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恩：元朝经营西北与维护边疆安全初探
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指忽必烈中统建元以后的元朝，即从1260年至1368年，西北的地理范围指今天的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但在具体论述中，时间范围会涉及大蒙古国时期，地理范围会涉及五省之外如内蒙古、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在整个蒙元历史进程中，西北地区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战略地位也是不同的。元代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是元朝西北地区稳定与否、边疆安全与否以及元朝中央政府是否能够牢牢掌握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的晴雨表。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后到蒙古灭宋以前的这段时间内，西北地区分别被金朝、西夏、西辽，还有南宋和吐蕃等政权所割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即开始向西、南扩展。但无论是向西还是向南进军，西北地区都是必经之地，蒙古不消灭西北地区的割据政权，便很难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在蒙古统一西北的过程中，畏兀儿首先臣服于蒙古。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的亦都护是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他们接受西辽的统治。西辽为了加强对畏兀儿的统治，在畏兀儿境内设立少监一职专门监管畏兀儿事务。少监常驻高昌（元译哈剌火州，又称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监视畏兀儿首领的活动，并向畏兀儿人征收苛捐杂税。因为少监为所欲为，骄奢跋扈，因此畏兀儿和西辽少监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成吉思汗西征时，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认为摆脱西辽残暴统治的时机来了。1209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死西辽少监。当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臣到达畏兀儿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殷勤地款待了使者，立即向蒙古臣服。成吉思汗非常高兴，遂将女儿也立可敦嫁给他，并赐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为“第五子”。降服了畏兀儿之后，成吉思汗即刻发动消灭西辽的战争。当时乃蛮王子屈出律窃取了西辽的统治权。屈出律统治下的西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十分尖锐，政权极不稳固。成吉思汗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攻灭了西辽。尽管“讹答剌事件”引发了成吉思汗的西征，但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并没有忘记西北地区。其实早在1205、1207、1209年，成吉思汗就发动了对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割据政权——西夏的军事进攻。1218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未能协助蒙古追击西辽为借口，再度攻西夏。1224年，成吉思汗还在西征途中，又令木华黎之子字鲁进攻西夏。西征结束后，从1225—1227年，成吉思汗举大兵全力征讨，采取分化夏金联盟的策略，南北夹击的战术，最终迫使西夏国主李投降，西夏在蒙古铁骑的六次征讨下灭亡了，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在这次战争中病亡。攻灭西夏后，蒙古没有了后顾之忧，遂全力从事灭金之战。成吉思汗计划首先攻灭西夏，再经西夏迂回灭金，然后灭宋，统一全国。这个战略任务因为成吉思汗病死而落到大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身上。成吉思汗死前曾留下遗嘱：“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太宗窝阔台按照这一战略战术，由西北东进，假道宋朝，联宋灭金。显然，占据西北是蒙古东进灭金，进而灭宋的保证。同时，西北地区对蒙古统一西南的吐蕃、大理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窝阔台时期，封次子阔端于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阔端受封后，通过对吐蕃各教派的深入了解，充分意识到藏传佛教对于蒙古统一吐蕃的重要性。而原西夏领地和吐蕃割据的西北青海一带，在蒙古灭夏之前藏传佛教即已十分流行。可见，西北地区不但是元朝从地理上联系西南蔵区的桥梁，而且也是蒙古统治者从宗教文化上联系吐蕃的重要地区。阔端正是充分利用了藏传佛教地区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辅以军事威慑的同时，通过和谈的方式，最终和西藏势力最强的萨迦派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从而奠定了吐蕃归附元朝的基础。早在蒙古灭金前，降蒙金将郭宝玉就提出了“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的战术主张。1252年，宪宗蒙哥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于是派遣弟弟忽必烈和老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绕道吐蕃，出征大理，以“斡腹”之术，迂回到南宋后方，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攻宋。次年，忽必烈从位于西夏故地的蒙古军事基地六盘山率大军南下，过甘肃临洮，抵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分兵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进围大理，并于年底攻占大理城。大理灭亡之后，中国版图内就只剩南宋一个政权和元朝相对抗。灭宋战争中，忽必烈以“当天下一面”、“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二陲”的陕西作为西北、西南用兵的大本营，最终南下四川，沿江东进，攻灭南宋。由上所述，可见西北地区在整个蒙元统一全国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蒙古汗位继承的争斗，尤其是拖雷家族从窝阔台家族手中夺得汗位，导致西部诸王和元朝的矛盾日趋尖锐。