国民，孔子利国君。佛陀所言，利益一切众生，无男女老少之分，无贫富贵贱之别；老子“治国安民”“小国寡民”的言说，是既为国君又为庶民设想的；孔子的说孝、道、仁，都是为了“安上治民”，巩固国君的政权。⑶他们的标志不同：佛陀的标志是“善”；老子的标志是“道”；孔子的标志是“礼”。⑷他们的追求不同：佛陀求解脱；老子求自然；孔子求功名。⑸他们的生态不同：佛陀——洞察一切，善待一切；老子——发现大道，顺应大道；孔子——看好仕途，失意仕途。通过对三圣言行的对比，我敬仰佛陀万世传颂的利众精神；敬佩老子千古流芳的益世文化；敬悯孔子百折不饶的奋斗意志，“敬悯”就是既敬重又怜悯。毛泽东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了佛教。”佛陀不继承王位的真正原因是，他发现无论多么伟大的帝王，其心量都是有限的。他们即便有美好的发心，前提也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自己的父母，可以杀害别人的父母；为了本国的利益，可以侵灭其他国家。他发愿要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才历尽千辛万苦，将自己修炼成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据佛经记载，佛祖29岁时，为寻求解脱之道，他削发为僧，在苦行林中苦修6年，却未见悟道成佛的消息，身体已骨瘦如柴，体力不支，于是到河里洗净6年的身垢，接受牧羊女苏耶妲的乳糜供养，康复了身体。追随他的5个人，见他不再苦修，以为他生了退转心，都离他而去。他一个人来到迦耶山的菩提树下，许下誓愿：“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他在这颗树下冥想了49天，战胜了身心内外的一切魔障，焕发出冥想的最高智慧，终于在35岁那年的一个夜半，豁然觉悟了宇宙间的一切真理，从而具足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成佛后，他创立了慧光普照十方众生的佛教，讲经说法45年，80岁在娑罗树下寂静涅槃。我觉得，佛祖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伟大的先知先觉者，是人类最早的最伟大的心物辩证学家。西元前587年，他就发现世间一切有形物质皆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和合而成，比古希腊的博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发现天体和地球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早两百多年。可以说佛祖是最早最伟大的宇宙学家。随着科技的进步，佛陀所言不断被证实。如：佛说宇宙不只一个，有“三千大千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印证了宇宙的确浩瀚无际，已知有万亿个星球；佛陀在《金刚经》中说的“诸微尘”“微尘众”，指的是世俗人看得见的细微物质和看不见的暗物质，这种暗物质像三千大千世界粉碎了那样，多得无法估量。2013年3月，中央各大媒体报导，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宣布，已用太空粒子探测器阿尔法磁谱仪观测到，宇宙暗物质占90%以上，人们可见的物质只有5%，印证了佛陀所言真实不虚。关于宇宙中的“微尘”，现代科学家也找不到更好、更精准的词语来表达，只能沿用佛祖说的“微尘”。老子的《道德经》真是千古绝唱！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有学者甚至说：《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他的三五个字就够我们享用一辈子。老子告诫世人：五彩缤纷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纷乱的声音，使人听觉不敏感；食物的各种味道，使人味觉迟钝；纵情围猎，使人内心疯狂；稀罕的器物，使人操行不轨。所以，圣人只为内在的宁静而生活，不求表面上感官的物欲诱惑，因此他们知道，只有去掉贪婪，才能获得自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与佛陀开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生六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六尘生六惑〔诳、谄、憍、恼、恨、害〕，内涵非常相似！正是这些尘垢，污染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无法看清和明白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据专家考证，“自然”一词，在中国是老子最早使用的。“道法自然”的“自”指自性，“然”指本然。道法自然，就是“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效法自然规律。我觉得老子的“自然”和佛陀的“法尔”“如是”，说的是一回事：诸法本来如此，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佛陀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说的是一回事；老子的“道法自然”和佛陀的“究竟涅槃”说的是一回事。