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塞种(吐火罗人)简史（1）：起源和迁徙
原创 牛汝辰
塞种人，又称“塞人”，波斯文献称为“萨迦”，古希腊、罗马人称其为“斯基泰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游牧部族，属于西方欧罗巴人种，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欧亚内陆一些草原地区，《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国的东边与匈奴相连,西北面是康居，西邻大宛，南面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国家。这地方原本有塞人居住。大月氏向西方迁移时，打败了塞王。塞王向南过悬度，进入了克什米尔地区，大月氏便占领了原塞王的辖地。后来乌孙王昆莫占有了大月氏的领地。所以说乌孙的人民中有塞人和大月氏人。又曾提到：从前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征服了大夏，而塞王向南迁移，塞人分散为许多小国从疏勒起，西北的休循国、捐毒国等都是塞人的国家。
所谓塞种（包括吐火罗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一个世纪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在我国，除季羡林先生对吐火罗语原典卓有成效的释读外，经王国维、方壮猷、冯承钧、王静如、岑仲勉、周连宽、季羡林、张广达、黄盛璋、耿世民、余太山、徐文堪、林梅村、杨建新、王宗维、荣新江、王欣等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对塞种（吐火罗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了。
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犁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的名称。
近二十年，国内外对于先秦时期生活于西域的古代民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丰硕，一个个西域的谜底被揭开。林梅村认为，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印欧语民族之一，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汇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1]
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2]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系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
研究吐火罗人的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近东起源说，德国语言学家亨宁1978年提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91年古提人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亨宁推测古提人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巴比伦，长途跋涉，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3]对此，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深受启发，将印欧人的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4]
第二，西域本土起源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1990年提出，认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5]
第三，南西伯利亚起源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 Mallory)博士1989年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6]
徐文堪认为,[7]塞人的语言是伊朗语，属sa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言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8]
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发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
杨希枚先生与美国人类学家C.S.Coon先生曾认为殷墟发现的大量头骨中有两个为高加索类型。[9]但对此尚有争议。今后对殷墟遗骨进行遗传基因研究，[10]或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安志敏先生则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11]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
余太山认为，按照年代，Guti与Tukri要早于小亚的赫梯人。这两者一起于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部分定居，其余继续游牧，游牧者即后来见诸中国史籍之“月氏”。“月氏”与Guti乃同名异译。“吐火罗”一名则来源于Tukri。[12]
关于吐火罗东迁的时间，余太山认为，禹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学界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颛顼的年代应该更在此前。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即东迁的Guti和Tukri。两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说者据西史推定的Guti与Tukri人在巴比伦失败的时间为公元前三千纪末，认为两者从此离开波斯西部踏上东来征途。但我们不妨设想其人的东迁可能略早于此。换言之，不能排除他们在迁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分踏上东迁征途。果然，Guti与Tukri的东来与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现正相衔接。[13]关于迁徙路线，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东迁的途中，首先到达今中国四川地区，这便是传说中有虞氏始祖颛顼之由来。[14]
余太山认为，大部分残存的吐火罗语资料是译自梵语等的佛教文献，年代在公元500—800年。经研究，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且有A和B两种方言，两者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A方言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语，其本名则为ārśi语。[15]ārśi即“焉耆”（ārgi）之突厥语译名。[16]B方言则被回鹘人称为Küsän语。Küsän即“龟兹”（Kučā, Kuči）之突厥语译名。[17]A种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及高昌一带，而B种方言则集中在龟兹，亦见于焉耆等地。
亨宁认为Guti和Tukri是两个兄弟部族，在遥远的过去共同从波斯出发，后来逐步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因此，既可用这一个、又可用另一个名称称呼他们。余太山因此认为：既然Guti和Tukri可以分别和“月氏”与“大夏”勘同，则似乎可以认为早在他们离开波斯之前，操Toɤrï语之族群已经分化成两个部落。或者说这一时期Toɤrï语业已形成两种方言。[18]