而窝阔台家族和托雷家族两大派系的斗争，更是被日本著名学者安部健夫称为“蒙古汗国之癌症”，这足显西部叛王对元朝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从13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武宗至大三年（1310），西北诸王之乱对元朝的西部边疆安全和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双方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至大三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尽率部众，归命阙庭”，正式归附元朝，标志着双方的军事斗争总算告一段落。其后楚王牙忽都在元朝庆祝察八儿归附大会上说：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统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惟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部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地大物众，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训，世祖诵之，臣与有闻，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请有以整饬之，则人将有所劝惩，惟陛下鉴之。牙忽都的话，“清楚地说明了在蒙古贵族心目中，西北诸王之乱在元朝政治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察八儿归降后，元朝西北戍军潜在的目标只剩下察合台汗国，这是导致双方关系重新变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窝阔台汗国的灭亡、察八儿的归降，并没有使元朝的西北边疆安全有多大改变，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的对峙依然是剑拔弩张。仁宗延祐元年（1314），双方再次爆发战事。在仁宗的统一号令下，驻守西北的各支元军协同作战，其中原驻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之西的脱火赤丞相和床兀儿等人所部军队，以及镇守河西、哈迷里一线的宽彻等人所部军队，奉命开进察合台汗国。这场战争持续两年，最后元朝取得了胜利，夺取了察合台汗国大汗也先不花在塔剌思和亦思宽的冬营地和夏营地，但元朝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到了元末，察合台汗国经过长期的渗透，势力范围扩展到吐鲁番以东、罗布泊一带，而元朝则-步步放弃了对今天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控制。由此可见，整个蒙元时期，元朝的边防压力主要来自西北诸王的叛乱，双方断断续续、大大小小、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冲突一直持续到元末。不仅如此，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元初的分封，加上西北地区在全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联系东西方交通方面的枢纽作用，这里是窝阔台系、察合台系、拖雷系诸王，以及弘吉剌部驸马系贵戚、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和诸如巩昌汪氏、肃州达鲁花赤唐兀举立沙家族、临洮赵氏地方世侯等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争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因此，在元代西北地区的“舞台”上，往往可以窥见元朝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刀光剑影的厮杀，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元朝历史的一个缩影。显而易见，元朝政府为了完成王朝统一和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对西北地区的经营自不待言。具体而言，蒙古统治者主要采取了分封亲王出镇驻守、屯驻重兵防御进攻、笼络世侯为国出力、建省设官加强统治、平叛削藩维持稳定、移民实边充实劳力、开展屯田保障供给、修建驿站便捷交通、尊孔崇儒兴办教育、多种宗教信仰自白等种种措施，苦心经营西北地区。鉴于西北地区的重要性，历代蒙古大汗往往分封子弟、驸马等前往西北镇守，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如窝阔台分封阔端，忽必烈分封忙哥剌、阔阔出、爱牙赤等，均属这种情况。河西地区受封的还有窝阔台系诸王、察合台系渚王，贵戚有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系等。其中世祖至元间，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诸于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反对海都失败后，出伯（亦称术伯）和合班率族人逃入元朝，忽必烈遂将他们安置于河西一带守边。至元末，出伯因防守海都、笃哇的进攻立下战功，破封为威武西宁王，后晋封豳王。上述封王往往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为元朝的统一和西北的边疆稳定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阔端对元朝统一西藏即作出了卓越贡献；安西王开府关中，“秦蜀夏陇，悉归控御，宸眷西顾，实为藩辅，稽古建官，一新庶政，发号施令，恒以爱养基本为务。蠲赋税之常调以恤群生，省徭役之重困以息众力。平狱宽刑，去瑕荡秽。弛山泽之禁，罢关市之征，无非便利之道”；而察合台系出伯和合班子孙袭替王位，担负着防御察合台汗国进攻的重任，为元朝的西北边疆安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代边疆安全的最大压力来自西北地区。面对西部虎视眈眈的窝阔台、察合台两大汗国，元廷自然要在西北屯驻重兵，以保证边疆的安全。即便是在困扰元朝政府长达50年之久的西北诸王之乱，随着察八儿的归附而宣告结束之后，元朝和西部汗国的军事对峙依然十分严峻。波斯文史料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伊利汗国史臣哈沙尼在《完者都史》中写到：合罕的军队的前锋BHIRKA（?）在边界上，如同并联的手指一样相连地驻扎着。与之相时、相平行的也先不花的军队也有禹儿惕。首先，与占据其禹儿惕阔客·火亦（KUK HUT）的都哇之子也先不花和也不干相峙，属于合罕之军的不花元帅（BuaqWīnshā）之子脱火赤（Tūghāgī）丞相，率十二土绵之军，有其禹儿惕和居地，其驻夏地是野孙沐涟之畔，而其驻冬地则在火孛。紧接着他的是因征服诸国而［成为］伯顔大丞相的那可儿的钦察种的土土哈把阿秃儿之子床兀儿Dang（?）