两个处在不同国度又从未谋面的人，在同一时代，相距不到70年，先后提出内涵如此相同的正见，真是世所罕见！老子因他的五千言《道德经》而与世长存。鲁迅说：“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林语堂说：“老子的隽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要装饰便可自闪光耀。”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将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俄国托尔斯泰说：“孔子对我影响很大，老子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道德经》的境界之广大、思想之深刻、用词之简洁、文字之优美，在所有的经典中，无与伦比，堪称一绝。专家于天罡非常严谨地选择辞汇，不溢不损，这样概括老子：写就了一部经书；创立了一门学说；影响了一批圣人；启蒙了一个宗教；结构了一种文明；惠及了整个世界。孔子的人生目标是谋取一官半职，他向弟子传授礼乐文化，也是为他们入仕为官着想。他向各国君王游说的都是“政”，他回答弟子们和国君们的“问政”，在《孔子言行录》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孔子是最讲政治的政治大师，可他的弟子硬要写他从不“言政”。可见，“政”在他们心目中并非是什么光明的东西，不然是不会像讳言“鬼神”那样讳言“政治”的。孔子生命不息，求官不止的精神可嘉，值得敬重。他一生在70个诸侯之间游说，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国君们的政权，可结局却是被一国一国地炒鱿鱼，实在可怜。据史书记载，他自己也为此痛哭过。孔子看好仕途，拚命追求，最终失意仕途，或许国君们的招贤纳士，原本就是当猴子耍，或许与他自己的言行不一有关。按他忠君爱国的倡导，在自己的国家，谋得了代理宰相的高管之位后，就该好好辅政效忠鲁哀公的。谁知，当齐景公听从晏子的计谋，暗中尊敬他，许诺他当齐国辅相后，过了一年，他真的就离开鲁国，投奔齐国了。可他满怀心喜地来到齐国，齐景公却不用他。因为晏子对景公说：孔子的那些繁饰邪术能使君主迷惑，盛设的那些声乐能使民众愚淫。景公想到他对本国本主都不爱不忠，怎么可能效忠自己。于是，也背信弃义，不守诺言，只赠给他厚礼，不用他当辅相。孔子尝到了别人对自己言而无信的苦果，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狗”，多次在鲁、衞、陈、楚等国之间跳槽。由于求高官无望，最后，连鲁国一个谋反的家宰〔管家〕公山弗扰，召请他去当谋士，一个晋国搞叛乱的邑宰〔县长〕佛〔bì〕肸〔xì〕，招聘他去当助手，他都答应去。如果不是被弟子子路坚决拦住，他就成了管家手下搞谋反的谋士，或在县长助手岗位上搞叛乱，就不会成为今天誉满全球的孔大圣人了。那些没有统治过天下的历代文人们，都讴歌孔学如何了得：“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打了天下坐了天下的毛泽东则说“孔学名高实秕糠”。他这样说，我觉得理由有两个：一是历代文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用《论语》治出的“天下”一个接一个地灭亡了，谁以孔学治国谁亡国；二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绵绵不绝国无宁日，或许他将伪君子的滋生，归罪于了孔学的代代说教。但毛泽东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他称赞过“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历史表明，孔子倡导的“仁”“义”“忠”“信”等等说教，虽然他自己不能完全做到，有时甚至说一套做一套，但用来教育别人确实是好东西。在三大圣人的教诲中，我得益于孔子的名言主要有：和为贵；不耻下问；言必信，行必果；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佛陀的诸行无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恶有报，自净其意，以及老子的上善若水，福祸相依，道法自然，等等，对我心灵的影响更为深刻。对时下“国学大师”们的孔学演说，我持“两个凡是”态度：一、凡是以孔子的言说，导人向善的，我都将他们归于我尊敬的师表队伍；二、凡是为孔子主战、杀人、使诈等恶行劣行辩护，甚至当做大智慧加以讴歌的“大师”，我都把他们归于雪漠笔下的“讴歌罪恶的拉拉队”。因为他们的演讲，同炮制暴力影视制品、制贩教唆孩子杀人的电子游戏的人一样，干的都是毒害人心的罪恶勾当，其危害甚至比这些混混文化人更大，因为他们打的是“大师”的招牌。对孔子的求官行为，我毫无贬低之意，在阶级社会里，世人追求权力和金钱，非常正常。佛陀自己不当官，从未反对好人当官。好人当了官，起码不会好杀人。我一向主张，想为人类做大好事、大贡献的好人圣人，应尽力当大官、挣大钱。因为好人当了大大的官，掌了大大的权，或赚了大大的钱，为人类做大好事的大理想，才有可能得以大大地实现。不说别的，单说惩治腐败，若想惩治一个大贪官，你的权力必须比他的更大才办得到，只有你同意，才能“双规”他，从来没听说过小官能够“双规”大官的。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甘肃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