既然吐火罗人很早就来到中国，应在中国史籍中留下印迹。换言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
亨宁认为，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u之前的g变成k，i之前的t则变成č,于是Guti就成了kuči。这正是我们知道的吐火罗语B的故乡即吐火罗语地区西部的名称（库车）。kuči之名在两种吐火罗语中采用什么形式。据温特尔（Wernerwinter）教授发现，其形式是kuśiññe，伴之以orotstsewalo“大王”。在形容词形式“库车的”（“of kui”）里，第一个音节通过力重音进行弱化，第二个辅音通过与首音的接触变成了颚咝音。结果的形式也与早已知道的中世纪突厥语称kui的名称即küsăn相似。[19]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后，“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希腊人——人人都用这个新的名称称呼月氏，巴克特里亚本身也被叫作吐火罗斯坦To(āristān）即'吐火罗人之地’。似乎这个民族途中改变了名称，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国一边，到了巴克特里亚就称吐火罗人了”。[20]
而余太山则认为，其实不然，To(āristān）在汉文史籍中也有对应的名称：“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迁，征服大夏之后，才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显然有别于大夏。简言之，Guti和Tukri在东迁后早已分道扬镳。[21]
林梅村认为，[22]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是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由于它和阿凡纳谢沃文化有明确的共存关系时代应在公元前2200—前1900年。该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后来称霸西域的月氏人应是一直留守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人的后裔；随着中亚草原游牧化，最终发展成吐火罗系统的游牧部落。奥库涅夫文化兴起以及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扩张迫使一部分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天山中部康家石门子双马神岩画地处于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的必经之地，其艺术风格与天山北路文化彩陶器的男女巫师图像如出一辙，创作年代应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
雅利安人大规模迁徙浪潮迫使另一批克尔木齐人南下塔里木盆地。他们和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的羌人以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人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吐火罗系统农业部落，早期代表性文化有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匈奴兴起以前，月氏人一直是西域霸主，吐火罗语在这个时期得以推广，成为天山南北的官方语言或通行用语。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月氏人。
王欣推测吐火罗人的故乡可能在中欧或东欧某地(波兰一带),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期东迁南俄草原,又经中亚草原,穿过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到达中国北部。阿凡纳西耶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和所谓“库尔干文化”(Kurga n Culture)的一部分可能是吐火罗人活动的遗存。吐火罗人的东迁是印欧人东徙活动的一部分,其间他们不仅与其他印欧人而且与一些非印欧人也发生了接触和联系。所以,吐火罗人集团在种属、语言以至族称等方面自然夹杂着各种非吐火罗的因素,古典作家如斯特拉波所记在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前曾活动于锡尔河以北地区的四部,即Tocharoi、Asii、Gasiani、Sacarauli,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23]
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一千纪初,吐火罗等印欧人群可能到达塔里木盆地。他们在塔里木盆地的迁徙活动,似乎是沿盆地南北缘两条路线进行的。南支经且末到达罗布泊地区,在且末扎洪鲁克和孔雀河古墓沟等地留下了活动踪迹。这期间可能有部分吐火罗人留居下来,并在安得悦古城一带形成、发展为一个中心,即玄奘《大唐西域记》所称“覩货逻故国”,而其大部分则又穿过河西走廊,约在西周时期出现在中国北方。
北支吐火罗人东徙到达焉耆至吐鲁番一线时,与向西发展的蒙古人种群体相遇,其向东发展势头受到遏制,未能继续东进,遂逐渐在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绿洲上留居,转而从事绿洲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经数百年发展,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佛教传入,他们又借用一种印度婆罗谜字母斜体拼写自己的语言,从而留下了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上极其重要的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文献。作者认为: 焉耆盆地发现的以查吾乎沟口诸墓地为代表的距今3000—2400年内的青铜文化,是吐火罗等印欧人群体迁入的结果。而东徙到罗布泊一带的吐火罗人似有北向发展的迹象,其表现是哈密发现的焉不拉克文化,出土人骨在第一期墓葬中欧洲人种有一定增长。吐火罗人在东徙过程中,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留下了一定的影响,如对尼雅所出佉卢文书所用语言的分析研究,证明其中有吐火罗语底层存在,被称为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24]
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河西一带吐火罗人因受月氏、乌孙之间争战影响,沿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余部则退保南山。至公元前177年前后,月氏在匈奴打击下亦西迁中亚,史称“大月氏”,其余部“小月氏”则同敦煌南山残留的吐火罗人相混合。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吐火罗人余部可能仍与“小月氏”一样过着游牧生活,并可能与当地羌人部落发生接触。降至隋唐,这些吐火罗人重新出现在汉文、吐蕃文、于阗文文献记载中,如吐鲁番文书的Phod-kar，指活动在河西和楼兰地区的吐火罗人。
至10世纪后,他们可能汇入了被称为“仲云”的民族融合体中。此外,塔里木盆地南缘吐火罗人后裔的一部分被称为“龙家”的焉耆吐火罗人后裔也相继进入河西。于阗语文书的Gara、dūm和Ttaugara都指吐火罗人,他们曾汇聚于河西,但已经是三个不同的部族了。[25]一般认为婼羌为羌族的一支,婼羌国中的主体民族是羌人当属无疑。但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依黄文弼先生考证,“去胡来”当为族名,或即吐呼罗之对音,大夏之异名,故婼羌国人应有吐火罗人,至少其统治民族为吐火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