。迷里（Miri）和别帖失（Biktash）在其侧率五土绵军队驻于Qunqurtu Walai Taq。与之相对，彻彻秃（JJKTU）之子失烈（Shira）斡兀立及其那可儿忽秃忽把阿秃儿率本部人马相峙而驻。他们的下面是术伯之诸子喃忽里（LMGHU-LI，疑误，似应为Namghuli）和伯顔塔失（Biyantash）以及Qiyan之子宽闍，率十二土绵之军，驻于从Sīkhū直至感木鲁（Qāmal）和畏兀儿思单之境（Walayat）。与他们相对的是都哇之子也先不花的兄弟叶迷里·火者（Imil Khwaja）率二土绵军队驻扎着，这些都是合罕军队的西部和南部侧翼的前锋和前线。河西地区双方军队的对峙情况，哈沙尼描述说元朝军队沿边屯驻，就像手指并立，就像梳了齿一个个地挨着：例如，贵由赤（Kmkji）M（i）tīkqānk之子不剌儿只（Bulārghī）与大量的军队在巴儿思阔（Bars kül）有禹儿惕和营地。忽秃忽与之相峙而驻着。在感木鲁，合班之子率一支大军屯驻着。［为了］对抗他，机敏的Siqan和万户阿合马相峙而居。在吐蕃之地，忙古带（Mughultai）Dudinsar之子章台（Jantai）驻守备，与之相对Jabkjuk八哈石率一个千户长屯驻着。世侯世官在元初历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们“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对元朝的中央统治构成了一定威胁，所以在发生李璮叛乱之后，基本上都被元朝政府取缔了。但西北地区的世侯世官制度却与有元一代相始终，这正是元朝中央政府苦心经营西北的用意之所在。元代西北地区世袭肃州达鲁花赤的党项人唐兀氏，世袭巩昌都总帅的汪氏，临洮世官赵氏以及礼店文州的江古族按竺迩家族等，都是世官世侯制度的体现者。尤其是巩昌汪氏家族，白汪世显至其曾孙，“王者三，伯者二，侯者一，公者十一。终元之世，身为显宦者百八十余人”。汪氏家族在整个元代受到如此高的礼遇，正是元朝统治者“制约各方，稳定西北”的统治需要推行的结果，而汪氏家族“清钱币以助军力，宽斌役以恤民生，……屯兵戎，劝农桑，兴文风，理狱讼，里闾安静，边境无虞”，坚定地贯彻元朝统治者的战略意图，在防御西北诸王叛乱，稳定西北政局，发展当地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贡献。这也正是有元一代世官世侯制度能够在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元代文人王惲作《寄赠总帅便宜汪侯》一诗，对汪世显家族大加称赞：该诗歌颂了江氏家族的赫赫战功及其在西北边地担当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陇右风尘天一柱”。诗题中的“总帅便宜汪侯”，笔者认为应该指汪寿昌。江寿昌是汪世显之曾孙、汪德臣之孙、汪惟正之子。汪惟正卒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汪寿昌的生卒年是1273—1347。汪惟正死后，汪寿昌“年未弱冠，赴阙朝觐，特命受承直郎、同知兴元路事，承袭父爵，受昭勇大将军，巩昌、平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巩昌府尹，复赐玉带，授昭毅大将军，职事如故”。可见汪寿昌任便宜都总帅是子承父职。至元二十九年，汪氏家族中汪惟和也担任此职。《元史》载，该年二月，“以汪惟和为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部总帅，兼巩昌府尹，仍佩虎符”。诗的作者王惲的生卒年是1227—1304，诗前小序指出该诗作于壬辰年（即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此时离汪惟和担任便宜都总帅一职还差一月，那么王惲的诗应该不是写给汪惟和的，而是称赞汪寿昌的。设立行省等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是元朝加强在西北地区统治的另一项主要措施，忽必烈登上汗位，就于中统元年（1260）八月，设立秦蜀行中书省，治京兆（今陕西西安），旋改称陕西、四川行省。至元二年闰五月，移省治于兴元（治今陕西汉中）。三年十二月，自兴元移至利州（治今四川广元）。五年七月，还治京兆。八年二月，再移治兴元。九月，罢陕蜀行省，以陕西诸路直隶尚书省，改立四川行省。九年正月，京兆复立行省，旋罢。因同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即以王相府代行省治理陕西诸路。十七年十月，复立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安西。二十年三月，陕西行省罢。因汴梁以南至江由亲王镇之，以是知罢省后立京兆宣慰司，以安西王镇之。二十二年，复置陕西、四川行省。次年，分为陕西、四川二省，陕西行省所辖惟陕西四路五府。中统二年，元朝于西夏故地始设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治中兴府（治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省，立西夏宣慰司，后改西夏恵民局。八年，复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旋改行中书省，十年，再罢行省。十八年，改立甘州行中书省，治甘州（治今甘肃张掖）。二十二年，又罢甘州行中书省，改设西夏行中书省。次年，徙省治于甘州，改名甘肃行中书省。三十一年，甘、宁实行分治，分设甘肃、宁夏行中书省。元贞元年，撤销宁夏路行中书省建置，以宁夏府路隶属甘肃行省。元末，宁夏又曾一度复置行省至元亡。其间省制旋建旋撤，体制多变，或撤省置宣慰司，或甘、宁分省而治者，且名称亦多变换，但在分省之前，行省的辖地并没有变化，只是省治在中兴和甘州之间互徙罢了。省制的撤建及省治的互徙，与元朝限制西北诸王特权以及防止察合台后王的军事进攻密切相关。此外，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为了对付海都，曾在阿力麻里设行省，管辖伊犁地区的军政事务，但为时不长就被海都的军队颠覆了。元朝中央政府在中书省、行中书省和路、府之间，增设宜慰司一级地方机构，往往设于离省会较远的地方，“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是省和路府之间的承转机关。秩从二品，设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边陲之地，宣慰司兼调度军旅之事，故兼都元帅府，设官同宣慰司，分别兼任都元帅、副都元帅、佥都元帅事。这种地方行政机构在西北地区亦多有设置，其中陕西行省境内有察罕脑儿等处（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治察罕脑儿，今乌审旗南）；世祖时畏兀儿地有别失八里等处（治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斡端等处（治今新疆和田）；宣政院所辖有吐蕃等处、吐蕃等路，皆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还设立都护府，以畏兀儿首领亦都护掌管，领所辖高昌等城及畏兀儿人迁居汉地者词讼等事。设有大都护（从二品）、同知、副都护等官。成宗元贞元年，元朝“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北庭即别失八里，曲先是库车的古地名，曲先塔林在今新疆库车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可见，北庭元帅府和曲先塔林元帅府无疑是元朝为了抵御西部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军事进攻而设立的。