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

记得在1991年《群言》杂志召开的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50周年专题座谈会上，我曾讲过我在民盟组织初期的一段经历。一晃20年过去了，民盟即将迎来它70岁的生日。作为一名有着近60年盟龄的老盟员，回想起在民盟工作的点点滴滴，不由感慨万千。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解放前，我在上海念大学，和当时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的活动。那时我经常看一本名为《观察》的杂志，上面经常刊登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的文章，费孝通、张东荪这些老盟员的名字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熟知的。尤其是通过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我开始知道了社会学，并逐渐了解到这是一门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起到重大作用的学科。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影响颇深。1948年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费孝通讲授的。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还特地去参加了一次关于社会学的活动，并在会上专门强调了社会学的重要性。

其实，我加入民盟并成为北大民盟小组的组长纯属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大学中的党员并不多，而民盟在大学教授中还有一些影响力，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党组织便通过民盟来做工作。于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下，我加入了民盟。不久，院系调整，我调到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是盟员，考虑到我在盟小组里年纪最小，做联络工作等比较方便，便被推举为小组长。那段时间，民盟组织在北大相当活跃，这其中民盟小组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的思想觉悟也提高得比较快。可能因为我盟务工作干得还不错，当时民盟北京市委会的副主委关世雄还找我谈过几次话，让我在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其实，我当时只是和民盟有了接触，并不算真正懂得民盟的盟务工作。

1986年底，我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以后，我与盟组织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起来。印象中，我实实在在为民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987年下半年，受费老的委托，负责筹备民盟在次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内容与教育问题有关。为了准备这个稿子，我专门成立了由张毓茂、黄景钧等民盟干部及另外两位北大博士生组成的写作班子。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成文。之后由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做此次大会发言，反响不错。

1989年，我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民盟。记得我到民盟中央机关后的第一次出差，是代表民盟中央去桂林参加民盟中南六省区盟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开始接触到民盟基层组织的同志们，并为他们对民盟工作倾注的热忱所感染，增强了自己进一步做好民盟工作的信心。

1996年，我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坦率地讲，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因为相较这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自认为还是更适合做个教员。但我认为，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教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这方面，我深知自己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

之后的日子，无论我到哪里，无论是开会还是调研，我都会与基层盟员进行座谈。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更重要的是，从中我更多地了解了盟员的思想情况，掌握了全盟的思想动态。其实，这还是我做大学校长时候的经验。当时，我的校长办公室经常成为中青年教师们高谈阔论的讲坛，而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治校良方。所以，后来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我也坚持这种做法，多和机关普通工作人员聊聊天，了解大家的想法。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随和，大家在我面前讲话从不拘束，至今很多同志还都习惯地称呼我“丁校长”，而不是“丁主席”。我经常说：“不要讲我说的话都是重要讲话。人一生能说几句重要的话，就很不错了”。这句话还被机关同志戏称为我的名言。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和大家平等地交流，不要我说什么话，大家都拿着本子在下面记录，这样交流互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民盟今后的工作，我认为，继承和发扬费老生前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继续关注民生是最重要的。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却准确抓住了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作用，虽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并坚持做下去却很难。但正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中国的现实和民盟的状况，因此自费老提出这句话以来便逐渐被全盟所接受，并作为一个时期以来指导民盟工作的方针。过去20几年来，我们按照费老的这12字精神开展工作，保持了民盟这支队伍的稳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今天回过头去看，我愈发意识到这12字的精辟和深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希望民盟的同志们在培养自身学习和思考习惯的同时，深刻领会费老的这一思想，并在日常工作中将其发扬光大，推动民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李佳佳、冯岩采访整理）