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
既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又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理想生活是怎样？《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理想和现实本来是相对立的。超越日常生活，和即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之中，也是对立的。在中国旧时哲学中，有动静的对立，内外的对立，本末的对立，出世入世的对立，体用的对立。这些对立，简言之，就是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即在统一这种对立。“极高明而道中庸”，中间的“而”字，正是统一的表示。但如何使极高明和中庸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自古至今所要解决的问题。此问题得到解决，便是中国哲学的贡献。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同者只一点点。照我的意思，是在有觉解与否。禽兽和人同样有活动，而禽兽并不了解其活动的作用，毫无自觉。人不然，人能了解其活动的作用，并有自觉。自觉和了解，简言可称之为“觉解”。人有了觉解，就显出与禽兽之不同。事物对于人才有了意义。觉解有高低之分，故意义亦有多少之别。意义生于觉解。举例以明之：比如现在这里演讲，禽兽听了，便不知所以，演讲于它毫无意义；未受教育的人听了，虽然他了解比禽兽为多，知道有人在演讲，但也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演讲于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假使受过教育的人听了，知道是演讲哲学，就由觉解生出了意义。
宇宙和人生，有不同的觉解者，其所觉解之宇宙则一也；因人的觉解不同，意义亦各有异。这种不同的意义，构成了各人的境界，各不相同。自然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不了解其意义与目的，无非凭他的天资（本能），认为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如入经济系的学生，他是认为对经济有兴趣，岂不知道读了经济有什么好处，这是由于顺才。如进入经济系的学生，有人因为入经济系人多即加入的，原无兴趣关系，更不明白益处所在，看见大家去，自己也便去了，这是由于顺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不知作息之所以，也是由于顺习。他如天真烂漫的小孩，一无所知，亦属自然境界；高度工业化的人，只知道到时上工退工，拿薪水，也可以说是自然境界的。
图谋功利的人，对于行为和目的，非常清楚，他的行为、他的目的都是为利，利之所在，尽力为之，和自然境界的人绝然不同，其行为如为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提高个人的地位，皆是为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之，为己求利的行为，是功利境界。为人求利、为整体求利的行为，可称为“义”，是道德境界。一个人为什么要行义？照儒家说，并没有为什么，如有目的，那就是功利境界了。据儒家说，这种境界里的人，了解人之所以为人，认识人之上还有“全”——社会之全。人不过“全”之一部分，去实行对于“全”之义务，所以要行义。孔孟亦说人不能离开人伦，意亦全体在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其意是：人必须在政治社会组织中，始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否则不能成为人，无异一堆肉，俗谚所谓行尸走肉而已。正像桌子的腿，离了桌子，不能成为桌腿，不过一个棍子而已。所以个人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替社会服务。但也有人说：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社会是压迫个人自由的。可是在道德的观点来看，便是错误。如果认为社会压迫个人，主张要把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的话，无异说梁为房子所压迫，应予解放；但是解放之后，梁即失了作用，不成其为梁了。天即宇宙，要知道，哲学所说的宇宙和科学所说的宇宙是不同的。科学的宇宙，是物质结构；哲学的宇宙，是“全”的意思。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内，亦可称之为大全。在这种“全”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要离开宇宙，也不能问宇宙以外有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宇宙是无所不包的。天地境界的人，了解有大全，其一切行为，都是为天地服务；照中国旧时说，在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在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在功利自然境界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了。不过他的境界虽高，所做的事，还是和一般人一样。在天地境界的人，都是为天地服务，像《中庸》所说：“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并非指人能有呼风唤雨移山倒海之奇能。要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天地之化育。如了解其是天地化育之化育，我们的行动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否则，即为天地所化育了。就像禽兽与草木，因为它不了解，所以为天地所化育了。人如没有了解，也是要为天地所化育。圣人固可有特别才能，但也可以做普通人所做的事，因为他有了解，了解很高深，所以所做的事，意义不同，境界也不同。正如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妙道即在日常生活。如欲在日常生活之外另找妙道，那无异骑驴觅驴了。有人这样说：人人每天做些平常的事，世界上没有创作发明了。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创作发明少，由于儒家提倡平常生活，因而进步比西洋差。其实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圣人做的事，就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但并没有不准他有创作发明。总而言之，圣贤之所以境界高，并非有奇才异能。圣人的生活，原也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比一般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了解为充分。了解有不同，意义也有了分别，因而他的生活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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