元朝为了发挥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职能，又分设两个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其一即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治奉元路，监临西北、西南各省，设官、品秩与内台相同，皆下辖察院，定置西台监察御史二十员。为巡行按察各地，元初在御史台之下置提刑按察司四道。以后陆续增设，至元二十八年改名肃政廉访司，简称宪司。成宗时定置二十二道，每道设廉访使二员，正三品，下设副使、金事官等。每年除二廉访使留司以总制一道外，副使以下分立郡县按治。其中陕西行台所辖称西四道，在西北地区的有：陕西行省境的陕西汉中道（置司凤翔府），甘肃行省境的河西陇北道（置司甘州路）。关于元朝和西北诸王之间的军事斗争，刘迎胜教授在其所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至于元朝和诸如安西王等西北封王之间的斗争，笔者在拙文《元安西王忙哥剌死因之谜》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除了从军事、地方行政建置、交通等方面苦心经营西北之外，元朝政府也注意办学兴教，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早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汉地时，他就曾任命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许衡为京兆教授，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即位之后，忽必烈更是重视地方教育。中统二年，他下诏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恢复地方官学设置，并明确规定发展教育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至元初，任命姚燧为提举陕西、中兴等路学校。仁宗延祐三年五月，“置甘肃儒学提举司”。皇子安西王忙哥剌封王期间，对传统儒家文化也是大加提倡和扶持。安西王府典书、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所撰《陕西学校儒生颂德之碑》载：皇子安西王胙土关中，秦蜀夏陇，悉归控御，宸眷西顾，实为蕃辅，稽古建官，一新庶政，……贤王虑文风不振，特颁教令：凡士之居境内，皆隶儒籍，仍全复其家，敕所在毋扰，敦劝学者以风四方。士当斯时，欢若更生，何其幸欤!……我贤王敬老尚德，本于天性；命相举贤，月给廪秩，奖拔后进；开文学府，遣左右旁求经籍，增饰泮宫，广设黉宇。隆恩以育人材，厚礼以聘俊彦。俾士类出氓编之杂，无茧丝之供，获处乐土，熙熙于于。复圣道于已熄，救斯文于将坠。在安西王的倡导下，京兆府大兴儒学，出现各种尊孔兴学之举。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在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的建议下，安西王王相府颁发了一份《府学公据》给京兆路府学收执，这是一份以皇帝圣旨和安西王令旨的形式，向京兆路府学颁发的旨在保护当地儒学的公据。内容如下：王相府据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呈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道与陕西等路宣抚司并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匠人打捕诸头目及诸军马使臣人等：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恒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无得于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治罪。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使臣安下。钦此。卑职切见府学成德堂书院地土四至：东至庙，西至泮濠，南至城巷，北至王通判宅。可四至内陆土及房舍，诚恐日久官司占作廨宇，或邻右人等侵占，乞给付公据事。相府准呈，今给公据付府学收执，仍□□仰诺官府并使臣军匠人等，钦依圣旨事意，无得骚扰、安下，及邻右人等，亦不得将府学房舍四至地基侵占……至元初，中书左丞张文谦治理西夏故地时，也很重视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时“中兴羌俗素鄙野，事无统纪，公求蜀士为人仆隶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史，教以案牍。旬月之间，枢机品式粗若可观，羌人始遣子弟读书，土俗为之一变”。书院在元代比较繁荣，也是较为重要的地方“教育机关”。元代西北地区的书院主要集中在陕西，大约有8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鲁斋书院。鲁斋书院是由汪古人赵世延任陕西行台侍御史时建造的。因是为纪念许衡而建造的，所以鲁斋书院颇负盛名，不少文人都为书院题写记文或赋诗，如程文海、张养浩、许有壬等。《鲁斋遗书》还录有《又题鲁斋书院诗》一首：元代西北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在陕西和甘肃行省，也就是今天的陕甘宁地区，而尤以关中地区最为突出。畏兀儿地区因为元朝与西部汗国长期的军事对峙，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教育推广活动，当然，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元代文化的特色在其多元性与开放性，这是至为明显而应该没有异议的。”这种多元性和开放性在西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是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域，同时这里又是联系东西方的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经历了辽、宋、夏、金、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西辽等政权割据时期之后，丝绸之路随着蒙古西征再度畅通起来，操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方人，往来穿梭于元代的西北地区。元朝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和宗教采取自由宽松的政策，这对维护西北地区的稳定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元朝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的根本。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西北边地的粮食需要。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增加当地的劳动力，这在元朝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为此，元朝政府通过括充户口和迁移军民等方式补充人口。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展开大规模的括户活动。《元史》载：至元七年九月，“括河西户口”；十年十二月，罢西夏奇官，括诸色户；十六年六月，“拘括河西、西番阑遗户”；十二月，“括甘州户”；十七年五月，“括沙州户丁”；二十九年八月，“括唐兀秃鲁花所部阔彖赤及河酉逃人入蛮地者”。除此之外，朝廷明令禁止诸王、公主、驸马、诸官员等隐匿不属其位下的民户。《元典章》对此记载说：诸附籍、漏籍诸色人户，如有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曾经查对，不纳系官差发，别无经改者，仰依旧开除。诸迤北随营诸色户计，于壬子年籍后，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改头疋，或诸处寄留人等不曾附籍、即目于本使处送纳钱物之人，隶属各道。诸位下并诸投下人员招收到附籍、漏籍、放良、还俗等人户，会到合罕皇帝圣旨节该：“民户内续数出来底漏籍民户有呵，只教都属那见住州城田地里有者。其元招收来底人不须管领又奉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及中统元年诏书内一款节该：“诸路应有漏籍户并老疾、女户，截日并行分付本路管民官收系，其断事官元差头目尽行罢去。”又至元元年诸王共议定圣旨条画内一款：“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除将各位下已收人户，照依累降圣旨改正，分付各路收系当差，仍常切禁约投下人员，无得似前乱行招收。如有违犯之人，仰管民官捉拿取问是实，申解赴部，呈省究治。如管民官今后不肯用心收拾，及看循面情，纵令诸人招收人户，定是解任断罪。但即便是通过多种方式括充户口，西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元朝政府不得不向西北地区大量迁徙军民，补充劳力。窝阔台时期，曾调发平阴、河中、京兆等处居民二千前往凤翔。蒙哥汗施政期间，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委托给其弟忽必烈掌管，并让忽必烈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京兆）二者中选择一处作为封地。谋土姚枢建议忽必烈选择关中。蒙哥认为“是地户寡，河南怀孟地狭民夥，可取自益”，允许忽必烈从河南一带迁徙民众到关中地区补充户口。忽必烈采纳了蒙哥的建议，从中原一带调遣军民前往西北地区进行驻防、耕作。中统元年，元政府曾“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耕作”。至元四年，“陕西行省以开州新得复失，请益兵，敕平阳、延安等处签民兵三千人，山东、河南、怀孟、潼川调兵七千人益之”。七年，又从河南怀孟迁徙民户一千八百余户往河西居住。《元史·兵志》载，至元八年，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凡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续签渐丁，得三百人。至元中，“分甘州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千人屯田亦里黑”。元初也有不少蒙古贵族曾将江南一带的汉人当作人奴迁往西北地区从事耕作。平凉府就曾向陕西行省报吿，“有南人二十余辈叛归江南”，后被遣返原地，这些叛归江南的汉人正是被蒙古贵族当作人奴迁往酉北地区的。蒙元时期，也有大量的汉人被迁往新疆地区，如丘处机沿天山北道西行至别失八里时，看到当地从事音乐伎艺的都是“中州人”。太宗时期，中贵苦木思不花奏请朝廷拔户一万，以为采炼金银役夫和种田西域与栽种葡萄等户，阔台命令从西京宣德调遣民户充任，耶律楚材说服太宗以河南民户代替宣德民户应役。13世纪50年代，常徳奉旨使旭烈兀处时，在别失八里也看到不少汉人。在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的铁木儿忏察关，见到“守关者皆汉民”。阿力麻里城中，“回纥与汉民杂居”。其南的赤木儿城中，居民多山西并、汾移民。阇鄽（今新疆且末南）地区也有来自河西、甘肃等处的富民千人和屯田军杂居耕植。加强经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元代西北地区的屯田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大类。对于元代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的屯田，李治安教授有专门研究，并且列有“陕西行省所辖军屯”“陕西屯田总管府所辖民屯”“元代甘肃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一览表”等表格。使我们对两个行省的屯田情况一目了然。另外笔者在拙著《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中，对元代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屯田均有论述。兴修水利从陕西行省、甘肃行省、西北其他地区，以及陕西泾渠渠系的用水管理等方面做了论述，屯田从主要屯田区、元朝政府开展西北屯田的主要措施、元代西北地区屯田的历史教训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通过上述括户、兴修水利、开展屯田等诸项加强经济建设的措施，元初西北地区户口稀少、生产凋敝的现象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变，户口有所上升，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业生产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元朝经营西北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史料对此多有记载。至元元年，元朝设立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任命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朝廷以其功劳，“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陕西安西路（即京兆路，亦称奉元路)）下辖高陵县的屯田，亦取得很好的效果，“高陵古为剧县，县有白渠之利，引泾水灌溉，田极膏腴，岁收入倍它邑。以故官置屯田，输谷贮县仓，恒以万数”。至元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派遣都事杨钦修治泾渠，“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这个灌溉面积是汉代泾渠灌溉面积的十倍。至元三十一年，陕西行省任命耀州同官县雷平川人雷祯为平凉等处屯田提领。雷祯任期内“劝课有方，官民两足”。大德七年（1303），负责安西地区盐茶税收等事的安西转运司，“于常课外增算五万七千四百锭”，为此，朝廷“人赐衣一袭，以劝其功”。税收的增加，显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再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儿赤”。并且当地“户口繁多”，说明当时宁夏地区的户口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经济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元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核心是围绕着维护边疆安全及稳定进行的，这是元朝经营西北与其他地区颇为不同的一点。从大蒙古国建立伊始到元朝中后期，情况均是如此。元朝政府经营西北的战略战术的调整，各项措施的付诸实施，归根究底是为这一战略核心服务的。元初主要依靠分封亲王出镇西北，统摄西部军事，同时安抚笼络地方世侯，以完成王朝统一战略目标。统一之后，元廷主要通过行省、行台及廉访司、行枢密院、宣慰司等派出机构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北的直接控制。元朝在西北地区的地方建置，主要是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但是这两个行省和其他各行省如河南、岭北、四川、云南等比较，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军权较弱。这是因为元初分封的诸王，西北地区的各种地方势力的权力依然很大，他们往往手握重兵，因此元朝政府又不得不依赖这些力量以加强与西部汗国的对抗和维护西北的稳定。这就难免形成了一种以行省为主导，同时“又掺入蒙古宗王、行御史台及廉访司、都万户府多种军政力量的复合体制”。这种复合体制在元朝对抗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及维护西北地区稳定的过程中，的确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以陕西行省为例，到了元代后期，当行省及其所属军队在镇压红巾军起义大大消耗了兵力之后，面对红巾军的大势进攻，行省却无法与之抗衡，甚至不得不向河南的武装求助。《元史》对此记载说：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辞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至正）十七年春，红巾陷商州，夺七盘，进据蓝田县，距奉元一舍，思诚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鲁帖木儿邸，众汹惧无言，思诚曰：“陕西重地，天下之重轻系焉。察罕帖木儿，河南名将，贼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将嫉客兵轧己，论久不决，思诚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将安归！”乃移书察罕帖木儿曰：“河南为京师之庭户，陕西实内郡之藩篱，两省相望，互为唇齿，陕西危，则河南岂能独安乎？”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得书大喜，曰：“先生真有为国为民之心，吾宁负越境擅发之罪。”遂提轻兵五千，倍道来援，思诚犒军于凤凰山，还定守御九事，夜宿台中，未尝解衣。同官潜送妻子过渭北，思诚止之，分守北门，其属闻事急，欲图苟免，思诚从容谕之曰：“吾受国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报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迟与速耳。”众乃安。既而援兵破贼，河南总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儿擅调，遣人问之，思诚亟请于朝，宜命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仍令便宜行事，诏从之。王思诚和陕西宗王等商议，最终求助于河南武装才平定了当地红巾军，但导致了察罕帖木儿乘势进入陕西，开启了陕西行省被军阀势力控制的局面。元朝在西北边地开展的屯田，往往也是和元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核心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甘肃行省较大规模的民屯和军屯，对于部分供给驻屯军队军粮，支持元军抵御西北叛王海都、笃哇的进攻和稳定境内的统治，均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亦集乃路的屯田，元朝政府在至元中后期，曾从甘州等地调遣新附军人开展军屯，同时又以当地的西僧余户开展民屯，尽可能“疏浚管内河渠”，发展灌溉农业。据黑城出土的文书显示，亦集乃路开凿的灌溉渠道有合即渠、额迷渠、沙立渠（又作沙剌渠）、吾即渠（又作吴即渠）、玉朴渠、耳卜渠等。元朝在亦集乃路不遗余力地开展屯田，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而根本目的则是为西北大军提供军粮。因为亦集乃位于甘肃行省纳怜道和从河西走廊沿黑水北上，过川进入岭北行省的南北交通要道的十字交叉处，是向西北大军提供军粮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亦集乃的屯田就不仅仅是发展当地农业生产那么简单了。再如别失八里、斡端和过川军等屯田和元朝军队在上述地区的军事攻势和驻屯也是同步的。其临时性，又直接为元军在上述地区时而大举进攻，时而被迫后撤的军事形势所造成。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直接控制，防止西北诸王和地方官员势力坐大或者贪赃枉法，从而影响到西北地区的稳定，这也是为元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核心服务的。如安西王忙哥刺和其子阿难答，本来是朝廷分封的西北宗王，是朝廷在西北的臂膀，是镇戍西北的重要力量，但最终因为势力坐大，走上了对抗大汗甚至是参与发动宫廷政变的道路，忙哥剌、阿难答因此而被大汗处死。再如察合台后王出伯，至元间投归元朝，受到世祖忽必烈的重用，担当起在西北边地抵御西部汗国的重任，曾与海都在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一带交战。后来笃哇占据火州以后，他率领部下退守到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瓜州（今甘肃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出伯“在西边十余年，为朝廷倚重”。他“一生为合罕效劳，并死于为合罕效劳”。“豳王出伯家族奋起于西域，脱离察合台汗国叛乱势力而东归元朝，临危受命，出镇河西至西域东部地区……其兵锋甚至西指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和田、喀什诸地，北方鞭及蒙古高原，始终站在平定西北叛乱势力的最前线”。可见出伯捍御西陲，为元朝对抗西部汗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成宗时封他为威武西宁王，武宗时又封为豳王。但即便如此，朝廷对出伯还是有所防范。武宗初继位，出伯就上言说:“瓜州、沙州屯田逋户渐成丁者，乞拘隶所部。”但中书省臣却认为：“瓜州虽诸王分地，其民役于驿传，出伯言宜勿从。”这显然是限制出伯壮大势力的措施。再如成宗大德七年，甘肃行省以平章政事合散为首，贪赃枉法，导致军需钱粮出现问题。当时“大军屯驻甘州”，军需钱粮一旦产生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军心的稳定。对此，成宗铁穆耳采取了措施进行处置。该年三月，“甘肃行省供军钱粮多弊，诏徙廉访司于甘州”。此处的廉访司，当即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属于陕西四道之一，隶属陕西行御史台。该司置司本来就在甘州路，不知此处“徙廉访司于甘州”何指。但不管怎么说，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显然是介入了对甘肃行省供军钱粮问题的调查。紧接着，朝廷“罢甘肃行省差调民兵及取勘军民站户家属孳畜之数”，这应当是廉访司调查后很快做出的一项处理措施。两个多月以后的闰五月，大概是廉访司掌握了甘肃行省供军钱粮问题的首犯是行省平章政事合散等人，朝廷于是做出了处罚决定：“甘肃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盗官钱十六万三千余锭、盐引五千余道，命省台官征之。”之后，六月，又“命阿伯、阿忽台等整饬河西军事”。这应当是朝廷对合散等人因贪赃枉法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局面的修整。元朝经营西北地区的这种战略核心，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王朝没有统一之前，西北地区由西夏、金、西辽、南宋、吐蕃等政权割据，这些割据政权是蒙古统一的对象。第二，在蒙古灭金、灭宋过程中，西北地区是后方军事基地，尤其是陕西“当天下一面”，“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是元朝西北和西南用兵的大本营。第三，王朝统一完成后，西北地区直接面对西部两大汗国（后期主要是察合台汗国）的军事进攻，这里是元朝最重要的边防要地，也是有元一代边防压力最大的地方。第四，西北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也是元朝中央政府通往西藏等西南地区的桥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五，元代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迁徙对流频繁，民族间的分化与重组互相交叉，多种宗教并存，因此这里是元代民族和宗教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第六，元代西北地区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往往变化无常。这里是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拖雷系诸王，以及弘吉刺部驸马系贵戚、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和诸如巩昌汪氏、肃州达鲁花赤唐兀举立沙家族、临洮赵氏地方世侯等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争斗得最为激烈的地区。“元之叛藩与国终始”，元朝政府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除了要面对西部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后王的军事进攻之外，同时还要应对来自以各系亲王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破坏，甚至是叛乱。与其他地区相比，这种情况在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频繁，表现得也最为突出。因此，元代西北地区的“舞台”上，往往可以窥见元朝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刀光剑影的厮杀，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元朝历史的一个缩影。元朝经营西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的地方很多，应该说也很深刻，拙文尚难以做到将元朝经营西北的经验和教训的方方面面都总结出来。以下所谈所谓经验和教训，只是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思考该问题时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而已，不见得一定贴切或准确。笔者认为元朝经营西北的经验，以下两点似乎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利用各汗国和汗国内部的矛盾来维护和巩固元朝的边防安全。如蒙古统治者在对抗西部两大汗国期间，就利用两大汗国的矛盾，联合察合台汗国消灭了窝阔台汗国，从而减少了一个对抗劲敌。在与察合台汗国对峙的过程中，分封归附元朝的察合台大汗阿鲁忽之子出伯、合班等人，令他们驻守西北边地，成为对抗察合台汗国的前锋部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元朝联合伊利汗国，对抗其他两大汗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轻了元朝西北边疆的威胁和压力。伊利汗国是旭烈兀西征时期建立的。宪宗时期，为了征服中亚西亚的木剌夷和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旭烈兀西征期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取胜。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封其弟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遂在自己的封地里建立了伊利汗国，并向忽必烈继承汗位表示拥护。因为忽必烈和旭烈兀同为拖雷之子，是亲兄弟，于是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所以与其他两大汗国相比，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伊利汗国的大汗，也只有在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以后才算合法。元朝在和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对抗期间，伊利汗国也和察合台汗国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这无疑减轻了元朝的西北边防压力。第二，比较宽松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西北地区的民族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元代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西方进入元朝的交通要道，民族的迁徙和对流很频繁。这里不但有大量的蒙古人和汉人，而且还有回回人、畏兀儿人、唐兀（河西）人、吐蕃人等多种色目人。其中回回、畏兀儿、唐兀是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他们在色目人中人数较多、地位较重要、所起作用较突出，因此元朝的官方文书也常常用此三种人来代称整个色目人。民族不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亦不尽相同，这里不但有传统的汉传佛教、道教，也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流行。尽管蒙古统治者比较推崇藏传佛教，各宗教也存在争宠现象，但元朝西北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自由的。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马可波罗行纪》中，都记载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忽必烈对各种宗教，也是均持礼遇的态度：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Moise)，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Cakya -Mouni)。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蒙古统治者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地区稳定提供了宗教政策上的保障。至于元朝经营西北的历史教训，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元朝在西北地区推行行省与诸王并存分治的体制，但这种体制与元廷中央集权政治之间是矛盾的。尽管这种体制中行省和出镇诸王之间有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一面，但对于中央政令和措施的推行，无疑有掣肘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元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如安西王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出镇诸王和元廷之间对西北地区民户、土地的争夺，察罕帖木儿进入陕西以后，开启了陕西行省被军阀势力控制的局面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关于安西王和元朝政府之间的斗争，《元史》对阿难答和成宗之间的较量有比较精彩的记载。元贞元年二月，“安西王相铁赤等请复立王相府，不许。”次年正月，安西王傅铁赤、脱铁木而等复请立王相府，成宗明确表示反对，并对安西王府加以指责：“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但阿难答并没有就此罢休，又遣使向朝廷索要财物。成宗再次训斥了阿难答：世祖以分赉之难，尝有圣训，阿难答亦知之矣。若言贫乏，岂独汝耶？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饥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第二，元朝政府采取用巨额赏赐换取西北封王等地方势力的权力和忠诚的办法，对西北诸王、公主、驸马、其他皇亲国戚、百官、寺观、僧道及各种相关人员进行滥赏滥赐，但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对元朝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一定程度地助长了西北地方势力的贪欲和野心。“泛滥赏赐”是“元朝财政上的癌症”，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最终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元朝法典《至正条格》“赏令”篇即专门列有“泛滥赏赐”一目，共收有5条条格，由此也可看出“泛滥赏赐”对元朝政府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了。试举一例以明之。仁宗延祐五年六月，御史台向仁宗上奏：御史台奏：“监察每文书里说有：'近年以来，勾当里行的官人每，他每都要着名分，请着俸钱，因嫁着女孩儿、娶媳妇儿，或买田宅，为私己的勾当其间，互相结托，上位根底题奏，索要钱物的哏多有。为这上头，钱物不敷支用有。真个有功劳合赏的人每根底与赏有，其余因着私己的勾当索要钱物的，上位根底奏了，合住罢。’么道，俺商量来，他每说的是有。今后似这般勾当，教住罢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惩说的是有，教省家便行文书住罢了者。”对于元代西北地区而言，因为这里的封王多，驻军多，世官世侯多，寺观、僧侣也多，并且这里是宣政院通往大都及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元朝政府出于稳定西北、维护边疆安全的考虑，对西北地区的赏赐也就很多。元朝的赏赐主要是岁赐和朝会赐赉。岁赐，亦称岁例，是蒙古皇室每年按定制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寺观等的赏赐。朝会赐赉往往是新君即位时颁发的赏赐。岁赐和朝会赐赉自然会包括西北诸王、公主、驸马、官员、世官世侯等在内，但除此之外，元朝对西北地区相关人员的各类赏赐也非常惊人。下面仅以朝廷赏赐给西北诸王、功臣的金银举例，其数额就非常可观。如中统元年，忽必烈赏赐在西北征战的诸王，合丹赐银五千两，只必帖木儿赐银八百三十三两，阿只吉赐银五千两。四年，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两。至元二年九月，“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十一月，“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三年，世祖因赛典赤治理陕西“政事修治，赐银五千两”。十九年，“赐诸王阿只吉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大德七年，赐安西王阿难答金五十两，银、珠、锦、币等物有差。九年，“给还安西王积年所减岁赐金五百两”。至大元年，因豳王出伯向朝廷进玉，武宗回赐“金千五百两、银二万两”，又赐“宽阁、也先孛可等，金二千三百两、银一万七百两”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而更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中书省的官员特意指出要节制对甘州的滥赏滥赐。至元三十年，中书省建议朝廷节制赏赐的奏议中，提到赏赐经费浩繁的四个城市，除了两都和西京之外，就是西北的甘州：“今岁给饷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经费浩繁，自今赏赐悉宜姑止”，这足以说明甘州在朝廷赏赐份额中所占比重是很高的，而这仅仅是甘州一地，加上西北其他地区，朝廷对西北的赏赐由此可以想见其规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